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 史策无名

江西的读书人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有一篇文章谈到，解缙做首辅时，帮助不少江西人考取了进士，特别是永乐二年，解缙既是主考官，又做读卷官，这一年从第一名至第七名的进士全是江西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甲进士前三名有一个永丰人，两个吉水人，四至七名不是泰和人，就是安福人。江西人会读书这是事实，但这其中有猫腻可能也是事实。解缙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有些恃才傲物，敢于泄露题目。就以进士来讲，第一名叫曾是永丰人，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他的学生，而且还是两兄弟，无论怎么凑巧都难以自圆其说。当时科举是实行糊名制，也有类似于现在高考试卷的防作弊措施，即考生写好姓名、籍贯等内容，然后把名字糊掉进行编号，再专门由一批人统一抄录试卷，主要是怕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然后再分房阅卷，考《春秋》的由一个考官阅卷，《考礼经》的又由一个考官阅卷，再由这些考官将自己认为好的试卷推荐给主考官。但不管这些制度再怎么严格，只要你把试题事先透露给考生，考生又把自己试卷的内容告诉考官，怎么也能考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读了书、做了官，便可以大大提携自己的同乡，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

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今日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在中国搞出来一个类似福布斯百名富豪排行榜，在嘉靖时期，严嵩之子严世藩就与人搞出来一个当时京城富豪的排行榜，榜上有17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以上的大户，他把自己家列为第一家，接下来是两户晋商和一户徽商，另外还有一家是锦衣卫都督陆炳。明前期时，官员们退休回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这说明这时候的官员已经敢于先让自己富起来，而且公开露富，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江西人通过官本位领略到了好处，从政治、经济乃至经商各方面都有好处。

江西人还能通过术士和宗教的力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明太祖在江西一带的活动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抚州的“铁观道”人张中，还有一个是南城的周颠，在庐山有记载的周颠仙就是这个人，这两人帮助朱元璋在江西战胜了陈友谅。在宁都还出了一批风水师，前些时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个关于江西的“样式雷”家族的节目，这个家族的六代人为清朝皇帝的紫禁城和陵墓看风水，尤其是选墓址，在这方面江西人也很擅长。明朝成化年间，江西有一个叫李孜省的术士会搞扶乩术，宪宗皇帝要他搞一次占卜，他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向皇帝上了一句“江西人赤心报国”的乩语。就是因为这句乩语，当时一共起用了6个江西人，其中尹直入阁，谢一夔等5个江西籍官员任命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或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江西的术士经常参与政事，他们自称会预言，用现在的南昌话来说就是能“唆泡”，皇帝居然很信任他们。像张天师每年去见皇帝的时候，朝廷给他派的都是头等车船，而孔庙的孔夫子，朝廷是只送不接，而且派的车马是三等车马，所以孔府的地位不如张天师的地位。当时孔府说天下有三家，一是朱家，即理气；二是张家，即指道家之气；然后才是孔家，也就是儒家之气。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识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在朝的，连在野的跑江湖的都神驰庙堂。

江西人科举中榜的多了，在外做官的多了，便让江西人腰粗了，口气也高了，往往不怕官，而是告官。但是官员们有一个很怕去赴任的地方，那就是苏州。明清两朝的新科进士在分配实职的时候，往往受到权贵的干预，为了抵制干预，无奈之下，有一些正派的官员竟然想出了“掣签法”，用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中下级官员的职务，把各地的官位做成签，由大家去抽，抽到哪个地方算哪里，这是中国吏治中的一个千古笑话。有一个进士是陕西人，抽到吴县当知县，结果吓得哭哭啼啼不敢去。吴县是苏州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为什么不敢到吴县去?吴县也是读书人最多的地方，其讼风之炽不亚于江西的吉安府。为什么两地人能动不动就告官呢?当时的吉安、吴县读书人多，出的官员也多，很多人家在外有官，在朝中有人，他们不将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管与他们有关无关，他们就往上告，有的是争是非，有的则不管告的是芝麻还是西瓜，他要的就是这头角峥嵘的胆气……

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江西人虽然不怕官，却养成了听命于中央集权的习惯。除了有那么短暂的几年一度是革命话语中心——江西在其他时期从没有成为过独立的政治中心。赣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庙堂提倡什么，江西就膜拜什么；中原追求什么，江西就紧跟什么，甚至比中原地区干得还好，跟得还紧。由此可以形成三种对应关系；一是庙堂文化与本土文化；二是附庸文化与异端文化；三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而在这三种对应关系里，赣文化基本上都是以前者为主体，对后者多有排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了天条律令，江西人的其结果便大大影响了明朝江西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全民考科举。只要有条件，所有家族都愿意走这条路，都资助家庭或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考科举。一人当官，全家乃至全族蓬筚生辉的事例从古至今让江西人津津乐道。江西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在这三条中只要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第二，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买一个出身，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都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国子监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功名。《三言二拍》中关于监生的身份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故事《杜十娘》中的李甲、孙富的监生都是买来的。监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于举人与秀才之间这样一个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职，按当今的话来说属于第三梯队。获得监生以后，可以直接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还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劳役，有事上了公堂可以不下跪。

我看到一份材料，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可见江西人对官场是多么向往，每年要花多少钱在这上面。除了买监生，还有很多人买替补官名。我们在一些县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碑名上写着“州同知”，简称“州同”，这种官基本上也是买的。当时中国的地方官也是省、府、州、县，县官叫知县，州的长官叫知州，府的长官叫知府，省的长官叫巡抚。州的副手即叫州同知，这个职务其实是虚衔，不需要到任，坐在家里就可以，但有一个官员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巡视员、助理调研员等非领导职务。

第三，曲线做官。当某个人考不取进士、举人的时候，就放弃读书去经商。经商赚了钱以后，培养自己的儿子、孙子去读书、做官，让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决官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