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遍封建史，总少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事。猎犬对主人没用后，唯一的结局便只有死亡，毕竟养着还浪费粮食。故事内蕴含着“猎犬们”的无奈，以及主人们的残酷无情。
一部十二四史，不过二十四姓家史，王朝兴衰，伴随着英雄的崛起与坠落。新皇朝的诞生，往往有一个英明神武的开国之君，带领众多英雄式人物，推翻腐朽的前朝，走向新秩序王座，然而不过是再次开启了循环，最终会被另一个英雄取代。
大一统王朝中，有两个皇帝比较“另类”，他们起自布衣，没有显赫的家世，靠着自身毅力、才智，当遇到千载难逢的机遇时，果断出手，摇身一变成了天下间新主宰。他们便是刘邦和朱元璋。
刘邦是地道农民出身，他与吕雉成婚后，还有亲自种地的记载。刘邦虽是亭长，财力很一般，否则哪用得着亲自种地呢。朱元璋更不用说了，开局一个碗，若不是遇到郭子兴，这辈子也许就浑浑噩噩过去了。
刘、朱二人有一个同样令人诟病的地方——杀功臣。刘邦除掉了彭越、英布、韩信等异姓王，朱元璋狠多了，不说别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牵连达数万人。
刘邦先进入咸阳，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又击败项羽和六国遗民，最终赢了天下。朱元璋驱逐元蒙，攻灭陈友谅、张士诚，可谓一世豪杰。我无意抹黑刘邦与朱元璋，也没为他们洗白的想法，只是想聊一聊他们为何对所谓的功臣下手？
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组织都是靠人来运作、管理，皇帝虽拥有整个天下，但他只有一个人，管不到整个天下，因此“臣”（臣最早是奴仆、佣人的意思）这个帮手便出现了。
在人类蒙昧年代，首领不一定是部落中最强大，但一定是人缘最好的，他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得以成为首领。首领将部落人组织起来，逐渐诞生了更有效的管理结构。
注：近来对黑猩猩等群居动物，以及一些现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原始部落领袖极可能靠支持的人多，“选”出来的。
夏启用家天下，取代“禅让”，依靠夏部落，成为天下共主，而这个天下不过是夏都周边的区域罢了，再远的话，夏启是管不到的，限制夏启权力的便是交通条件。
对某一地方形成有效管理，最起码需要两个条件：军队能迅速赶到和命令能传到。而这两个因素依靠的便是道路交通。
上古社会生产力低，夏朝的组织结构，只能对周边的地方进行有效管理，对稍远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有心而无力。远处的部落强大后，便有了取代天子的打算，于是商灭了夏，而周灭了商。
对周、春秋、战国三段时期，我们往往称他们为贵族政治。我们知道上古八大姓，这些姓氏的后代，遍布各个诸侯国，成为各自组织内的掌权人。简单形容这时候的组织结构，就是：君—诸侯、君—民、诸侯—民。
周天子是诸侯的君，各诸侯又是本国士大夫的君，士大夫又是自己封地领民的君。周天子只能管诸侯，而管不到诸侯手下的士大夫，同理，诸侯也只能管士大夫，而对他们的臣民无能为力。
周朝由一个个独自的组织构成，各有各的首领，谁也没有绝对的统治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交通条件（还有人口因素）。诸侯也好，士大夫也罢，只能管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有一项举措是修建驰道。驰道的作用便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地方的管理。换句话，道路修到哪里，皇帝的权力便能延续到哪里。封建皇朝的组织结构，不同于周朝，他变成了君—民二级结构，大臣只是皇帝帮手，帮忙管理百姓，而不能拥有“百姓”。
人都是有野心的，大臣们都想要当百姓的主人，而不仅仅是皇帝的助手。大臣想分皇帝更多的权力，皇帝则想将权力全部集中到手里，这是封建王朝内部的主要矛盾。大臣在夺权过程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个个新的组织，豪族、世家、士族、门阀、官僚，都是他们的名字。
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便有没有分封的原因。六国贵族对故地的影响力，要远远强于秦朝。始皇帝没有拉拢他们，而统统将其打入敌对势力，当陈胜首发起义的时候，秦朝自然没了帮手，因为秦朝没有利益同盟。
刘邦吸取了秦朝教训，拉拢一部分人，封其为公、为侯，双方建立起利益同盟，汉朝好则大家一起好，汉朝亡，自然一起亡。刘邦的做法，虽说促进了汉朝的建立，也为汉朝埋下了隐患。
功臣集团将汉朝分裂为两种组织，皇帝无法对底层百姓形成有效管理，这是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都不允许的，更不用说这些“公侯”有威胁皇帝的可能。一个组织内，只能有一个话事人。
我在上面提到，进入封建社会后，王朝组织结构变成君—民这样的二级结构，功臣们则成了皇帝与民之间的最大阻碍，一旦这个阻碍过大，皇帝就会祭起屠刀，功臣或被杀，或造反，或隐退。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与刘邦、朱元璋杀功臣的原因相同，拥有兵权的将军们，在大宋内享有更多的权力，不仅会威胁到赵匡胤的地位，还会阻碍赵匡胤对组织内部的有效管理。
皇帝一人难敌四手，于是皇权与大臣争夺了上千年。大臣形成一个个集团，想要架空皇帝，皇帝则利用第三方势力（外戚、宦官、庶族、寒族等），平衡朝堂权力。一旦平衡被打破，改朝换代便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