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士元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会刊/乐亭圈/乐亭故乡人网站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和本文无关
陈渡口村位居乐亭城南，自明朝建立以来，庄风纯正，村民朴实，在城南一带享有较好的名声。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的政治、生产乃至村民生活也和其它村庄不同。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红卫兵造反，搞大批判，破四旧、立四新，大字报处处可见，城市乡村可谓轰轰烈烈。在这样形势下，陈渡口村的干部社员群众虽对运动不理解，持观望态度，但他们始终坚持只求安居乐业，不愿你争我斗，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县里、公社的造反派多次前来鼓动，但这里的村民仍是对搞运动兴趣不大。就是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阶段，他们也不积极。邻村的人们议论说：“陈渡口‘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生产却搞得热火朝天。”
为什么这里的“文革”搞不起来？从根本上说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这里的干部对“文革”认识不上去；二是这里的群众对“文革”不“感冒”。
当时，陈渡口大队（村）的几位干部都是朴实厚道的庄稼人，支部书记陈文兰50来岁，文化不高，是个“锄把式”，始终把种地当成第一要务。他常说：“农民就是种地，多打粮食比什么都重要。”他心直性耿，脾气倔强，办事公道，认准了理儿，牛都拉不回。一年春季，刚下过透雨，公社革委会的两个工作人员来到陈渡口，要召集全体社员开大会，说是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掀起批判孔老二的高潮，陈文兰一听就急着说：“刚下过透雨，不赶紧抢种，光批孔老二有啥用？地种不上，秋后不打粮食，让社员们喝西北风？”说罢甩袖而去，闹得那两人很尴尬。在那特殊年代里，像他这样抗上的工作作风上级当然不喜欢，然而庄里的群众却很拥护他。
又一年秋季，公社派人到陈渡口大队下达县里的紧急指示，要他们三天之内把村北的晚玉米全部收割完，平整土地学大寨，迎接全县在这里召开种麦现场会。陈文兰一听就急了，他坚决不同意，说：“晚玉米根本就没成熟，现在割了最少减产三成，眼看到手的粮食不能丢，现场会爱去哪儿开哪开，我们不割！”看着他这样坚决的态度，公社派来的人也只得作罢。由于他多次抗上，公社领导决定撤销他的大队书记职务，可就是撤不成。原因有三：一是全大队的社员一听说要撤陈文兰，就选出代表（大多是烈军属）去公社说情保他；二是陈渡口的全体干部心齐，要撤陈文兰，就全都撂挑子；三是公社委任别人干，谁也不干。公社的领导们无可奈何，也只好别撤了。
陈渡口另一个好干部叫陈德银，他是大队长（村长）。此人忠厚老实，工作任劳任怨，不争功不诿过，是领导班子团结的典范。在那特殊年代里，陈文兰和陈德银等大小队干部团结一心，“抓革命”不积极，冒着风险专搞生产，一心多打粮食，想法设法增加集体和社员的收入。在那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年代，还敢顶风开办副业加工厂（弹棉花、漏粉、榨油等）。上边几次来人阻止，陈德银就一面说好话应付，一面对加工厂的人员说：“咱们惹不起，躲得起，白日在家睡觉，夜里干活。”就这样，陈渡口副业加工始终没有停下，由于有了这些收入，陈渡口秋后决算分红工值高，社员们从心里乐。外村人都羡慕地说：“看人家陈渡口，家家户户日子好过，小伙子们都说上媳妇了，再看看咱们庄，天天搞运动，家家穷得要命，快成光棍村了。”
那时的陈渡口，不但干部对“文革”中的一些活动不积极，一些群众也对运动不理解，持观望态度。有一次，公社召开批判大会，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台发言者，有几个油头滑面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个“绰号”叫“馋猫”的，他原本是全公社出名的二流子懒蛋，运动一来摇身一变成了红人，在台上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他说：“刘少奇鼓吹‘三自一包’纯粹是放驴屁、放狗屁、放盐蓿籽屁……”台下群众听了，忍俊不禁，纷纷议论，有人幽默风趣地说：“放啥屁都说了，就是不说放猫屁。”因此，会开到半截儿，就有不少陈渡口人溜号回家了。
在那政治挂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年代，哪里搞副业，哪里就是搞资本主义。陈渡口第七生产队在当时是个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社员们勤劳，会过日子，分红工值高，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都有粮食吃，外界怀疑他们“瞒产私分”，还有人向上级告了状。秋后县里、公社派出工作组来这个队调查解剖，先是清查账目，没有找出一点漏洞，接着又挨家挨户审问，也没问出一点问题，他们在这里折腾了一个多月，没抓住任何把柄，只得打道回府。
那时，上级要求，各大队晚上必须开会学习，边学习，边批判，碍于工作队的督促、检查，各生产队只得走过场应付。一天晚上，工作队员赵某来到第六生产队组织社员学习批判，他先念文件，社员们在一旁听，有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甚至还有人打起鼾声，气得赵某直拍桌子、瞪眼睛，并发令让生产队长管一管，可队长却说：“大伙干了一天活儿，累得够呛，明天还得栽白薯挑大水桶，既然困得够呛，那就早早散会吧！”大家一听，立即起身往外走，赵某急忙站起阻拦，说：“才开了不到半个小时的会就散？谁也不许走！”可就是没人听他的，人们一轰而散各自回家。气得赵某干瞪眼。
当时的口号是“抓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农业学大寨”，别的什么也不许干。一年秋季，第五生产队的队长陈贵元、会计陈士华和保管员陈金云正在场里给社员们分粮食，忽然来了几个人，他们是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对队长会计说：“不搞大批判，不去地里学大寨，成天分粮食，马上停止！”分粮食的社员，只好挟着口袋灰溜溜地往家走。事后，陈贵元对大家说：“白天让学大寨，晚上让开会大批判，这粮食什么时候分呢？”还是会计陈士华机灵，她说：“我倒有一个好主意，先日给大家信儿，第二天起早再分。”
那时，上头三令五申，社员要一心参加劳动，不许做买卖，谁要是私下做买卖，谁就是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就要受限制、挨批判。三队社员陈仲兰当院里有两棵梨树，每年结不少果，家里吃不了就推着手推车下庄去卖，一次他来到东双坨村，刚一进庄就大声呼喊：“卖梨哟——又酸又甜的大头梨！”他这一喊，正巧被下乡的工作队听见了，立即把他带到大队部，对他进行批评，说：“你不去地里和社员们一起去学大寨，竟然下庄做买卖，搞资本主义，胆子不小。”陈仲兰说：“这是我自家梨树上长的，卖几个钱给孩子们上学交学费。”工作队说：“自个家产的也不行，赶快回队里去学大寨，再敢卖，全部没收，还要批斗你！”他只得点头哈腰连连称是。出庄后，就急忙推起小车转了个弯奔向海边上的一些偏僻的小村庄去卖。
“文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今日忆起，令人难忘那特殊的年代，更令人难忘那特殊年代里陈渡口村的乡亲们。
（作者陈士元，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