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令是西汉主父偃的“削藩策”，大意是诸侯之子都可以继承诸侯的土地，而非仅嫡长子。主父偃帮汉武帝从根源上解决掉诸侯的问题。

推恩令被誉为千古奇谋，汉武帝用它削藩，基本付出零代价——用诸侯的土地分给诸侯之子罢了，却彻底解决了西汉的地方割据问题。

除汉景帝的七国之乱，汉室诸侯再没出过大问题，推恩令占有首功。不过虽然解决了诸侯的问题，两汉却产生新的担忧——豪族和世家。

豪族世家到魏晋形成新的势力——士族门阀，这也是地方豪族最风光的时候，“王与马共天下”便是明证。“马”指东晋皇室司马氏（司马睿），王则指琅邪王氏（王敦、王导）。

自东晋开始，士族门阀同皇权一同治理天下，东晋的王氏、庾氏、桓氏、谢氏，南朝的萧氏、袁氏，隋唐的五宗七姓，皆拥有极大的权力。而这段时期的皇室，除了斗外敌，便是想法设法剪除士族门阀。

士族门阀如同诸侯，一个个聚集于地方，虽没有割据之名，却有割据地方之实，那么问题来了：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为何不用“推恩令”来对付世家豪族呢？

豪族、世家和士族

继续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下豪族、世家、士族的区别，有时候它们指的一个意思：掌权大族，有时候又指的不同势力。

豪族具有丰厚的财力、人力，而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权势的家族。光武帝刘秀便是借助南阳豪族、河北豪族的力量争霸天下，最后建立东汉。

世家是豪族的进阶，世家皆是豪族，而豪族并非世家。世家占据朝廷权力，具有一定的传承势力，能将手中的权力传递给后代，例如汉末袁氏（袁绍）、杨氏（杨彪）的四世三公。

最后的士族可以则是世家的晋升，我们说袁氏是世家，只是民间用于区分其他势力，朝廷官方从来没承认过，而士族则是朝廷承认的法定身份。

士族建立于九品中正制，用来区别庶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寒族），除了士、庶外则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寒族并非真的穷、苦。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要对付的其实是士族。

不过在某些方面来说，士族、豪族、世家可以等同事之——都是皇帝眼中的敌人，所以本文用常见的世家来代替士族、豪族。

​推恩令推的是什么？

大致了解豪族、世家、士族的关系后，我们回到“推恩令”能否帮助皇帝解决世家的问题上。不过我们首先得了解推恩令推的是什么。

推恩令的关键是“恩”，可以换成另一个我们熟悉的概念——利益。推恩令涉及三方势力：诸侯、诸侯嫡长子、诸侯其余诸子。

诸侯最爱的儿子不一定是嫡长子，他也许会想着给爱子留下些土地财富，所以诸侯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可能赞同推恩令，也可能反对。

若没推恩令，嫡长子会完全继承诸侯的土地，因此嫡长子是推恩令最大的“受害者”，也是推恩令最大的反对者。

若推恩令施行，非嫡长子会继承一定的土地，哪怕很少，但零和一的区别他门还是能区分的。所以非嫡长子是推恩令的铁定拥护者。

主父偃用诸侯、嫡长子的利益，拉拢诸侯庶子的支持，嫡长子仅有一位，庶子却有很多。

读到这里，我们大致明白推恩令的作用：分化诸侯内部！本来仅有诸侯嫡长子可以继承土地，现在诸子都有机会，诸侯其余的儿子肯定大力推动推恩令的执行，因为事关他们本人利益。

能不能用类似“推恩令”的计谋来分化世家呢？若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得明白世家的权力（世家的利益便是权力）怎么来的。

世家的权力

世家的权力来源于地方上的影响力加上朝廷中官职的高低。

世家拥有土地和财富，享有地方上的权力。我们看魏晋历史常会听到一个词：郡望，它便是指当地世家。例如弘农杨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等，地名既是他们的祖籍地，也是势力范围。

世家会掌权，却不一定占据大权，有的世家人担任地方的官吏，有的则出将入相。一个普通世家，也许会因为家族中有人骤登高位，从而成为顶级世家，东晋谢氏便是如此。

谢氏经历两代打拼（谢鲲、谢裒兄弟），在谢安掌权前不过是二流世家，直到谢安成为东晋宰相后，才成为“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谢。不过谢安、谢玄死后，谢氏的权力也相应变弱很多。

还有上文中提到的王导、王敦，在东晋前，琅邪王氏对朝堂的影响有限（王敦不过是一州刺史）。随着东晋建立，王氏一跃成为东晋顶级世家，左右朝堂局势的家族。

东晋权臣桓温所在的庾氏也是如此。桓温掌权前，他父亲桓彝不过是宣城内史（相当于太守），根本不入品级。可桓温上台后，桓氏一跃成为左右天下局势的庞然大物。

从王谢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世家的权力除了地方影响力，还有在朝堂中的地位高低。东晋皇室能拿出的“利益”无非就是官位，以官位来分化世家，这可行吗？不可行！

皇帝无法分化世家

分化可以看作两方面：世家间和世家外。

先说说分化各个世家的问题。假设东晋皇帝用官位拉拢一个世家对付顶级世家，不过是换个世家掌权罢了，王、庾、桓、谢轮流掌权不正是说明此举不行吗？

庾亮是晋明帝的大舅哥，晋成帝、晋康帝的舅舅，是东晋外戚。庾氏掌权便是东晋皇帝用来对付王氏的一个手段，结果不过是培养出另一个权臣罢了，对重振皇权完全无用。

那分化世家内部呢？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以桓温举例。桓温的权力堪比西汉霍光，甚至还要大一些，更是差一点取代东晋。

桓温死后，桓氏的权力没有交到长子桓熙手中，而是给了弟弟桓冲以及桓豁，同皇室、诸侯的父传子完全不同。

东晋名相谢安，一生寄情山水，不喜欢当官，早年出仕不久便辞职归隐。当时谢氏在朝堂的掌权人为谢万。

谢万众人才能不足，随桓温北伐失利，被贬为庶人。谢氏不能没人当官掌权，否则家族没法保住权力，谢安不得已放弃自身爱好，再次出仕，才有了我们熟悉的“东山再起”。

还有王氏，王导死后，王氏在朝堂上的话事人是侄子王彪之，而非儿子。庾氏也是如此，庾亮死后，兄弟庾翼、庾冰掌权，而非儿子们。

世家不同皇室、诸侯，他们的主要权利来自于官位，没了官位不过是影响力稍大的豪族罢了。我们见过几岁、十几岁的皇帝、诸侯王爷，可十几岁的太守、刺史、宰相太过稀奇，当官需要一定资历的。

世家为了保证家族的权力，只有将权力交给更为成熟的兄弟（或能力更强的侄子），不一定会给儿子。世家间权力传递，能力要强于年龄，桓冲比桓豁年纪小，却是桓温死后桓氏的掌权人。

正因如此，皇帝也不能从内部分化世家，难道皇帝建立个世家继承的官职，那皇帝还干嘛削弱世家？

推恩令能削弱世家吗？

难道推恩令不能对付世家吗？当然能，我们再回到推恩令的“恩”字上。皇帝们能拿出“恩”无非官职。陈胜曾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将这话挪到本文中，就是魏晋南北朝当官的，尤其占据高位的不能全是世家的人。

皇帝怎么做？向庶族、以及人数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伸出橄榄枝，让他们出来当官。这些庶族、老百姓便是推恩令中“非嫡长子”，用这些人来对抗世家这个嫡长子。手段便是选官制。

古代历史上大致经过三次选官制变革，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其实每一次选官制变革都可以看作不同的“推恩令”。我们一点点来说。

任何制度的诞生都有其历史根源，选官制也是如此。秦汉是中央集权制，而魏晋南北朝则是中央集权制向君主集权制的过度阶段，背景不同，诞生的制度便不同。

中央集权的目的是消除地方权力，加大中央权力，还有什么比将地方上人才抢到自己手里更好的手段？察举制内容很多，但主要要求便是让地方长官向中央举荐人才。朝廷用官位这个“恩”，削弱地方势力。

察举制根除了先秦世卿世禄制的弊端，使得官职不再世袭，朝廷中枢掌控官员的选拔，中央集权制一步步前进。

朝廷中枢收缴地方权力，中枢大臣们不愿意把权力全交给皇帝，于是大臣们开始和皇权争斗。皇帝权力大，大臣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抗衡。而九品中正制便是大臣权力巩固的标志。

曹魏文帝时期，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便是对察举制的改良。九品中正制也是变形的“推恩令”，只不过这一次的“恩”是世家对皇权的挑战。

九品中正制保证世家的权力，限制皇权，将世家联合起来。世家门阀皆受到九品中正制的“恩”，他们便是诸侯的非嫡长子们，自然会大力维护九品中正制。

世家攫取皇朝的大部分权力，魏晋南北朝的皇帝对此无可奈何，但他们绝不甘心，一直想着如何重振皇权。

我们常说魏晋南北朝十分混乱，这个混乱不仅指各种各样的战争、朝代更替，还有制度上的混乱。一个官职在今朝还是显赫要职，说不定换个皇帝则变成虚职了。

职官制度的改变，便是皇帝对世家的反击，但直到科举制的诞生才奠定皇权的胜利。大家应该见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何隋唐之后，权臣便少了呢（甚至没有）？这与科举制有关。

科举制是皇帝拉拢非世家的手段。世家权力大，但毕竟是少数，一旦非世家的人不断涌入官场，也许初期不会对世家有影响，但随着时间，非世家的数量优势便会体现出来。

世家的权力在于它的延续性，世家掌权人下台后，兄弟、子侄会接替家族的权力空白，而非世家的人却没这么本事。非世家的人掌权的时候也许会给家人带来些好处，一旦本人没了权力，所谓的权力也就烟消云散。

科举制之前，朝堂上掌权的是家族；科举之后，朝堂上掌权的是个人。对皇帝来说，个人要比家族好对付的多。自此之后，不再是皇权同世家共同掌权，而是皇帝控制个人来为自己服务。

当然君主集权制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其中夹杂着众多制度的演变，最明显的便是三省六部制和宰相制度的变革，不过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结语

推恩令被誉为千古奇谋，在于它抓住诸侯问题的本质——嫡长子和其他诸子的利益冲突。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也找到打击世家的关键——世家和非世家的利益冲突。

不过万事都有发展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魏晋南北朝很混乱，混乱则证明制度有缺陷。一次次改朝换代（魏、晋、宋、齐、北魏、东西魏等）便是一次次试验失败，直到隋唐才取得初步成功。

我们也许仅听到过主父偃的推恩令，但类似的权谋可不少。五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最不缺的便是老祖宗的智慧，这对我们当下、未来都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