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聊西方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思想流派——功利主义。
说起功利主义，很多人马上想到的，都是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做事情“太功利了”，感觉像是在骂他。一提“功利”二字，就总是和“唯利是图”、“贪得无厌”这些词搅和在一起。尤其在咱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读书人一向是耻于言利的，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利字头上一把刀，躲还来不及。
其实在西方，批评功利主义的也大有人在。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就曾把功利主义看做是“猪的哲学”。猪的生活有些啥呢？无非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见了异性做羞羞的事情，人活着若仅仅为了满足这些低级趣味，那和猪确实没啥两样了。
当然，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对功利主义的曲解，要想真正了解功利主义，我们首先得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
1/6 功利主义的起源
功利主义盛行于19世纪的英国。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像法国与德国，都已经有不少伟大的思想家。从思想史的角度，英国的地位不算突出。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功利主义诞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
拿破仑曾把英国比作“小店主的国度”。听起来不怀好意，实际却准确概括了英国这个国家的特点。英国的私营经济非常发达，故而造就了繁荣的工商业，这也是它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的重要原因。然而，英国的崛起，与它独特的政治环境同样密不可分。
英国是第一个推翻君主专制的国家，长期以来，英国一直被视为君主立宪制的样板。然而，尽管国王的权力被约束了，却不意味着英国政治就是“民主”的。因为它依然被贵族垄断，这些贵族，主要来自传统的地主阶层。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商人的力量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工业革命还催生了不少新兴城市，像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等等。这些城市的居民和商人一样，希望在议会中谋得一席之地。
但正如前面所说的，英国议会仍旧由贵族把持，贵族掌握上议院，而平民则集中在下议院。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很多传统选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却保留了不少席位。而许多新兴城市竟没有一个代表，这自然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从19世纪三十年代起，英国的资本家开始和工人联手，共同向议会施压，要求给予更多的政治权利，不少城市爆发了集体抗议，商人们甚至威胁不再给政府纳税。终于在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改革法案，对下议院的选区重新分配，并按照人口多寡，适度调整每个区议会代表的比例。改革之后，英国的选民增加了约22万人。
不过，这仅仅是开始，1832年改革的真正意义，是它改变了英国议会由贵族垄断的历史。但这场改革还是无法让民众满意，他们嫌政府给的席位太少。1848年，老百姓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有50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并组织大型集会，要求进一步扩大权利。
之后，英国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一会儿游行，一会儿罢工，搞得政府焦头烂额。而与之隔海相望的欧洲，此刻正卷入革命的洪流中。为防止英国重蹈欧洲的覆辙，1867年，英国再次通过一项改革法案，100万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尽管上议院仍旧是贵族的天下，而且英国的农民也没能获得选举权。然而相比过去，这已经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直到1884年，英国政府才将选举权扩大到农民阶层，英国的民主制度逐渐成型。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的英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平民化”的过程，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财富积累，为他们谋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而平民化从思想观念上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功利主义。
2/6 杰米里·边沁
1832年，也就是英国议会扩大选举权的那一年。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杰里米·边沁去世。今天说起功利主义，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边沁。
边沁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优秀的法理学家与经济学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法律和政策条文。21岁那年，边沁取得了律师执业资格，但他很快就对英国的法律制度产生不满，他希望从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中，找到一个理性的基础，从而规范人的行为，这成了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杰米里·边沁
从严格意义上，边沁和英国的民主化改革没有直接联系，从他个人的著作与书信中，也看不出边沁是个民主派。在他生活的时代，英国平民的政治诉求还不像后来那么强烈。然而，边沁所提出的原则，却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幸福最大化”原则。
边沁认为，评价一个行为或政策的好坏，唯一的标准就是效用。所谓效用，就是我们所获得的满足程度，通俗地讲，就是幸福感。
举个例子，你说你爱某个人，爱固然是一种宝贵的情感，可你的爱究竟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还得看你爱的人是否接受。很多父母对孩子溺爱有加，样样都宠着他，惯着他，他们以为这是对孩子好，殊不知，这样的爱让孩子倍感煎熬，他们觉得自己被掌握在别人手中。所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溺爱不是爱，而是一种自私与无知。
由个体推广到全社会，边沁指出，既然效用是衡量幸福的出发点，那么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让所有人的效用总和最大化。这也是他致力于优化法律程序，完善政策制度的初衷。
这样的想法，今天看起朴实得很，但也有些天真。它首先面临一个技术难题，效用如何被度量？父母对子女的爱，丈夫对妻子的爱，两者可以被量化吗？如果能被量化，难道还要分出个高低不成？其次，如果某项政策让一群人非常喜欢，而另一群人则不那么喜欢，哪怕喜欢的人占大多数，但由于不满足“效用总和最大化”的条件，是否就不应该执行呢？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技术问题以外，边沁思想最为人诟病之处，在于他借功利之名，抹杀了自由。曾有人指出，边沁的“效用总和最大化”问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由于效用既无法衡量，更难以叠加，结果反而会给当权者提供独裁的理由，他们会以“为了让所有人幸福”的名义，强行改变他人的偏好。
边沁设计的环形监狱
就连边沁自己，也未能逃脱类似的指责，他曾经设计了著名的“环形监狱”，把监狱长置于监狱中心，周围的牢房呈环形排列，方便监狱长对每个人进行监视。边沁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罪犯改过自新，他显然忽视了囚犯的感受。毕竟，在“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之下，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
3/6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边沁让功利主义声名远扬，但他也险些把这一思想带进了死胡同。进入19世纪，英国民众对君主专制早已深恶痛绝，即便是温和的专制，也被他们视为最坏的制度。政府若想取得民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被统治者负责。
边沁生前曾聘用过一位秘书，他的名字叫詹姆斯·穆勒。他同样是一位优秀的思想家，且拥有杰出的行政才能，曾在东印度公司做了20年的高级职员。而詹姆斯·穆勒的儿子比父亲更有名，他就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国内有译做约翰·密尔）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受父亲影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从小就熟悉边沁的著作，由于父亲是边沁的信徒，儿子也将边沁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穆勒生于1806年，卒于1873年。见证了轰轰烈烈的英国民主化改革。穆勒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对政治、经济和历史广泛涉猎。16岁那年，他随父亲进入东印度公司，并在那里工作了36年。
如果你对穆勒的生平感兴趣，可以读读他的《自传》，从《自传》中我们看到，穆勒是个非常严于律己的人，他的童年生活很压抑，父亲对其要求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穆勒的早年时光，深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要求一个人以数学化的方式看待世界，曾几何时，穆勒认为自己变成了一台只会计算利益得失的机器，这让他很痛苦，因为他感觉自己正失去正常人的感情。
尽管穆勒的青年时代如同苦行僧一般，但从内心深处，他仍然渴望拥有一个活泼自由的世界。他打心眼里痛恨英国人的沉闷无聊，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着这一切。
从穆勒身上，我们能发现其潜藏着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是对传统，对规则，对理性的高度崇拜，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挣脱这一切，给私人情感留下空间。从某种意义上，穆勒与神学家奥古斯丁有点类似，而正是这种张力，方能成就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穆勒的生活，是被一个女人改变的，她名叫哈丽雅特·泰勒，是个有夫之妇。丈夫去世后，穆勒与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可惜对这位思想家而言，幸福似乎永远是稍纵即逝的，婚后不久，泰勒便得了肺结核，为了纪念她，穆勒写下了他最为脍炙人口的名著——《论自由》。
4/6 自由的维度
若不是因为之后出版了《功利主义》一书，穆勒会被很多人当做是自由主义者。《论自由》的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出版不久，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推介到欧洲各国。然而，穆勒的自由思想仍旧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虽然他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了改造。
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幸福是衡量行为的终级标准，被穆勒继承了下来。从穆勒开始，他打算彻底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基于虚无缥缈的东西。
这该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在传统社会，人们习惯于对各种自然现象贴上善恶的标签。如发生水旱灾荒，人们会认为这是上天对暴君的预警。如果我们得了不治之症，显然是有魔鬼在捣乱。而穆勒就极力反对这种泛道德化的做法，在他看来，灾害与疾病，没有任何道德含义，道德应该是一套规则，看它是否对自己和他人有利。
在传统思想中，我们往往习惯于从超验的视角，对事物做价值判断。比如基督徒根据教义，来评断人的善恶。中国古代的儒家，则把世事更替归结为“天道”。就连哲学家康德，也把人的道德建立在先验的基础上。总之，这些思想的共同点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必须来自经验以外，否则就不牢靠。
而穆勒则打破了这一思路，他把道德理解为一套规则，把行为的判断标准给可见化了。随后，穆勒就能对自由采取全新的解释。
穆勒认为，在一切价值观里面，人对自身的情感和判断，无疑是最重要的。穆勒把个人价值，置于所有价值之上，这是个非常大胆的想法。由于个人价值的至高无上，穆勒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哪怕这种干预是出于善意。
但你马上会反驳，这岂不是纵容一个人为所欲为吗？但穆勒立即强调，这个准则适用于所有人，换句话说，如果你为追求你的幸福，妨碍了别人的幸福，那这种行为就应该被制止。
举个例子，你喜欢听音响，这是你的自由，因为音响能带给你愉悦。但如果你在午夜听音响，打扰了邻居的休息，警察就会来敲你的门。但是反过来，只要一件事我喜欢，且没有妨碍到他人，无论我做了什么，别人都管不着。
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把穆勒的思想总结为“消极的自由”。即“一个人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保留的空间，法律的任务，就是给个人空间划定清晰的边界。
以赛亚·伯林
这便是功利主义的自由观，它不基于任何崇高的理念，而完全是从规则出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规则一旦得以推广，全社会就能达到均衡解。在我看来，功利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价值观，不如说像一套程序，它使建立一个普遍的规则系统具备了可行性。
5/6 暴民的统治
穆勒的功利主义遭到了大量批评，很多人觉得，穆勒的主张似乎是：只要不犯法，不管我做啥都无所谓，反正开心就好。
为此，穆勒也很苦恼。虽然他继承了边沁的思想，但并不认同他的所有观点。比如，在边沁看来，艺术作品无论好坏，只要能带给人愉悦，两者便是“等价”的。穆勒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观点，我喜欢听交响乐，你喜欢看肥皂剧，同样是沉浸其中，难道我俩的品味没有差别吗？更重要的是，穆勒生活的年代，正值英国民主化改革的高潮，当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平民获得选举权，却并未因此感到高兴。
穆勒所受的教育，是精英式的教育。这种教育从小就提示他，社会是由伟大的个人推动的。英国的政治传统，也是贵族干政。从某种程度上说，穆勒和贵族们一样，对平民持不信任态度。
尽管穆勒赞成民主制度，但他不希望看到民主被多数人裹挟。因为他们缺乏自己的判断力，只会人云亦云，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穆勒对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赞赏有加，但他也对作者笔下的美国异常警惕，穆勒看到，美国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恰恰是因为人们受制于大众舆论，满足于低劣的思想快餐。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老学究，一边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大胆追求自己的梦想，一边又对娱乐选秀节目嗤之以鼻，号召大家少看为妙。托克维尔则干脆说，美国社会根本不鼓励个人的独立思考。在两者看来，民主最终的结果，就是沦为“多数人的暴政”。
站在今天的角度，你会觉得穆勒与托克维尔的观点很奇葩。民主制度与独立思考是否冲突，现实早已给出了答案。既然如此，为何两人仍旧对民主制度保持谨慎的敌意呢？
托克维尔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穆勒与托克维尔都是社会精英，托克维尔是贵族后裔，虽然他们的思想走在同时代人的前例，却还是能看到传统的遗迹。何谓传统的遗迹？就是对事物，依然保留着价值判断，相信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一些绝对的东西。
比如，尽管穆勒的《功利主义》被批为纵容唯利是图，但穆勒仍辩称，人们在做出选择时，必须得受到“良知”的影响。但穆勒无法对良知作出准确的定义，但他似乎也感觉到，单凭快乐和痛苦，无法充分地揭示人性。而真正健全的民主制度，还是得来源于某种价值认同。但穆勒仍旧把这一认同，寄希望于少数人。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穆勒会在他的《代议制政府》一书中，会提出让受过教育的选民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因为穆勒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让民主沦为“多数人的暴政”。然而，他也有意无意地落入了价值判断的圈套，至少在他眼里，社会参与不是人人都有资格。你总得先相信点什么，才能有更多的发言权。
6/6 功利主义的果实
当然，以上这些观点，并不是否定穆勒和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前面说过，伟大的思想家，往往是矛盾的，他们从来不想给世界一个现成的答案。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给后人无限的解读空间。
至于边沁的功利主义，也并未过时。边沁试图把幸福加以量化，从而变成一门科学，在当时看来有些异想天开，可是在今天，随着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很多人重新对边沁产生了兴趣。比如，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就试图把边沁的思想移植到行为经济学领域，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丹尼尔·卡尼曼
不过，功利主义所孕育的最大的一颗果实，是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开枝散叶。功利主义不仅给人的自利行为以正名，还建立了一套基于自利的价值框架，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得以触及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并开展更为精细化的分析。
比如，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学派，叫做“公共选择学派”，探讨的就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对个人效用所产生的影响。只是与穆勒那些老一辈思想家不同，“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比如投票权的设置，公共政策的对人约束等等。在“公共选择学派”眼中，政治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他们和商人一样，都是一群精于算计的“理性人”。政治是一项交易，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到了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那里，民主政治更是直接被简化成一道数学题。“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提出，使人们彻底怀疑起民主政治的有效性。“阿罗不可能定理”在此不做详细介绍，以后我会专门加以讨论。这个定理简单地说就是：选举不一定能反映多数人的意愿，因为个人偏好无法传递为集体偏好，如果我们把一件事情交给集体来决策，可能会陷入永远的扯皮。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
阿罗用严格的数学公式，证明了民主政治无法取得多方满意的结果，而这也彻底推翻了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政府目标就是所有人效用总和的最大化。既然效用总和根本就不存在，“最大化”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讽刺的是，推翻这一观点的，正是功利主义所倡导的数学方法，功利主义用自己发明的刀，杀死了自己。
从边沁到穆勒，从公共选择学派到肯尼斯·阿罗，功利主义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历经嬗变，它不仅见证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也让民主不断地拆解和反思自己，正是功利主义，让世界得以祛魅，使之失去了往日的崇高与神秘。通过功利主义的视角，世界不再变得有趣，然而，这就是清醒的代价，也是现代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