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护法战争打到1918年的三四月间，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的吴佩孚率部相继攻占岳州（今岳阳）长沙、衡阳，湖南大部分地区纳入北洋军之手。而此时护法军政府内部却正乱作一团。
西南军阀欲夺权，以“护法各省联合会”取代军政府，气得大元帅孙中山发出辞职通电，痛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这个时候，雄据湖南要冲的吴佩孚倘若借对手纷乱之机乘胜南下，北洋军定然稳操胜券。孰料吴师长的第三师趴在衡阳，歇下了。
北京的段祺瑞急得团团转，一封封电报催吴师长进兵。直到8月7日，北京终于等到了吴佩孚的电报。这是吴师长发给一向主张南北和平统一的另一位直系将领李纯、同时抄送给段的。电文的内容想必可令段总理一时气厥。
电文不论军情，而是痛斥段内阁武力统一的政策乃亡国政策，骂政府以金钱运作排斥异己、强奸民意，骂段氏亲日卖国、以借款杀同胞，并“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吴佩孚还在通电结尾称“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把人在天津的直系头脑曹锟拉到自己一边。
此通电一出，全国哑然，一时间谁也搞不清楚该怎么反应了。
别说起兵护法的西南军阀没这么狠地骂过北京政府，就连一直主和的其他军阀势力也没这样毫不留情地出言不逊。寄身于直系军阀的这名师长到底是南北哪头儿的？
大家正懵着，吴佩孚的另一封通电又来了。8月21日，吴佩孚发了一封敦促冯国璋履行总统职责，下令全国罢战、进行南北和谈的通电，史称马电（“马”字为电报日期的编码，以下电报名称同理）
后世有人评价吴佩孚这通儿通电发得极有手段：第一封传及第二封则把视线引向各省督军与北京政府，并打出鲜明的主张。
就算此时大家还以为这区区师长最多不过翻腾起一朵浪花，很快就将沉下去，可是吴佩孚的第三封通电又面世了。这封通电不过是吴佩孚手腕一抖，将马电原封不动地送交全国各大报馆发表，却是登上了全国层面的舆论至高点。原本这起冲突只是北洋内部事务，这一下等于吴佩孚把恳求大总统罢战的要求向全国人民公开，从此人人皆知北洋军有个慷慨直言要求和谈的师长了。
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要和谈不要武力，给人民以和平。正乱纷纷的护法军一方自然对吴的提议多有感激；北洋方面大概会以为他是主和派的一杆枪，还不至于叛乱；老百姓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恩戴德。吴佩孚这通电发得是“一石三鸟”。
虽然吴氏在电报里扯上曹锟和冯国璋，令皖系和主战派们的矛头指向二位直系首脑，减轻了自身的压力，但是被惹急了的段祺瑞和各方的谴责电报还是打了过来。吴佩孚丝毫不惧，连续发了宥电和俭电，抬出段祺瑞当初发孝感通电的典故—当年驻兵孝感的段祺瑞曾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通电淸廷要求实行共和政体—那么此次我吴某的所为，实系段老师您教育而来呀。面对段祺瑞“军人要服从”的说教，吴师长正言：学生直接服从者曹锟，间接服从者冯国璋，他们二人都望和平，通国皆知，我谨守服从，无以过之。这是干脆表示自己没有服从国务总理的必要，够胆略！
面对吴佩孚这匹黑马，北方虽一片反对，南方却赞声四起。一时间整个南方连绵通电，与吴佩孚互通声息，声势惊人，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他一呼百应的气势。
这一场热热闹闹的通电战争打到这时，段氏终于决定把武力统一的政策推迟，8月31日段祺瑞发通电表示将在政府改组后引退，这只“北洋之虎”被逼得从台前转至幕后。
吴佩孚则一战成名。衡阳通电大战之前，他不过是北洋将领中普通的一员，此时，他不但是屡建战功的“常胜将军”，更借通电之力，成为民国舞台上一颗闪耀的新星。
估计吴佩孚也越发领略到了通电的威力。此后五四运动爆发，他通电大总统徐世昌反对在巴黎和约签字；政府对学生大肆逮捕时，他又通电声援学生。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行为深得全国上下广泛赞许，获得了“爱国将军”之美名。恐怕连他自己也想不到，此时通过电报这个手段为他树立起的舆论形象，到旧后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竟还能派上用场呢。
1920年7月直皖战争落幕后，得胜的直系和盟友奉系同时控制北京政府。然而胜利果实分配不均，直奉双方也只好再打仗。
打仗之前，有个“倒阁”的电战打得相当热闹。主角便是吴倔孚。
1921年12月，北京政府根据张作霖的推荐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梁氏很快就职并组阁。当时直系为英美派，奉系为亲日派。
虽然内阁成员两派混组，但梁士诒内阁实质上是以亲日的奉系军阀为靠山的亲日内阁。曹锟、吴佩孚当然反12月28日，日本公使与梁士诒秘密谈判，日方以提供贷款为饵，诱使中方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当年德国殖民者修建的胶济铁路，并将该铁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会计长等条件。30日，梁氏便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此议。史料称，此时梁氏殷切盼望吴佩孚发个贺电过来，因为新内阁太需要军阀捧场，否则难以站稳。果然，1922年元目过后，吴帅的电报来了。梁总理拿在手里一看一好嘛！这哪里是贺电，这是一道对他迎头痛击不留余地的檄文。电文揭露梁士诒避开外交部（外交总长乃英美派）与日本方面密谈的黑幕，大骂梁“勾援结党，卖国媚外”
这封歌电得到各省直系军阀的普遍响应。不止如此，吴帅又发密电催促各省军阀展开对梁内阁的电报战，这可是一石二鸟之策：不但可以再借力轰一轰梁氏，还可以测试一下大家对直系的忠诚度，谁是真直系，谁是骑墙派，一望便知。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问题的焦点主要是与日本的矛盾。吴帅领衔反对梁内阁的亲日卖国政策，更赢取了全国上下的舆论支持1月8日，上海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梁内阁，吓得阁员曹汝霖、陆宗舆不敢再上台，梁本人也连发通电频频解释。吴师这边厢可不讲“费厄泼赖”，连珠炮一样接连五天发通电痛打落水狗，骂梁士诒“施其盗卖伎俩”、“做贼心虚”，揭发梁氏人马借用日款举办沪、宁、汉长途电话的阴谋。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玩通电总能玩出花样，他逼梁氏“率丑类迅速下野”，学韩愈的《祭鳄鱼文》，戏说梁“三日不去则五日，五日不去则七日，七日不去则终不去矣”，贴切而有趣，惹得那些国会议员也拿着报纸掩面偷笑。史料称，那些日子，报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是《祭鳄鱼文》，明天又是仿《讨武则天檄》，一时竟成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梁士诒似也不是凡人，竟回电称赞吴乃“吾国一奇男子”，欲与吴交好。吴则去电调侃并劝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当时的报纸常常登载这般鲜活有趣的电报剧情，想不热卖都难啊）。
吴佩孚当然不能由着梁氏好官自为之。
1月19日，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联名电请总统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以独立为要挟，逼徐世昌在保全梁内阁和保全北京政府二者之间选择其一。面对吴帅加足火力的通电，梁士诒只好请假去天津避难了。
对梁内阁的这场有声有色的电战其实只是吴帅的一番小试，敲打的则是梁士诒背后的主子。在讨梁的电文中，吴言到：“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即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所指“谋主”、“公敌”显然就是梁内阁的后台老板张作霖。
张作霖一直按住嘴没动，是在等待南方孙中山和皖系盟友的信息。一待有望，自3月起，奉军便络绎不绝地开进关来。4月19日，张作霖开口了，发通电指责昊“结党营私，乱政干纪”。吴佩孚当即回电并再次扎向奉系的软肋，直言梁氏卖国乃恃有张作霖保镖，说他们“以国家为私产，人民为猪仔”。大概还嫌火候不够足，吴佩孚又在4月21日拉上七位直系将领联名通电，再骂张作霖，称“此恶贼不除，国无宁日”
奉军本想南联广东政权，暗合皖系军阀，给直系来个合围。谁知，因为一向主张和平统一的陈炯明反对北伐，孙中山只得回广州解决内部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支力量暂时用不了；皖系受到直系军力牵制，也动不了，奉军想象中的三角联盟只剩下孤军线。张作霖意图推迟战事。可是万事俱备又不欠东风的吴佩孚利在速战。于是，吴帅添火接着骂战！25日，吴佩孚再联系直系将领发通电，电文罗列了奉系张作霖“障碍统一、丧权媚外、破坏法纪、纵匪殃民、残杀同类”等十大罪状，说张是“白山黑水之马贼”，甚至连张作霖“非我族类，德不能化”的话都骂出来了。
张也干脆撕破脸，回骂吴佩孚“狡黠成性、殃民祸国”，说吴氏“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骂到这个地步，下一步，就只有打了。4月28日，张作霖发宣战通电，29日，下达了奉军的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此次战事几乎没有悬念，5月3日，吴佩孚在长辛店出奇兵大败奉军，5月5日，张作霖败退出关。
4月25日，上海大公报曾发表文章《我之直奉战争观》，作者虽倾向于奉系，却也不得不承认，“以吾所闻，十之八九皆谓奉军必败，直军必胜。”而当时的报章评说，“一般市民日夜之所盼望，无一不以为最后之胜利当属直军”“爱国将军”吴佩孚有了自五四时期树立起的良好舆论形象，战前的电战又能直打奉系七寸，一再攻击对手亲日卖国的丑闻，同时为自己加分，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直系打退的，而是被吴佩孚的电报骂败的。
此时，吴倔孚的个人声望也已达到了巅峰，后来终成直系的核心人物，甚至被当作“中国最强者”，于1924年9月8日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当时一位在上海办英文杂志的美国人甚至认为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中国”不知美国主编们看重吴帅，是因为拥兵数十万的他已成为中国北方实力最强的军阀，还是因为他书生领军、擅使电报而有操纵舆论之智识，终大获成功呢？
电报是个大舞台，在民国之初、军阀混战的那些年月，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精彩的演出，令那个枪炮革命的时代，千戈与纸墨共舞、枪杆子与笔杆子齐飞，煞是好看。中国自古讲究“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讲究“名正言顺”，挺把“舆论”当回事。千百年后，有了电报之利器，搞舆论造势这事儿更如虎添翼。据说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