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西城(原宣武)区西北部，有一条达智桥胡同，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校场五条。这条胡同的名称，与咱们之前说过的寿比胡同、奋章胡同、辟才胡同等属于同一类，都是被美化了的地名儿，因为它的原名叫“鞑子桥胡同”。北京但凡带有桥字的地名，基本上都有、或曾经有过桥，有桥当然有河(没河修桥干什么呢?有人说过街天桥也是桥，底下就没河，那就属于抬杠了)，达智桥胡同也不例外。
在清朝中后期，宣南地区会馆云集，所以这一带是仕宦名流活动之所，但是在更早的明朝以前，这里根本没有胡同，而是一条小河，这条小河自西向东，在如今的宣武门外大街与另一条从北向南流的河汇合，两条小河的交汇处建有一座小桥。起初这座桥叫什么不知道，总之到了清朝人们叫它鞑子桥。因为从清初时这里曾经驻扎着满蒙的旗兵，当年的汉人管元清的官兵都叫鞑子，元朝是蒙古鞑子，清朝是满鞑子，久而久之附近居民就把附近的这座小桥称为“鞑子桥”，进而也就成了这块地方的代称。再后来人口渐多、于是将河沟填平，逐渐形成胡同，索性就叫“鞑子桥胡同”。
1912年清政府已经倒台，民国政府觉得此名实在不雅，于是美化为“达智桥”。解放后的1965年，北京曾经大规模整顿过地名，从那时起正式定名为达智桥胡同。清朝，内城被八旗占据，汉官极少有住在内城的，您看纪晓岚名气不小吧?他的宅子不就在外城的虎坊桥附近吗?达智桥胡同离宣武门很近，所以这一带也是名流云集，再加上刚才咱说的，宣南是会馆云集的地方，达智桥胡同就曾经有个河南会馆，据说这里原来是座接待寺，是明代古刹，清光绪年间改为河南会馆。这座会馆规模还不小，从上斜街延续到达智桥胡同，有150间房子，内设中州乡祠、洛社、池北精舍、月牙池、听涛山馆、精忠祠、报国堂等，还附带一个嵩云草堂。嵩即嵩山，在河南境内，亦可代指河南，据传嵩云草堂是当年袁世凯住宅(袁世凯就是河南人)。
后来嵩云草堂被改为嵩云中学(也称河南中学)，解放后草堂的前半部改为民宅，后半部是204中学，现在204好像也没了，是并入十四中了还是哪儿，不太清楚。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达智桥胡同内有座杨椒山祠，杨椒山即杨继盛，明朝著名言官、谏臣，一代忠烈之士，是笔者本人最为佩服的中国古代文人之一。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做过诸城知县、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嘉靖年间调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在北京任职期间，杨继盛就住在达智桥胡同。杨继盛先生为人正直、不畏强权、忠言直谏，让他名声大噪和最被后世推崇的，是他弹劾严嵩事件。
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您知道城隍吧?过去的人都信城隍，认为死了之后得先去城隍爷那儿报道，您知道北京的城隍爷是谁吗?正是杨继盛!而且很多的地方没有城隍奶奶，但北京有，就是杨员外的夫人张氏。因为杨继盛英勇就义后被弃尸于市(年仅四十岁)，其妻张氏自缢殉夫，京城百姓敬而悯之，以杨继盛的故宅改为庙以奉祀，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杨继盛因为号叫椒山，所以后世将其故居改为杨椒山祠。杨椒山祠在达智桥胡同12号，正门有石刻匾额“杨椒山先生故居”，正堂内有杨继盛的塑像。杨先生在世时，他给住宅起名松筠庵。清乾隆年间改为祠堂，又将他当初起草疏稿的书房称为“谏草堂”。
当年弹劾严嵩的奏疏，请海盐布衣镌石名手张受之刻石，嵌在谏草堂的壁上。张受之素敬其刚直正气，摹椒山真迹，精刻于石，谏草刻就，死于松筠庵内。道光年间在祠之西南隅建一“谏草亭”，亭内有椒山先生亲手种植的榆树一株及石碑一块。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公车上书事件，那篇万言表，便是在当年的松筠庵内起草的。杨椒山祠现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很早以前去看过一次，说实话挺破败的，有的也被民居占用，胡同里也挺乱，早已没有清代时名流云集、车水马龙的景象了。
不过最近应该治理维护了，前些日子电视里有一档专门调解“拆迁”问题的节目，听说其中还涉及到了杨椒山祠文物腾退的事儿，我没怎么看，也不知道后来结果如何。杨椒山先生在临刑前还留下几句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这是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并驾齐驱的千古名句，他的人也是与文天祥一样的忠烈之士，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