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公号上一期发表了《1984年金敬迈给周扬的道歉信》。这封信（复印件）未公开过。这一期要发表的《1984年宋振庭给夏衍的道歉信》，是《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过的（1988年1月5日），在当年曾引起过一些反响。尤其是夏衍戏改明末清初的打油诗句：“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流传甚广。当年，我也抄在笔记本上。
宋、夏的通信，是关乎国家历次政治运动层面的。我那时学的是古代史中的“古代史”—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当代史不熟悉，认识上升不到国家层面的事情。只是觉得，一个人做错了事，认识到错了，就应该给人道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惯常遇到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明显做错了事，你给他指出时，他会用“是人都会犯错误”的逻辑来顾左右；或者用“你就没有犯过错误？”理直气壮地言它。每逢遇到这种场景，常常让我不知所措。看到他们二人的通信留有深刻印象，也算是戚戚然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孔夫子说“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把改“过”提到“人皆仰之”和“勇”的高度上，可见，认错、改“过”，不那么容易。
故此，我对那些生活当中能够顺口说出“我错了”的人，有种天然的好感。对历史上能够勇于承认错误并给人道歉的人，甚为钦佩。
1995年，当我把研究方向转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时，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周扬，多半是着眼于他对历史反思的勇气。周扬复出后，在文艺界的各种聚会上，逢人就道歉。他对历史深刻的反思，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也因为这种反思而成为思想解放大潮流中的引领者之一。
2013年8月，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发表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向“曾经伤害过的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并组织同学回母校向老师鞠躬道歉。我很钦佩。在一次聚会上，我对他说了韩愈那句话，并说，您的大智大勇之人。他去世后，我在纪念他的文章《平民陈小鲁》里说：
小鲁的这一举动，至今仍被人瞩目。瞩目，并不是说都赞成他这样做，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尤其是来自“二代”的反对声。不过，在外人看来，恰恰来自他熟悉的“二代”的反对声，则更加固化了他平民的形象。
做错事，要道歉！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承续着政治“不规则”的“二代”，多数周身流淌着是一贯正确的血脉，字典里没有道歉这个词。（文见本公号）
言归正传，话题回到宋振庭给夏衍的道歉信。
夏衍名头响亮，无需多介绍。宋振庭，1921年出生，七七事变之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入抗大学习，毕业后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打了三年游击战。1949年后，任吉林省文化局长、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79年3月，调中共中央党校任教育长。1985年病逝。
从宋的简历看，他也一直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意识形态领域是重灾区，即使在吉林省任职，伤人伤文的事情也不得不做。他在信中说：“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即是如此。
不过，宋振庭的道歉不始于1984年，很早以前他就是这样的人。据与宋振庭交往多年的董速回忆：1960-1962年甄别右派时，宋邀请“摘帽”的和没“摘帽”的右派开会。他说：“今天请大家来，我要给大家行脱帽礼！这么多年，你们背上了很沉重的包袱，政治上受压制，精神上受痛苦，生活上也造成了很多困难。对不起你们，现在向你们做自我批评，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董速：《“七尺从天大唱归”——回忆宋振庭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1978年，宋振庭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抓得非常紧。据《吉林日报》报道，5月31日，他主持召开五千多人参加的中小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会。他说：要尽快为受迫害的中小学教师昭雪冤案，决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要求“各地都能像长春市这样，召开这样的大会”。为中小学的教师召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在当年不多见。
1978年年底，中央已决定调他到中央党校任教务长。临走前尽管忙乱，他也没有忘掉被他划为右派的艺术家王肯。他让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找划王肯为右派的东北师大党委，说明王肯划右派的事情。他信中说：这件事他有责任，是一种错划，希望早些给予改正（红箫：《王肯生命里的二人转》，《戏剧文学》2012年第1期）。
生活中的宋振庭，也是一个可以说“我错了”的人。中央党校老一辈人中，大都知道宋念“白字”的故事。
宋虽然博览群书，学问不小。由于他是“初中学历”，没接受过严谨的科班训练，也偶有读错字的事情。他曾长期把造诣的“诣”读成zhi。在又一次“zhi”后，一位教授委婉地说：教育长，造诣的“诣”可能是个多音字，但大多数情况下应读yi。宋振庭一听就明白，是自己读错了。不久，他专门在全校大会上讲到这个例子，并认错。他说：职务高不等于水平高，名气大不等于学问大。堂堂的教育长，“知耻近乎勇”也。
再看他给夏衍的道歉信。从信的内容看，宋、夏两人在工作上并无多大交织。夏衍一直担任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1963年文化部整风时遭批判，及至文革，他和周扬都成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被批判、关押。宋振庭顶多是在夏衍和周扬被口诛笔伐时“扔过石块”（巴金语），写过批判文章而已。这样郑重其事道歉，说明他对以往的过失，进行过深刻的反思。
宋振庭在中央党校工作了五六年，应该说，口碑不错。但也有人颇有微词。比如，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吴江和孙长江两位老人，对宋就有意见。
1982年4月，行伍出身、一直说自己没有多少文化的王震，倏忽然地到党校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任校长。他上任不久就宣布，要把吴江、孙长江和另一位赶出党校。这可是胡耀邦在党校的理论班子！况且，吴、孙二人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重要推手呢！有人说，王震是带着刀来的周仓，意谓有备而来。
宋振庭是教育长，王震一个电话，他就要去主持各种针对三人的揭发批判会议。他这个秀才遇到了耍大刀的校长，也不能不勉为其难。其间，自然会对吴江、孙长江等带来伤害。两人对他有意见也属正常。不过，宋振庭也没有让校长满意。1983年2月被免去了教育长职务。可以想见，宋在夹缝中是如何极力挣扎的。但，“在场”的身份决定了他也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1988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两人的通信，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夏衍与宋振庭的通信 度尽劫波 相逢一笑》。下面是发表的原文：
夏老如晤：
手术后困居病室，承临探视，内心至感。风烛之年，有许多话要说，但欲言又止者再，后来深夜静思，仍内疚不已，终于写了此信。
庭总角读书，即知有沈端先先生者，后来虽屡在开会时见面，但仍无一叙心曲之机会。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顿然彻悟。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对所谓“四条汉子”之事，庭本不知实情，但以人言喁喁，乃轻率应和，盲目放矢。“文革”前庭对周扬同志及我公，亦因浮言障目，轻率行文，伤及长者，午夜思之，怅恨不已。1961年影协开会时，庭在长影小组发言，亦曾伤及荒煤同志，梗梗在心，未知陈兄能宽宥否也。
我公豁达厚朴，肝胆照人，有长者风。此疚此情，本拟登门负荆，一诉衷曲，终以手术后卧床不起，未能如愿，近闻周公亦因病住院，只能遥祝康复矣。我公高龄八十有四，庭亦已六十三矣，病废之余，黄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此信上达，庭之心事毕矣。顿首祝
康健
宋振庭1984年9月15日
振庭同志：惠书拜读，沉思了许久。足下大病之余，总以安心静养为好，过去的事，该忘却的可以淡然置之，该引以为戒的也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康复后再作审慎的研讨。心理要影响生理，病中苛责自己，对康复不利。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已为69岁，60岁不能算老，说“黄泉在望”之类的话，未免太悲观了。
您说上次见面时“欲言又止者再”，这一点，我当时也已感觉到了，我本来也想和你谈谈，但后来也因为你有点激动而没有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我们这一辈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难，对此，我是在60年代初文化部、文联整风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
不久前我在拙著《懒寻旧梦录》的自序中有过一段反思独白：“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会持续了十年之久？我从痛苦中得到了解答：科学和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17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东西也统统反掉，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提了‘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之类的口号，相反，17年中却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这些人也真的认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早已经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
这些话出自内心，并非矫饰，这是由于不尊重辩证法而应该受到的惩罚，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剧变，人的思想行动也不能不应顺而变。党走了几十年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作为一个虔诚的党员，不走弯路，不摔跤子，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在激流中游泳，会碰伤自己，也会碰伤别人，我解放后一直被认为“右倾”，但在30年代王明当权时期，我不是没有“左”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有。1958年大跃进，我也一度头脑发热，文化部大炼钢铁的总指挥就是我。吃了苦，长了智，“觉今是而昨非”即可，没有忏悔的必要。我在文化部工作了整整10年，回想起来，对电影、外事，由于比较熟悉，所以犯的错误较少，但对戏曲、文物等等，则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由于急于求成，而容易急躁“左”倾。这就是说，“外行领导内行”，一定要特别审慎。从你的来信中我也有一些联想，你对电影是外行，所以犯了错误，伤了人；但你热爱乃至醉心书画、碑帖、考古，所以在1962年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刻，你竟能担着风险把划了右派的张伯驹夫妇接到长春，给他摘了帽子，并让他当了吉林博物馆馆长。这件事是陈毅同志告诉我的，当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当然，没有陈老总的支持，那也是办不到的。
对于1957年后的事，坦率地说，由于整过我的人不少，所以我认为你只是随风呼喊了几声而已。况且你当时是宣传部长，上面还有文教书记，他上面还有第一书记，再上面还有的更大的“左派”，所以单苛责你一个人是不对的。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1974年在狱中偶然想起，把它戏改为：“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往事如烟，录此以供一笑，劫后余生，何必自苦？病中多宜珍摄，顺祝早日康复。
夏衍 1984年国庆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