「元祐黨人案」是北宋末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其捲入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在北宋歷史上實屬罕見。這起激烈的黨爭加劇了北宋政局的動盪，間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元祐黨爭，是一起純以政見不同而論爭不已的黨爭，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獨有一無二的。其導火索就是王安石主持的變法運動。
元祐黨爭中的蘇軾
王安石變法由於其中的不足之處很多，所以一開始就受到司馬光等人的反對。變法失敗後，司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全面罷廢新法，變法派官員先後被逐出朝廷，史稱"元祐更化"。但是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中，卻存在以程頤為首的洛黨、以蘇軾為首的蜀黨和以劉摯為首的朔黨等派別。他們政見的分歧後來演變為黨派之爭。
程頤 、司馬光和蘇軾都主張革新時弊，但革新的方式各不相同。他們不贊同王安石激進的革新方式，但彼此間的政見也是不相同的。
以程頤為代表的洛黨認為得賢才、正人心，是實現王治理想的根本。他們認為王安石變法重法令不重人才，只要符合變法的要求，什麼樣的人都可以啟用。這種無論品行的用人方式，招來了程頤的強烈不滿 。所以「洛派」本身並不反對革新，只是在用人方面與新黨看法不同。
劉摯為首的」朔黨「不主張進行大的變革，他們主張對社會進行逐步改良，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也就是說，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問題，有針對性的進行解決，而沒有必要進行全方位的改變，是一種社會改良的思想。
蘇軾為代表的「蜀派」，其實並沒有鮮明的政治思想，因而最為變化不定。王安石頒布免役法時，蘇軾不贊同；司馬光上台後恢復差役，蘇軾同樣不贊同。而這種搖擺不定的政治立場，也讓蘇軾吃盡了苦頭。
元祐初年，蘇軾始終處於政爭旋渦中，不得不多次自請外放。元祐元年十一月，程派左司諫朱光庭就學士院考試題攻擊蘇軾，說蘇軾出的題目是「借而喻今，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國之難易，縉紳見之，莫不驚駭。」
元祐四年，監察御史王彭年又攻擊蘇軾「多以漢、唐人君殺戮臣下，及大臣不奉法令，欲以擅行誅斬小臣等事上進，懷挾私意，妄論政事。」
這些攻擊無都是指向蘇軾對先皇不忠，抓住蘇軾的歷史問題做文章，指出蘇軾政治上的不可靠。這些人利用強大的輿論輪番進攻，蘇軾成為眾矢之的，四面受敵。
元祐黨爭的文化背景
宋初採取的治國方略，主要是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宋太宗曾說過："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
王安石
到了宋仁宗慶曆年間，北宋儒學在批判漢唐經學的基礎上迎來了復興。大儒程頤就直接指出：「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他主張強調和重視個體的內心修養，正心、養性，才能經世致用。此時的儒學雖然出現了王安石的新學、蘇軾的蜀學、司馬光的朔學和二程的洛學等各種派別，但皆以經世致用為本。
安史之亂之後，大批北方文人南遷，使得中國的文化中心南移，帶來了南方文化的崛起。到了北宋，南方士人已躋身政壇，呈現出主持政局的局面。這必將導致南方文化和傳統 的中原文化間的碰撞。
來自南方的王安石主持變法時，其心腹愛將呂惠卿、曾布多為南人，他們與北人官僚的衝突尤為激烈。北宋新舊黨爭，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南北士人之爭。王安石代表當時南方知識分子的激進，而司馬光代表當時北方知識分子的穩健。
南北文人因政見不同之爭，是北宋新舊黨爭的主體。這是南北文化相互衝突、相互碰撞的結果。北宋正處於南方文化崛起之時，所以南北士人的衝突也更加激烈，並在元祐黨爭的中反映出來。隨著兩黨之爭的衍化，這一地域文化之間的衝突，也逐漸被政治傾軋所掩蓋。
黨爭的蛻變
新黨與舊黨以政見不同而分，政見不同在歷史上各個朝代都不稀奇，但是，北宋黨爭後來卻急轉直下，元祐黨人紛紛遠謫嶺南，他們的名字兩次被製成石碑示眾，他們的學術屢屢遇禁，政見之爭至此衍化意氣之爭，且根本置國家安危和興盛於不顧，政見之爭已完全蛻變。
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 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比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歐陽修認為君子、小人各自有黨，區分它們的唯一標準是「道」和「利」 。從《朋黨論》產生時開始，北宋士大夫政黨的萌芽也萌發了。
以君子自居的舊黨，用「君子守義，小人言利」 來反對以理財為宗旨王安石變法，表示出一付與新黨水火不相容的態度。
熙寧元豐年間，文彥博、司馬光、范純仁等重臣因為反對變法而被罷官。這些人經常在一起聚會，稱之為「洛陽耆英會」。每次聚會之時，總有不少人圍觀，成為洛陽的一大景觀。
高太后臨朝後，拜司馬光為相，「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盡行仁宗之政」，北宋迎來了又一個發展的好時期。但司馬光上台後，全盤否定新法，將舊法一一恢復，並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高太后死後，新黨重新上台，對舊黨又進行了無何止的迫害。這些行為實質上也當時雙方黨人「 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的觀念的反映。
蘇軾四面受敵的原因
蘇軾並不是個頑固的守舊派，他也知道改革的好處，但是認為改革過快會使得國家動盪，因此認為宋朝當時的國情不適宜改革。所以在新舊兩黨中，他都不討好。
司馬光去世後，舊黨由誰來挑大樑，是當時親舊兩黨都很關心的問題。蘇軾才華出眾，又深得賞識，無疑是最有可能出任執政或者宰相的人選。
元祐三年四月，高太后宣諭蘇軾：「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這透露出了太后對蘇軾的器 重，也是釋放出蘇軾有可能擔任宰輔的信號。所以蘇軾的政敵趙挺之才會對同黨們說出 「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的話。
從北宋的政治體制上來看，台諫制度是利用輿論牽制宰相權力，維持權力制衡的的一項重要制度。所以攻擊蘇軾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諫官。攻擊蘇軾的動機，當然並不是什麼「意氣之爭」，而是權力爭鬥。
從主觀上來說，蘇軾的政治取向和耿介、真摯的性格，也使他容易招來攻擊。
從王安石變法開始，新舊兩黨就已經勢如水火。站對隊伍已成為政治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關係到個人的政治成就。
蘇軾反對新法的立場是一貫的，所以司馬光會重用蘇軾；但蘇軾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並與司馬光展開了正面衝突。在那些舊黨看來，蘇軾就成了與章惇、蔡確一樣的另類，蘇軾必然要為此付出代價。
蘇軾在站隊既得罪了新黨，也得罪了舊黨。因為耿介的性格決定了蘇軾只知道表達自己的政見，而從不患得患失。司馬光是蘇軾的復出的恩人，但蘇軾還是會和司馬光在朝堂上激烈辯駁，這種個性必然招致當權者恨之。
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蘇軾不願粉飾現實，不唯司馬光馬首是瞻，也不願明哲保身，顯示了蘇軾堅定的政治操守和獨立的人格操守。
在個人進退上，蘇軾淡泊名利，不以個人進退為意，視功名利祿為「鴻毛敝屣」。他多次主動請求外放，就是為了避免陷入政治鬥爭之中，甚至做好了回家的準備。這種政治上的光明磊落和個人進退上的淡泊名利，也讓蘇軾的人格、志趣、追求更上了一個台階。
元祐黨人案折騰了七年之久，直到靖康元年，欽宗才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但還未為元祐黨人恢復名譽。直到南宋建炎三年，宋高宗下詔""申命元祐黨人子孫於州郡自陳，盡還當得恩數"後，這樁公案才算告一段落。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tw/5QMnbHQBd8y1i3sJroK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