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一个朝代。从禹到少康应是军事民主制下的世袭制时期；从少康、姒予以后，已无经过选举和罢免的痕迹，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已为国家机构所代替，氏族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中国的奴隶社会包括夏、商、西周三个王朝。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原始社会的结束，阶级社会从此开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有了很大的提高。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同样，中国在奴隶制之下，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文明历史的新时期。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其环境对地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第一，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由铜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开创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由于漆器的发明，手工行业增加了漆器制造业。《韩非子·十过》云：“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朱，指朱砂矿物。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地学知识向前发展。
第二，由于青铜器的发展，促进了矿物知识和采矿业的发展以及采矿技术的提高。
第三，农、林、牧、副、渔的农业格局基本形成。这种类型的农业需要有比较丰富的地学知识作基础，同时又反过来促进地学的发展。比如农业上的气象、气候、物候、农田水利等地学知识。
第四，由于文字的发明和发展，使科学文化知识得到迅速的积累和传播。地学知识自然也不例外。
第五，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奴隶制国家不断发展强大，民族进一步融合，疆域不断扩展，视野不断开阔，这种社会环境给地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就是说，夏王朝的活动范围东到黄河与济水的交界处，西到陕西华阴南部的华山，南到河南洛阳南二十余里的龙门，北到山西太行山的险要处。
第六，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地学知识水平。而大禹治水这个伟大的工程，又促进了地学知识的积累。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者研究，推定夏、商两代的分界点在公元前1500-1600年。又据《汉书·律历志下》引《帝系》曰：“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因此，夏代开始的年代为公元前1932-2032年，距今约4000年。在距今4000~3500年的范围内，夏朝领土上发掘的城市遗址，毫无疑问当是夏代的城市。此外还有文献上记载的夏代城市。
据文献记载，夏人活动地区主要有两个：一是河南西部的颍水上游和洛阳附近的伊河、洛河下游地区；二是山西省南部的汾河下游和涑水流域。古史传说中的夏王国的都邑和夏代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大多与这两个地区有关。如：在河南西部或山西南部有“夏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地方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山西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下层，都属于夏代文化遗址。
二里头遗址中有宫殿建筑基址，数量达数十处。其中已发掘的一、二号宫殿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近几年发现的两座基址属第二期的早期阶段，也是宫殿建筑。一号宫殿庭院中和殿堂檐柱下有祭祀坑存在，证明此宫殿基址属于宗庙建筑遗址。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讲：“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古代宗庙不仅是统治者供奉祖先的场所，而且是重要的行政处所，是古代政权的象征。因此，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座都城遗址。据郑杰祥在《夏史初探》中的研究，认为二里头大型宫殿遗址，可能是五个不同时期的夏王即太康、仲康、少康、孔甲和桀的都邑。
二里头遗址虽然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都城遗址，但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城壕等防御设施。而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下层文化层中，却发现壕沟两圈，为“回”字形，平面呈梯形。内沟长约130米，外沟长约150米，两沟间隔5.5-12.3米，现存沟深约3米。郑杰祥认为，这里可能是一处与二里头文化同期的先商文化遗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属于夏王朝文化。
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堡遗址，是东西并列的两个方形小城堡，城墙用夯土筑成，西城墙长94.8米，南城墙长97.6米。从年代上看，与夏代纪年相吻合。郑杰祥认为，有可能是“夏禹都阳城”（《世本》）的所在地。
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北青龙河两岸台地上，曾发现一座小规模的城堡遗址。南城墙长约400米、宽约8米，残高1.8米，夯土筑成，距今约4000年。从年代上看，也与夏代纪年相吻合，而地址又恰好在所谓“夏墟”的地区内。
此外，古文献上还记载了一些夏王朝的城市，如：启的统治中心在夏邑，旧称阳翟，今河南禹县。《左传·昭公四年》曰：“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
古本《竹书纪年》曰：“后相即位，居商邱。”《通鉴地理通释》卷四注曰：“商邱当作帝丘。”帝邱在今河南濮阳县。古本《竹书纪年》又曰：“相居斟灌。”斟灌在今山东观城县，距古帝邱不远。
今本《竹书纪年》曰：少康“迁于原”。原在今河南济源市原村。
古本《竹书纪年》曰：“帝宁（即帝予或帝杆）居原，自（原）迁于老丘。”老丘即今河南开封。
古本《竹书纪年》曰：“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西河有的说即今豫北东部，有的说是今山西汾阳市，有的说即今豫西和陕西东部一带，洛阳至华阴，通称西河。
上述各代夏王的政治中心，就是当时的城市，它们分布在西起华山以东，东达豫东平原的地区内，说明当时夏王朝的领土也是在这些政治中心的周围，不可能离它们太远。城市地址的选择，反映了那时的地理知识。比如地形上一般来说以平坦、高燥为好，最好靠近河川大海，但又不能过于低洼；交通要方便，经济要发达，等等。城市的最大功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促进物资、信息交换的中心，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青铜是铜、锡（或铅）的合金，它的生产必须以铜、锡、铅矿业为基础。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夏代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有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并在附近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熔铜坩埚残片。还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具，如铜刀、铜镞、铜铃和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在二里头三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铸铜遗址较二里头二期规模大，附近还发现有大量的炼铜坩埚残片和一定数量的陶范，说明当时的青铜器已能成批生产。该期铜器的成分，据化学分析，锛含铜91.66%、锡7.03%、铅1.23%。两件爵的成分其中一件含铜92%、锡7%；另一件含铜91.89%、锡2.62%、铅2.34%。三件标本的共同特点是锡、铅的含量偏低，平均含铜91.835%、锡5.595、铅1.19%，已属于青铜的范畴，但同商代中、晚期相比，则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除了有生产工具，还有武器，如戈、戚、镞等，又有生活用具，如爵、铃、铜饰等。
文献记载也说明夏王朝已比较多地使用铜器，如《越绝书·记宝剑》曰：夏禹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左传·宣公三年》曰：禹用铜铸九鼎，“铸鼎象物”。《墨子耕柱》曰：“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这里的陶是制作陶范，铸则是熔金（铜）。由青铜器反映的地学知识有5项：
（1）生产青铜器需要寻找铜矿、锡矿和铅矿。寻找地下铜矿，一般依靠自然铜和孔雀石的露头去追踪寻找，这是最早最原始的找矿方法，是最早的找矿知识。
（2）新石器时代的采石技术，发展成为夏代的采矿技术，保证了铜、锡、铅矿石的供应。
（3）铜、锡、铅的开采和冶炼，促进了人们对铜、锡、铅矿种类及其地理分布的认识。
（4）从采矿到成品交易，使人们在交通运输方面的知识迅速积累。矿石原料一般在较远的山区，而冶炼工场则位于人们居住的中心区，因此，组织复杂的青铜器生产，会促使人们迅速积累交通运输知识。
（5）一个地区的铜、锡、铅矿物资源是有限的，或许是不齐全的，需要跟邻近部落交换，这就促进了各部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自然也包括地学知识的交流。
除了青铜器所涉及的金属矿物，夏代还有其他矿物岩石知识。据笔者从考古资料统计，夏代使用过的矿物岩石还有：绿松石、软玉、朱砂、云母、五花土、泥板岩、石灰岩、砂质页岩、闪长岩、辉长岩、燧石、石英、赤铁矿、金、银、砂岩、孔雀石、红土、黏土、高岭土、沉积土、黑土、赭石等。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绿松石、玉、朱砂和五花土。朱砂和五花土用于墓葬中，是当时盛行的墓葬习俗，有的大墓一墓需用308586.5千克，用量较大。绿松石和玉，作为宝石，用来制作装饰品和礼器。河南偃师二里头三期文化遗层中出土了众多的精美玉器，主要器型有玉铲、玉戈、玉钺、玉柄形器、玉璋等这些玉器是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新器型，是当时重要的礼器。赤铁矿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颜料。泥板岩和石灰岩主要用来制作石磬。金、银器是与夏代同时的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首次发现的贵重金属器皿，有金耳环、金环和银环。
传说夏禹曾用铜铸九鼎，鼎上铸有山川、道路、鸟兽、草木图案，这种图案就是古代的原始地图。《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九鼎传到商朝末年，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到秦代，九鼎被销毁，鼎上的图案被摹绘下来，叫做“山海图”，流传于世。后来有人提出，《山海经》和“山海经图”都源于九鼎，说：“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家天下，于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曰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然图与经存。”现存《山海经》附图，只有神怪人物，无地图的遗迹。因此，关于九鼎上铸有原始地图的说法，至今仍是传说，没有得到证实。
相传夏代以前，洪水灾害严重，“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的父亲鲧治水没有成功，舜又派禹去治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的教训，决定改变治水方法，把纯粹堵水改为疏、堵并用。他首先“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亲自勘察高山、大河，把地形、河流的情况调查清楚，树立标记，指明哪些地方要挖掉，哪些地方要修堤，哪些河段要疏导，哪些地方要排水。《史记·夏本纪》云：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权。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又组织治水班子，发挥集体的智慧，制订“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治水方案。这样就顺应了水性，疏通了河川，使洪水畅流无阻， 由小河归大河，由大河归大海。同时还利用一些天然湖泊、沼泽及低洼地聚积水，起到分洪储流，灌溉农田的作用。在治水的同时，禹还在田间开沟洫，“尽力乎沟洫”，更能发挥灌溉效益。十三年中，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消除了水害，人民安居乐业。对此，《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吕氏春秋·古乐》云：“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古文献对禹治水事迹的记载还是比较多的，说明禹治水的传说是有一定根据的。禹治水成功，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和崇敬。禹治水反映的地学知识，除了地形、地势、山水地理分布等知识，还有测量方面的知识，水文、水利方面的知识等。
夏朝农业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季节、气候方面的知识。流传至今的《夏小正》，春秋时期的孔子就认为是夏代的文献。它记录的天象、气候和古代中原地区的天象、气候非常接近。书中记载的物候知识比较丰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物候专著。其中正月的物候是柳树长花序，梅、杏、山桃相继开花；田鼠出来活动，野鸡鸣叫，雌雄交配；鱼儿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层的地方；农田害虫蝼蛄也叫了。这样一个月接一个月的记载，形成了全年较完整的物候历。据王鹏飞统计，《夏小正》中有关鸟兽鱼虫及植物各类物候现象共68条，气象现象7条，农事及畜牧11条。比如：正月“启蛰”、“鱼涉负冰”、“獭兽祭鱼”、“梅杏杝桃则华”；二月“有鸣苍庚”、“来降燕乃睇”、“昆小虫”；三月“拂桐芭”、“田鼠化为鸳”、“鸣鸠”、“摄桑”；四月“鸣蜮”、“王莠”、“取荼”；五月“鸬则鸣”、“良蜩鸣”、“唐蜩鸣¨”；七月“鹰始挚”、“寒蝉鸣”“时有霖雨”；八月“丹鸟羞白鸟”；九月“滞鸿雁”、“雀入于海为蛤”、“荣鞠”、“蛰熊罴貊貉”、“鼬融则穴”；十月“雉入于淮为蜃”；十一月“陨麋角”。
在二里头三期的房基附近，发现有石甬路（三区）、石子路（六区）。石甬路残段宽0.35~0.60米，西部由石板铺砌，东部用鹅卵石砌成，路面平整。石子路残段用鹅卵石铺成，与路土似在一个平面上。用石块筑路，说明当时这里的人们居住稠密，来往频繁，需要修筑比较牢固的路面，以利于人们的交通。这时的筑路技术比仰韶文化时期大有进步，是一个新的发展。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有路又有车，说明当时的陆路交通比仰韶文化时期先进多了。夏朝的战争，以及商品和物资交换也离不开道路，因此，夏朝可能有了一定规模的道路交通网。
夏朝太康时期，商人的祖先相土率领军队征伐了海边和海岛中的部落，后人歌颂他们：“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从《禹贡》的记载知道，那时候居住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以及江淮沿海地区的人，都是在海上航行一段路程后再进入大陆，向中原的夏朝进贡的。如冀州“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是说辽东半岛一带，身穿毛皮服装的居民来中原进贡时，先自东向西在渤海北部航行，以右边靠着碣石山为标志。进入黄河后，溯河而上，就可以到达中原。青州“嵎夷既略……厥贡盐、缔海物，维错”，这是说山东半岛的人来进贡时，先从海上环绕山东半岛航行。扬州“岛夷卉服……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是说扬州东南海上穿草制服装的居民，他们来进贡时，由长江口向北航行，进入淮河，再转入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