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宁波港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地理位置适中，是我国著名的深水良港。作为长三角经济区曾经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宁波港的地位在明代和晚清经历了多次变化，而明代海洋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宁波港口地位出现大幅度的转型，先是作为专通日本的贸易港口，其后演变为国际贸易大港，最后转变为国内货物转运港。
就明代而言，宁波港发展的区位因子（包括自然、经济、战略区位）并没有大的变化，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宁波港持续发展的支撑并未改变，而晚清时期影响宁波港外贸港口地位的上海港在这一时期并未对宁波港造成威胁。就外部因子而言，宁波辐射江南经济腹地，紧邻产品生产地的区位优势使得其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如江南丝绸、茶叶、折扇在日本及欧洲有广泛需求。因此，对明代宁波港地位变化的原因，更多的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去分析。
从历史上来看，国家政策对港口地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航海法》（The Navigation Acts）的颁布奠定了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就明代而言，初步成形的国家海洋政策在海疆安全形势变化中不断修正与变革，而这些政策对宁波港口地位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宁波港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众多日本遣唐使前来中国学习，其间也夹杂商人的贸易活动。宋代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大量出产商品通过宁波港销往世界各地，日本则是一个重要的输出地。同时，各种日本产品也经由宁波港登陆销往全国各地。可以说，宁波港的地理位置及经济腹地优势使其成为对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而宁波作为唯一且专通日本贸易港口地位的确立，却是在明朝初期，这与明政府实行朝贡贸易政策有直接关系。
宋元时期，政府实施积极的海洋政策，使中国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而地处中国东部的浙江宁波港也由此确立了东方外贸大港的地位，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与宋元不同，明朝立国之初就面临严峻的东南海疆安定问题。受元末江浙地方势力与高丽的交通结盟以及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扰等的影响，明朝初期的海洋政策由开放进取转为保守退缩。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国家主导的朝贡贸易政策，即政府在严格禁止私人海上贸易的同时，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作为朝贡贸易制度的具体执行机构，浙江宁波市舶司也在宁波的官方对外贸易中起主导作用。
这一时期的中日朝贡贸易，是以日方携带贸易产品前来中国“朝贡”的形式进行的。初期贸易船队由幕府直接经营，其后又加入其他地方势力，但勘合的保管和发放权仍在幕府手中。到后期，贸易则演变成大名垄断、商人承包经营的形式，勘合逐渐由大名掌握。日本贸易船队前期多从兵库出发， 经过濑户内海，在博多暂停，或直接从博多出发，驶到肥前的五岛一带，等候春汛或秋汛，然后横渡中国东海，直驶宁波。如顺风，五天五夜便可到中国的普陀山;若不顺风，半个月也可抵达宁波。
尽管其后日本开通了新的“南海路”前往中国，但目的地都是宁波港。偶有在海上偏离航线于中国其他沿海城市登陆的日本船只，最终都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前往宁波进行报关交易。其携带的贸易产品，除部分由政府以市价收购外，其余则在浙江宁波市舶司的监管下，在宁波港或北京会同馆与中国商人交易。
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使得中日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互通有无，并奠定了宁波港专通日本贸易大港的特殊地位。不过，随着宜德年间朝贡贸易的衰落，朝贡贸易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朝贡贸易的衰落与海上贸易的高额利润形成极大反差，在政府主导的贸易行为日渐衰落时，私人海上贸易的崛起就成为必然，而这对宁波港口地位转型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作为朝贡贸易的补充，中日私人海上贸易也一直同时存在。日本贡舶在抵达宁波港之前，通常会在舟山一带岛屿稍作停留，以便与中国私商进行交易。在贡舶进入宁波后，日本商人常常会在宁波与北京往返途中进行违规交易。这种不被官方认可的交易方式，使得日本商人经常会因为中国商人推迟偿付货款而无法按期归国，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案。
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明政府以为祸起于市舶，于是对朝贡贸易的限制更为严厉，历时100余年的贸易体制已经名存实亡，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原本就对官方贸易体制不满的中国商人以走私的形式控制了中国商品的输出。
同时，因为官方贸易渠道阻塞而无缘与中国贸易的日本商人，也开始加入正在兴起的走私贸易中来。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的小规模贸易船队开始沿中国海岸扩大接触，而中国商人建立了接待他们的靠近海岸的贸易中心，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宁波外海的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
双屿港是因双屿洋而得名的港口。作为进出宁波甬江的必经航道，双屿港既便于与宁波内陆的交易，同时悬居海上，容易躲避官兵的追剿，正是从事走私贸易的好地方。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的形成是中国商人与葡萄牙等外国商人合作的产物，是应对国家厉行海禁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最初的双屿港只是宁波与福建走私海商交易的众多外海港湾中的一个，但随着葡萄牙人的加入，双屿港开始向国际走私贸易港转型。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开始向亚洲扩张。嘉靖元年（1522）的“西草湾之战”使葡萄牙打开与中国官方贸易渠道的尝试失败。但由于对华贸易的高额利润，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更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而两省地方官员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在初期都默许了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
嘉靖五年（1526），在闽人邓獠的引导下，葡萄牙海商来到宁波外海的双屿港从事走私贸易。以此为契机，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重心开始向浙东沿海转移，双屿港随之在众多海商私泊锚地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国、日本、葡萄牙和南海诸国走私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及东亚最重要的私人海上贸易基地。
1543年8月，葡萄牙人在王直的引导下，直接与日本开展贸易。此后，葡萄牙人经过双屿港与日本商人的贸易活动日渐增多，每年葡萄牙商人都要从双屿港前往日本萨摩、大隅、丰后、日向、平户等港贸易。
嘉靖二十六年（1547），胡霖招引日本商人前来双屿港，其后林剪等亦从马来半岛的彭享将70多艘商船领到双屿港。至此，以浙东双屿港为主要中转基地的中、日、欧三角贸易圈初步形成。欧洲的银币、葡萄酒，东南亚的胡椒、香料，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日本的银、铜，都在此处交汇流通，商品贸易的品种、数量增加，质量提升。这在浙江乃至中国贸易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斯波义信所言，“在16世纪，宁波作为一个南方货物地区转运中心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了”。
在明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下，私人海上贸易属于非法违禁贸易，因此只能秘密进行。嘉靖年间，随着贸易活动的扩大，私人会更多地依赖于寻租和暴力活动，再加上此时走私贸易的畸形发展，明廷海防面临极大的不安全因素。在封建保守的明代社会，这种畸形无序的私人贸易，很难持久、稳定、健康发展。
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最终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被浙江巡抚朱纨摧毁。其后，基于对东南海防形势的判断，明政府在禁止宁波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于隆庆年间开放漳州月港为对外贸易港口，史称“隆庆开海”。之后，尽管仍有官员力图恢复宁波港从事国际贸易的合法地位，但最终都未获得朝廷的准许。
“隆庆开海”与中日两国这种对峙的外交关系导致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重心由浙江向福建、广东转移，明中期“曾一度成为中国一大国际贸易商港”的宁波港不仅失去了对日贸易港口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直接从事海外贸易的合法性，至此宁波港作为国际贸易港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对宁波港的发展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在这一国家政策的压力下，宁波港被迫从国际贸易港口向国内商贸中转港转型。
由于月港地处闽南一隅，丛山阻隔，港口腹地狭小，所能提供的外贸商品十分有限。与之相比，宁波及其江南经济腹地则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所以尽管宁波港已经失去了海外私人贸易的合法地位，但仍在国内转口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经历恢复与调整之后，浙江以及其他江南地区的海商又重新开始参与海外贸易。他们利用地处海洋贸易产品原产地的资源与理区位优势，除小部分违禁下海前往日本从事走私贸易外，大部分通过与建海商的合作，并在当地官府的默许之下，偷梁换柱，买取“船引”，从宁波港出发，经月港前往吕宋（今菲律宾北部）等处就地贸易或转口前往日本，江南出产的商品多经这条线路销往福建、广东及东南亚国家与日本，其中日本是江南商品的主要外销地。
据木宫泰彦统计，1612年（万历四十年）7月25日，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同时开进日本长崎港，载去中国湖州出产的白丝20余万斤。而明代中后期，以浙江为主要产地的中国丝绸从宁波港出发，经月港或澳门中转吕宋运往美洲的总值每年达到300万甚至400万比索。
在江南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下，尽管宁波港失去了直接对外贸易的合法性，但通过中转贸易的方式，宁波港仍旧承载了江南地区商品外销的重要职能，这也奠定了其在明朝中后期重要商贸中转港的地位。
明代中国海洋政策的变化对宁波港地位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为什么海洋政策的变化对宁波港口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很值得我们讨论。
古代中国沿海港口演变的漫长历史时期，其地位的变化多是由于地理环境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宁波港的产生与发展即源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明代之前，国家并未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安全威胁，因此海洋政策的侧重点只是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规范海洋税收的管理。元代时期中国与日本的敌对关系使得中国海疆开始出现不安定的因素，而这些海疆问题在元朝统治被推翻后仍然悬而未决，因此，明代海洋政策的制定更多关注的是政治与军事因素。这直接体现在宁波港经济功能弱化与政治功能强化的趋势中。
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政府一纸禁令就能改变的，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口的崛起就是国家海洋政策不合时宜的具体表现。而长达十余年的“嘉靖大倭寇”事件终于使明政府意识到，厉行海禁根本无法有效保障海防安全，东南沿海私人海洋贸易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朝贡贸易体制崩溃之后，明政府最终在私人海洋经济发展与国家海防安全矛盾中寻找到平衡点，即私人海洋贸易的有限开放。但由于其时中日关系紧张，加之江南经济稳定对保障国家赋税具有重要意义，宁波港失去了直接对外贸易的合法地位。
此后直至清末，宁波港大部分时期都是作为国内贸易中转港活跃在海洋经济发展的舞台之上。在国家政治与军事考量优先于经济考量的时期，海洋政策对海洋港口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当这一前提条件消失后，宁波港作为国际贸易大港的地位又会很快恢复，今日宁波港的强势崛起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