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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有学生坚定地说：“我不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因为它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奴性！”
近年来，持此类观点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他们一般都是读书比较多，而且颇有主见的。
每当聊到这个话题时，他们总会滔滔不绝地以古代名家为例，孔子、孟子、司马迁、王勃、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辛弃疾、陆游……不少学生会用鲁迅先生《灯下漫笔》中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人生：“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
更多学生则以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为依据抵触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先生原文如下：
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样的学生多了，不得不引起我的重视。然而，鲁迅真的是要我们和传统文化断绝联系吗？果真如此，显然是有些武断了。九十年后的我们又该怎样看待鲁迅当年的观点和态度？
这段文字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同年一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鲁迅应约对“青年必读书”所作的答复。此文一经发表便引发论争，鲁迅先生曾针对反对的声音予以回击。作为后世的我们必须厘清几个问题：
鲁迅为什么要将话说得如此不留余地，说成“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各有优劣”岂不是更客观？
这就涉及到鲁迅所处时代人们的思想状态。先生一九二七年为香港青年会作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他说：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看来，鲁迅的犀利是基于中国人的人性和斗争经验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而最终的目的正在于“不唯中国书，中外都要读”。
这段文字是写给什么人看的？是普天下所有青年吗？
先生在《聊答“……”》一文中指出：“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内，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得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
显然，这段文字不是写给保守者或和稀泥者看的，而是向当时勇于革新的“同道中人”发出的慰问，告诉他们“自己并不孤独”。也就是说，对同道中人而言，鲁迅相信这是“你懂的”，他并没有企图做所有青年的导师，况且，鲁迅一辈子拒绝做导师。
鲁迅如此说，是不是不懂中国古代文学而草率地下的结论？
且不说先生有《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等关于古代文学的重要著作存世，单就他个人的藏书而言，相当比重的书籍和中国古代文学相关。读鲁迅日记可知，先生从南京到北京之后，几乎每周都要逛琉璃厂等地点的旧书店。
他还常常校正、修补古籍，并没有否定一切的古人和古文化。他曾用二十多年时间编校《嵇康集》，前后校勘达十数遍。在先生看来，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力说》)。
学者赵雪阳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京报副刊》上这样说：“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此，鲁迅这样回应：“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看来，先生是自己先已“中毒”，然后再告诫人们要避免“中毒”。正如《坟·后记》中所言：“乃是用多年痛苦换来的真话，绝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辞。”
其实，鲁迅关于读中国书的经验，在很多文章中是有涉及的。如《随便翻翻》一文，先生以读《鉴略》的经历为例提出要养成随手翻的习惯，以《四库书目提要》或《简明目录》为例指出要有提纲挈领的意识，同时，要“杂”，要善于鉴别，要读经典作品，要善于思考等等。周氏兄弟虽然分道扬镳，但二人在读书问题上很多观点似乎是一致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京报副刊》发表了周作人的《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他认为：“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所谓“通”的，就是要“判分事理的曲直”“辨别味道的清浊”。他又说：“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也许这也是鲁迅先生作出上述论断的原因之一。
鲁迅心目中究竟有没有一份给青年的中国书单呢？许寿裳是鲁迅的至交好友，也是他一生的“贵人”。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记载：1930年秋，长子许世瑛考取清华大学国文系，鲁迅应邀为许世瑛开列了一份应读书目：
一、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二、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三、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四、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五、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六、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七、《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八、《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九、《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十、《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十一、《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十二、《今世说》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孙伏园补正：《全上古……隋文》即《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隋文》为《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许寿裳自然是鲁迅的“同道中人”，对中国书也是“通”的，他说：“以上所列书目，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细读这份书单，我们会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给亲近的朋友开书单，却拒绝面向公众开书单，这是不是自私、狭隘的表现？其实，因为是朋友，鲁迅了解其是“通”的，才开列了书单，这恰恰是鲁迅慎重且负责任的表现。
必须强调的是，鲁迅所处时代的文化人几乎人人都曾读过古书，或正在读古书，更有人在鼓吹复古。他的“偏执”其实是在求得一种突破，即破除奴性、勇于反抗，因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鲁迅不是对中国文化实施打砸的“暴徒”，而是立足于重构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九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古书读多了，而是读少了。
同学，你们是不是误会鲁迅先生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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