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三星堆初现端倪到1986年三星堆震惊世界；从三星堆博物馆的筹建到三星堆文化名扬四海；从“三星堆文化”的认同到“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确证，半个多世纪中，几代考古学人前赴后继、坚持不懈地工作努力，使考古工作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正是几代考古学人多年辛勤耕耘的心路历程。
任何一次伟大的发现都会有一定的偶然性，三星堆的发现也不例外，在遗址内一个叫月亮湾的地方，一位叫燕道成的农民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无意间的几锄头竟敲开了尘封几千年的古蜀国大门。
1929年春天的成都平原，菜花飘香、杨柳轻舞。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门口不远处挖水沟，为来年有个好收成，做好引水灌溉的准备。燕青保用锄头翻起泥土，突然，“砰”的一声锄头好像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他的手也被震得发痛。燕青保连忙用手刨开泥土，只见一块石板静静地躺在那里，他心里想这块石板或许还有点用，可以搬回家做磨刀石什么的。他将石板撬起，就在这时他惊呆了，一坑晶莹剔透的玉石器映人眼帘，他急忙叫来父亲燕道诚。燕道诚虽家居农村，但有一定文化，人称“燕师爷”，他一看这些玉石器，知道是“宝物”，父子俩不敢声张，立即将石板盖上，覆上土，然后回到了家中。当晚夜深人静时，燕道诚带领全家老小将那一坑宝物搬回家，一家人欣喜若狂，在微弱的油灯下清理这些宝贝，并分几处藏起来，想过些日子卖个好价钱。
燕家发现宝物的事不久在当地逐渐传开，1931年在广汉传教的一位英籍传教士董宜笃，听说月亮湾出土玉石器很感兴趣，因为他曾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通晓历史古迹，他很想得到这批出土器物，便去找他的信徒陶凯出面收集，陶凯在当时广汉驻军陈离旅部任团长，陶凯答应了董牧师的要求，专程去了月亮湾找到燕道诚借走5件玉器。当董宜笃看到这批玉器以后认为非同凡品，立即带去成都找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专家戴谦和鉴定，戴谦和教授鉴定为商周遗物。后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见到这些古物后，为了详细了解玉石器出土的情况，决定到广汉月亮湾去做一次考古发掘。
1933年，葛维汉到四川省教育厅办了考古发掘执照，又在广汉县政府办理了在月亮湾发掘的批准手续后， 于1934年3月1日同副馆长林名均赴广汉月亮湾现场，组织工作由广汉县长罗雨苍负责，罗县长安排了县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协助工作，又派出了80名士兵日夜保护工作队和发据现场。1934年3月16日，第一次正式发掘开始了，首先在燕家发现石器的沟底开始发掘清理，按基准线挖了一条长12米、宽15米的探沟，在探沟中发现不少玉器残片和陶器残片，最后共出土近百件石璧残片和石刀、玉刀，15件绿松石玉珠以及80余件方形或长方形小玉片，另外在沟的南北两侧，又挖出同样长宽的探沟两条，在0.3-1.4米深处就发现了文化层，清理出各类残陶片100多件，还有石器、石璧残片以及三枚小孔石珠和三片薄玉片等。随后又在探沟西北15米、南边36.6米处挖了三个探坑，每处均在距地表很浅处发现了文化层堆积，清理出部分同类型器物。
不过，因当时社会情况极不稳定，匪患猖獗，发掘工作仅进行了十天便告结束。这次发掘探沟和溪岸共108平方米，出土、采集了600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20件，圭、石珠10余件，玉圈、小玉块数十件，3件石斧，1件石锥，2件石刀，5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层出土有灰陶钵及大量残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纹饰简单，多为素面，出土文物全部送交广汉县政府。罗县长认为其有关文化，宜集中一处以为研究材料，将所获文物全部捐献给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发据工作结束后，葛维汉和林名均把此次发掘情况写信告诉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不久二人收到回信。郭沫若盛赞葛、林等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并认为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由此揭开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新中国的建立，为考古发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开创了广阔条件。四川省博物馆几次派人专程前往当地进行考古调查，并动员燕道诚老人把他珍藏了20多年的一部分玉器捐献给了国家。1953年，宝成铁路开工后时任铁路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西南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先生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到广汉中兴场马牧河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月亮湾、三星堆一带都有古文化遗址。
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在燕家院子附近选择了三个点，发掘了150平方米，出土有玉石器、陶器残片、骨气、青铜器残片，开始发现房址、建筑基址等。
在1963年考古发掘指导中，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很有预见地指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以后情况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见。
1980年4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考古人员会同广汉县文化馆人员，开始详细考察三星堆，认定这里是一处重要遗址。同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遗址，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出土了陶石器近千件，清理出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和墓葬4处。以后，各方联合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1980-1981年这一阶段工作的发掘报告—《三星堆遗址》，正式提出“三星堆遗址”的命名，并建议将遗址内发现的这一考古学文化定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1年初，四川省博物馆的贾克先生与成都空军司令部联系，请成都空军支援三星堆考古现场的航拍工作，4月23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空军司令部，两次出动直升飞机对房屋遗址、墓葬、灰坑等进行总体的空中拍摄，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史上首次利用直升飞机对考古遗址进行航拍。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工地，并调拨专款支持工作。此后，四川省、广汉县文物部门联合对该遗址范围进行了全面调查，划定了保护范围。由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引起了省内外考古部门的关注。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联合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于1986年3月5日，在三星堆遗址展开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分个发掘区，在短短三个多月中，发掘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最厚达2.5米以上，早晚地层最多可分为16层，早期地层的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这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屋遗迹20多处，有上层贵族居住地约60平方米宽的大厅堂，也有十来个平方米一间的平民居住的木骨泥墙小屋，此外还有大量陶器、玉石器、雕花漆器，为我们全面了解研究古蜀人的社会背景及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
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拉开了最为辉煌灿烂的一幕。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遗址砖厂工人在这里取土烧砖，挖出了10几件玉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距地表深60-75厘米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并伴有3条坑道的五色花土。五花土是经过层层夯打的，又黏又硬，考古人员根据以往的经验猜测，这可能是一座古蜀国王的陵墓。当挖到距地表16米深处，正如阿拉伯神话中描述的那样，“阿里巴巴，芝麻开门”，宝库的大门打开了，一个长4.5米、宽3.3米的长方形土坑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坑内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器物，有象牙、玉器、青铜器，还有长达1.4米的金杖。其中许多器物，如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像、黄金面罩、青铜爬龙柱形器等均为前所未有的首次发现。经清理，一号坑岀土各类文物567件。大多数器物埋藏时或埋葬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在坑口外侧三面各有一条宽约1米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与土坑形成“品”字形的布局。坑道的存在，说明坑中的器物不是随意的掩埋，而是在掩埋时曾经举行过隆重的仪式。根据土坑形制及埋藏特点，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古蜀人进行诸神崇拜举行祭祀仪式所留下的祭祀坑。
一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于8月14日结束。就在当天傍晚，砖厂工人在一号祭祀坑西北约30米处取土时，又发现了二号祭祀坑。
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8月20日开始，9月17日结束，二号祭祀坑为长方形土坑长5.3米、宽2.3米，无坑道，坑内堆放的遗物分上、中、下三层，最上面一层是60多枚象牙。中层全部为大型青铜器，其中青铜大立人和青铜神树亦属罕见的珍品。最下面一层是小型青铜器、饰件、铜铃、神殿、金箔等。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1300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绿松石3件、石器15件、另外还出土象牙器残片4片、象牙珠120颗、虎牙3枚、象牙67枚、海贝4600枚。
砖厂工人无意间的几锄头，竟将埋藏地下三千年的宝库突然打开，难怪人们会说就像是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发现宝藏样神奇。当古蜀国宝库打开的消息传至海外时，各国的报刊、电视广播争相报道，英国《独立报》称：“广汉的发现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比中国的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看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后，挥毫疾书：“沉睡数干年，一醒惊天下。”
1987年5月26日，为了尽快修复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文物，以利于两坑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简报的撰写。中国历史博物馆派出4名工作人员，重庆市博物馆派出一名工作人员来川支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的修复工作。这次修复的主要器物有青铜大立人像、大面具、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以及尊、罍等。通过这次修复，使两大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大部分恢复了原貌。
1990-1991年，四川省和广汉市考古工作人员在东、西城墙选点发掘，了解到三星堆古城墙外均有城壕，城墙底部宽40米、顶部宽20米、墙体由主城墙和内、外侧墙三部分组成。在东城墙局部还发现了长4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的土坯砖分段砌筑。这是中国筑城史上发现最早的使用土坯砖的实物例证之一，商代早期这种城墙建筑结构，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
199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三星堆遗址南边，被当地群众称之为“龙背”的地段选点发掘，发现这也是城墙的一部分，按其位置应是古城的南城墙。这样三星堆古城的面积最终确定为3.5平方公里以上，它的面积与商代早期王都商城相当。
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确认了三星堆古城的城墙体系与古城整体架构，确证古城系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新世纪开篇以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得到了社会各方更为密切的关注……
1996年9月至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环境进行考古调查。
1997年11月至1998年7月，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所属范围的仁胜村墓地进行发掘，共发现28座墓葬，出土了许多珍贵的玉石器。其中出土的“玉锥形器”等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2000年12月4日，“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此次发掘是三星堆考古进入系统规划阶段的标志，首次将多学科应用于发掘，这为不少学者倡议成立的“三星堆学”做好资料、基础研究的准备。
2001年12月17日上午8点至8点45分，中央电视台《直播中国》栏目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三星堆月亮湾发掘工地情况。
最后，我们要特别介绍四川学术界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蒙文通先生、冯汉骥先生、徐中舒先生，他们是巴蜀史研究和三星堆考古的先驱。三位先生虽然都已作古，但他们的精神必将激励后辈学人前仆后继，将巴蜀文化，尤其是三星堆文化研究推向前进。
徐中舒（1898-1991）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蒙文通（1894-1968）
原名尔达，名文通，四川省盐亭县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早年受业于清末国学大师廖平与刘师培，研究传统的经学，后来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问佛学与古代学术思想，不断拓宽研究天地，一生精进不已，终于成为博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清哲学的一代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古地甄微》、《经学抉原》、《巴蜀古史研究》、《越史丛考》等。
冯汉骥（1898-1977）
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是运用现代考古学与民族学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四川考古事业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