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当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李四光在仔细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后，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
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他提出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是找一个而是要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区。他找油的指导思想是，先找油区、后找油田。1954年，他在石油管理总局作过《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指出了三个远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区，即：青、康、滇地带，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并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1955年春，他担任了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指导了石油找矿工作。特别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先后突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中国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信心，指出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理论是可靠的，为中国寻找石油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地震预报
20世纪60年代初，广东新丰江水库发生地震，尤其是在1966年刑台发生了强震之后，李四光深感地震灾害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之严重，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用了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地震的预测、预报研究工作。他认为地震是一种地质现象，大多是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引起的；因此，对构造应力场的研究、观测、分析和掌握其动向，是十分重要的。他在刑台地震之后，对河间、渤海湾和唐山等地区孕育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提出过一些预测性的意见，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可惜这项工作他没有来得及深入总结，就与世长辞了。
主要著作
李四光代表作有《冰期之庐山》《中国北部之蜓科》《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人才培养
中华民国时期，李四光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地质学家，对发展中国地质事业，提高中国地质科学水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评议会的评议员和理学院的庶务主任，协助蔡元培先生为北大的校务建设作出了贡献。此外，他还筹办过著名的武汉大学，一度代理过前中央大学的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地质院系调整工作中，李四光亲自主持了北京、长春两个地质学院的建院工作，在他的关怀下，以后又扩大建立了成都地质学院以及许多中等地质技术学校，为日前开展的地质勘探工作和地质科研工作源源不断地培训输送了大量的各类技术干部，适应了地质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个人生活编辑
1918年，李四光回到中国国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到北京 后，认识了温柔娴静而又高雅漂亮的才女许淑彬。许淑彬闺名为许璘，江苏无锡人，晚清学者许士熊女儿。许淑彬少有大志，由于家庭开明，从小便走进学堂。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和已经成家立业的哥哥供应上完了大学。
李四光将父亲给他的家书转寄许淑彬，婉转的表达了求亲之意。
许淑彬的家人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这门婚事，这样，李四光和许淑彬两人没有海誓山盟，却很快走进了结婚礼堂。他们相敬如宾，开始了共同的人生旅程。
社会任职编辑
1911年10月—1912年8月，李四光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20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李四光在办公室工作
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室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此外，李四光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获奖记录编辑
1959年5月29日，经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评选，授予李四光“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
1982年，李四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
2009年9月14日，李四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
2009年10月，李四光入选蒙古族十大杰出科学家。
人物轶事编辑
名字由来
李四光出身于穷苦家庭。因为李四光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李卓侯给他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李仲揆。
1902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仲揆跃跃欲试，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报名表。可能是太紧张了，他误将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发现写错后，他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再买一张表格，正在犯难，抬头看见前面大厅正中挂的横匾上有“光被四表”这四个字。仲揆眼前一亮，将姓名栏里“十”添了几笔写成“李”，而在“四”后边加了个“光”字，改过之后，他满意地说：“四光，四面光明，前途是有希望的。”从此他改名为李四光。
主席接见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
毛泽东与李四光
毛泽东与李四光
给我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毛泽东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问到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李四光回答毛泽东说，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厅单独会见李四光，毛泽东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
1964年某一天，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
毛泽东接见李四光、钱学森
毛泽东接见李四光、钱学森
。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代表，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四光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毛泽东对李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
音乐贡献
李四光除了是地质学家之外，还是一位音乐迷，谱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马胜云称，李四光在英国留学时迷上小提琴。李四光在英国苦读7年，1920年回国前，他提笔写下小提琴曲《行路难》。据上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室考证，它是有曲谱为证的中国最早的一首小提琴曲。[15]
武大情缘
20世纪30年代，李四光主持兴建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区，凝结着他的教育救国理想。经过实地考察，李四光发现东湖之滨实乃办学的上好宝地。于是，在1928年11月，正式确定武昌东湖珞珈山一带为国立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李四光请美国工程师开尔斯来进行新校舍的规划设计，历经一载
1962年，李四光在北京讲授地质力学
1962年，李四光在北京讲授地质力学
有余，终于完成。
然而，武汉大学的兴建历程却并非一帆风顺，经过李四光、王世杰的多方奔走，终于解决了建校申请、修路迁坟、经费等问题。
1932年5月26日，武汉大学隆重地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李四光作为教育部的代表表示祝贺，并为武大师生进行了学术讲座，当他演讲完毕，毕业纪念刊的编辑们希望他为纪念刊题词，他拿起笔墨写下了两行大字：“用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从此以后，他的“创造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一直在激励武大师生不断地博学慎思而笃行。
李四光留下的庄重典雅、造型瑰丽的校舍建筑群，不仅让武汉大学赢得了“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美誉，其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亦鼓舞、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武大人不断开拓进取。
人物评价编辑
李四光在旧社会走过的道路，尽管有些曲折和坎坷，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高度，以及对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的确是一面旗帜，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这个高度评价。（“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评）
他（指李四光）是中国地质事业也可以说是地球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地质学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和高风亮节，都堪称后世师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叶连俊评）
李四光先生作为革命先驱者敢于向旧事物挑战的精神，作为教育家诲人不倦、孜孜追求的品德，作为事业家从人民需要出发强烈的责任感，和作为一位地质学家在科学实践中贯穿了前面所说的革命、育人、为人三者辩证统一的科学思想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像任何一位思想家一样，不仅留给我们许多还要去认识、去判断、去解决的地质问题，而且也留给我们认识、判断、解决的思想。（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刘东生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