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尔哈特 勿食我黍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出生于193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是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英格尔哈特的这两部重要著作《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是他数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亦是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
过去一个世纪，发达世界中的经济不平等走过了一个巨大的U形曲线：由高起点向下弯曲，然后再度急剧向上弯曲复位。191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赚得全部国民收入的大约18%。1930年代，这一份额骤跌，并在整个1970年代维持在10%以下，但到2007年已上升至24%。审视家庭财富而非收入的话，不平等的上升幅度更大：最顶尖的0.1%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从三十年前的9%增加到了22%。美国的例子或许比较极端，但远非独一无二：1980年到2009年间，能获得有效数据的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差不多都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征税和转让之前）。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以对这一数据的解读而著称。他认为，经济上趋向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二十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不平等程度下降，他将这一下降趋势视作这一不平等规则的例外。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推动政府采取了分配收入的政策，而主要是那样的随机性动荡事件催生了那种例外。既然这些动荡事件的影响已经消退，生活也就回到常态，经济和政治权力随之集中到了寡头的手中。
皮克迪的研究在一些细节上已获得修正，但他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正在迅速上升，这一断言是显然是精确的。过去一个世纪间，不断前行的现代化进程驱动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均势发生转换，不平等状况一开始的下降以及随后的上升均与这种转换存在关联，但有关经济不平等这一主题的大多数分析都忽略了关联的程度。
在狩猎和采集社会，实际上每个人都拥有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技能。人们口耳相传第一手获得的信息，决策过程通常发生在囊括每一位成年男性的村庄议事机构。这样的社会相对而言是主张人人平等的。
农业的发明催生了定居社区，这些社区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用来供养拥有专门军事和通信技能的精英。识字的管理者，令协调统辖数百万人口的大型帝国成为可能。从事这样规模大很多的帝国管理工作要求具备专门的技能，包括读写能力。对政治参与而言，口耳相传的交流方式不再够用：一些信息的传递必须跨越千山万水。要记下大量地区军事人员的计税基数，人类的记忆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文字的手写记录。并且，依靠个人的忠诚不足以聚拢大型帝国：必须要由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宣讲赋予执政者合法性的神话。这在相对而言专业技能熟练的统治阶层，与主要由居住分散、目不识丁的农民构成的人口整体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裂，那些农民缺乏应付远方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技能。并且，伴随那一断裂，经济上的不平等急剧上升了。
这样的不平等贯穿整个历史，并一直维持到进入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起初，工业化造成了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他们的工资低廉、工作日漫长，没有劳动法规予以保护，工会组织活动也遭到镇压。但最终，通过重新调整政治技能的天平，持续进行的工业革命缩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断裂。城市化令人们比邻而居；工人聚居在工厂中，方便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大众读写能力的扩展令他们接触到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导向了社会动员。到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工会赢得了组织权，这使得工人能够进行集体谈判。这一参政权的扩张赋予越来越多的人以投票权，左翼政党动员工人阶层为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抗争。结果是采用了多种分配政策的政府经由选举诞生，那些政策包括累进税、社会保险和扩张性的福利国家。在那些政策作用下，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不平等是在下降的。
然而，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再度改变了游戏规则。现代福利国家的成功令更进一步的分配显得不是非常急迫。随着身份政治和环保主义将一些更加富裕的选民吸引到左翼，同时文化方面的议题将工人阶层中的许多人推向右翼，超越阶层界线的非经济性议题浮出水面。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而信息革命帮助确立了赢家通吃的经济。这一切都侵蚀到了分配政策的政治基础，并且，随着那些政策丧失了号召力，经济上的不平等再度上升。
如今，在发达国家，巨大的经济收益仍然在不断形成，但主要到了位居收入分配序列非常顶端的那些人手中。与此同时，处在分配序列更低位置的人士，他们的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在减少。富人转而运用他们的特权，设计出进一步增加财富聚集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往往违背了中产阶层和更低收入阶层的愿望和利益。比如，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已经阐明，美国政府极其周到地响应该国最富裕的10%国民的偏好，乃至于“在大多数情形下，最广大多数美国人的偏好对政府采纳或者不采纳什么政策，基本上没有影响力”。
因为优势往往倾向于累加，鉴于那些生于更富裕家庭的人士享有更优质的营养和保健、更丰富的智力启迪和更优质的教育，并且在后来的一生中有更多社会资本可用，持续存在的趋势就是，富人变得愈发富裕而穷人被抛弃。但这一趋势奏效的程度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以及政治机构，而一般来讲源自该政治体制中民众被动员起来后形成的政治压力，相应地往往会反映到政治领袖和政治机构那里。也就是说，不平等上升或者降低的程度，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今天，这一冲突不再发生在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之间，而发生于少数精英人士与最广大多数的国民之间。这意味着，在发达世界，未来政治的棘手问题将是，那一多数群体怎样以及何时发展出一种共同利益感。当下的趋势愈是继续，再度应对不平等问题时，压力就将越积越多。这样一种压力在酝酿的迹象已显然可见，而迟早，实际后果也将显现。
与金钱无关
二十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发达国家工人阶层的选民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而中产及以上阶层的选民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鉴于党派隶属关系与社会阶层大体接近，学者们发现，政府倾向于推行反映其社会政治选区经济利益的政策。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奇。
但随着这个世纪继续演进，经济的性质以及公众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工业社会已让路于后工业社会；数代人在其人格形成期所经历的是经济和人身高度安全的养育环境，他们展示出“后物质主义者”的心态，更加强调自主和自我表达。随着后物质主义者在人口中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为政治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议题，促成了阶层冲突的衰落和基于非经济性议题（如环保主义、性别平等、堕胎和移民）的政治极化的兴起。
这刺激了工人阶层中的部分人群，他们的回应是转向右翼，重申似乎遭到了攻击的传统价值。而且，大量移民，特别是从拥有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低收入国家流入的移民，改变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种族构成。美国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以及西欧国家排外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代表了对飞速文化变迁的回应。这种文化变迁似乎在侵蚀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风俗，对那些国家中较少安全感的群体来讲，这是特别令人慌乱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对现存政党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政党体制确立的年代，经济性议题具有支配性，工人阶层是支持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基础。如今，最热门的议题往往是非经济性的，对变革的支持愈发源自后物质主义者，这些人大多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传统的政治极化围绕与经济分配有关的不同观点展开，工人阶层的政党属于左翼而保守派的政党居于右翼。变动不定的价值观和新议题的出现催生了政治极化的第二维度，在这一维度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政党是一极，威权主义政党和排外政党在相反一极。
典型的经济性议题并未消失，但相比较而言，其重要性下降到了这样一个地步：1980年代晚期，在西方政党的竞选纲领中，非经济性议题的重要性已超过经济性议题。政治社会学中一个由来已久的老生常谈是，工人阶层的选民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而中产阶层的选民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这是对1950年前后实际情形的准确描述，但这一倾向已持续弱化。后物质主义议题的兴起往往会中和基于阶层的政治极化。左翼的社会支持基础越来越多地源自中产阶层，与此同时，工人阶层中部分可观人群已转向支持右翼。
实际上，到1990年代，多数民主国家中，选举行为与社会阶层的相关度相较于一代人之前已下降了一半多。在美国，这一关联度低到了几乎已没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在衡量美国公众的政治偏好方面，相较于宗教虔诚度或者一个人在堕胎或同性婚姻问题上的立场，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早已成为极其弱化的指标：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人士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百分比远高于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百分比。选民早已从基于阶层的极化，转向基于价值观的极化。
机器时代
1860年，美国劳动力中的多数受雇于农业部门。到2014年，由于现代农业技术令人口中极少一部分人也能生产出甚至较以往更多的食物，不到2%的劳动力受雇于农业部门。随着社会向工业化过渡，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几乎消失殆尽，但这并未造成广泛的失业和贫困，因为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岗位有了大量增加。到二十一世纪，自动化和外包已将产业工人队伍降低至劳动力总量的15%，但这也没有造成广泛的失业和贫困，因为服务业中就业岗位的急剧增加抵消了工业部门就业岗位的丧失。如今，服务业提供了美国80%的就业岗位。
在服务业内部，有些就业岗位与所谓“知识经济”有内在关联。学者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与凯瑟·斯奈尔曼（Kaisa Snellman）将“知识经济”定义为“以有助于加速推动技术和科学进步的知识密集型活动为基础的生产和服务”。因其经济上的意义，知识经济值得作为单独一类向外划分，以与服务业的其他门类有所区隔；其代表是被称为“高科技部门”的行业，包括经济体中的信息、金融、保险、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
一些人士设想，高科技部门未来将创造大量高薪就业岗位。但这一领域中的就业机会似乎并未增加；自从大约三十年前相关统计数据可用以来，该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基本上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同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知识社会的兴起并未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起初，只有非熟练工人会因自动化而丧失就业岗位。如今，甚至是需要非常熟练技能的工作岗位也正在被计算机替代。计算机程序正在取代过去从事法务研究的律师。相较于医生，诊断质量更高也更快捷的专业系统正在开发当中。教育和新闻领域已经处在自动化进程当中。并且，计算机程序本身或许也会越来越多地由计算机编写。
此类进展的结果是，甚至需要非常熟练技能的工作岗位也正被商品化，这样一来，随着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获得的收益限于由金融家、企业家和经理人之类处在社会阶层序列中最顶端的极少数人获得，甚至处在收入分配序列中较高位阶的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也无法再前进一步。可以想见的是，当专业系统替代人力，市场力量自身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数量微不足道但待遇极优渥的少数人主导了经济，而多数人的工作岗位并不稳定，他们为少数人服务，充当园丁、侍应生、保姆和理发师。今日硅谷的社会结构已经预示了这样一种未来。
后工业化经济的兴起令大多数非熟练工人的生活前景变得局促，而直到近期，知识社会的兴起似乎还是会令那些拥有复杂技能和良好教育背景的人士别有一番天地。但最近的证据间接显示，这不再是事实。1991年到2013年间，美国教育领域从业人员的真实收入停滞不前。受过高等教育人士的薪水依旧高出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士很多，但正在被抛弃的不再只有非熟练工人。
问题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那些年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增加。那么，增加的那些钱去了哪里？到了精英中的精英，譬如美国最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那里。
在这样一个时期，甚至如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和科学家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真实收入都基本上没有变化，而首席执行官们的真实收入却增加了两倍以上。在更长的时间段中观察，这一模式甚至更加明确。1965年，美国最大350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薪水最多相当于工人平均薪水的20倍；1989年，这一数字是最多58倍；2012年，这一数字是最多273倍。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全球化正令当今世界的一半人口有机会摆脱维持生计层面的贫困，但也在削弱发达国家工人的谈判地位。知识社会的兴起，同时也正在帮助将发达社会的经济系统分割为两大部分：极少数精英赢家和数量广大而就业不稳定的工人。市场力量自身并未显示反转这些趋势的迹象。但随着日渐增长的不安全感和相对贫困化逐渐塑造着国民的态度，形成了对旨在改变这一图景的政府政策更大程度的支持，政治活动可能做到这一点。
有迹象显示，很多国家的国民正在意识到这一问题。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对不平等问题的关切已急剧上升。在1989年至2014年间进行的多次调查中，世界范围内的应答者被问到是否他们的看法接近于这样的陈述：“收入应当更加平等”或者“为刺激个人的努力，收入差别应当拉大”。在最早些时候的调查中，65个国家中五分之四多数的受调查者认为，对于个人的努力来讲，更大程度的刺激是需要的。但在最近的几次调查中，那一数字已下降了一半，那些国家中仅有五分之二的多数支持那一看法。在那25年间，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而包括美国在内，80%的受调查国家公众变得愈发支持采取行动，减少不平等，并且，那些信念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
简而言之，在发达世界，随着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群与在其下方大多数同质人群之间的斗争浮出水面，新的政治结盟有可能再度重新调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均势。为使工业化社会中的工人阶层同盟发生效力，必须完成长期的社会和认知动员过程。但在当今的后工业社会中，人口中的大量人群已接受过高等教育，更加见多识广，并拥有政治技能；为在政治上发生效力，所有需要做的是认识到共同利益所在并加以开掘。
为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今日那些财产遭剥夺者当中，将有足够多的人士发展出马克思所可能已为之命名的“阶级意识”，成长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吗？短期内大约不会，因为有五花八门的热门文化议题超越了经济上的界线。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对这种不平等的不满可能继续加剧，大约是会的。
正是那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加上对后物质主义者充当先锋的诸多变革的反击，帮助倾覆了经济性议题在党派政治动员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并将文化议题安置在经济性议题的位置。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持续传播正在耗尽大量源自文化冲突的激情，与此同时，不平等的持续上升正在将经济性议题推回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
比如，200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同性婚姻在一些地区相当不受待见，乃至于共和党的战略家们有意在一些关键摇摆州举行公投，在无记名投票中加以禁止。他们所希望的是，提升收入分配序列中处在中间以及更低位阶的社会保守派人士的投票率。这么做是明智的，因相关举措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获得了通过，从1998年到2008年提出的几乎所有其他类似举措均是如此。但2012年，就该议题出现了五次新的全州范围内的公投，在其中四次公投中，公众投票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超越阶层的文化区隔依旧存在，并且依旧能够转移公众对共同经济利益的关注，但前者不再如过去那般在重要性上笃定压过后者。不只是民主党人，甚至若干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都已誓言，要废止有益于精英金融家们的“附带权益”减税，这一事实很可能是一些事情将会发生的征兆。
现代化的要害在于经济、社会、观念和政治趋势之间存在关联。随着变革波及整个系统，一个领域中的进展可以推动其他领域中的进展。但鉴于比如经济上的趋势会推动其他所有领域发生变动，这一进程不会只在一个方向上起作用。社会力量和观念可以推动政治领域的行动，这样的行动会重新塑造经济前景。随着多数民众被动员起来逆转经济不平等的趋势，那一切将再度发生吗？长期来看是可能的：全世界公众愈发赞同减少不平等，并且正是那种成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和压力的社会得以续存。纵然目前存在一些无能为力的迹象，民主国家依旧具备去适应的生命力。
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1/2月号，提前刊发于《外交》杂志网站，原题：“Inequality and Modernization”，听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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