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梵高是有共同点的，梵高有个画商弟弟给他财政资助，我有个姐姐从美国汇钱给我，助我成功留学澳洲。

但我与梵高的区别是，我要还钱，梵高却因发精神病可以稀里胡涂地混过去。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来到澳洲，都是向亲朋好友借钱凑资。他们在澳洲拼命打工，首要解心头之忧的是筹钱还债，因为当时国家贫困，百姓都经济拮据捉襟见肘。我的姐姐也是赴美的留学生，境遇相同，只是她早了几年。我的辛苦必是她刚到美国时的翻版，她拖家带口很不容易，省吃俭用帮我支付了留学澳洲的费用，我必须尽快还她。

我到达悉尼的一个月后，离开了红灯区英皇十字街头的画肖像队伍。原因是感觉不佳，似乎每画一笔受制于人：必须像。受制于钱：如乞讨随街抓人。后来经朋友介绍，我入了悉尼一家首饰工厂，连续打工八个月，凑齐借款，汇往美国。

我姐收到汇款，和我另外寄的幻灯片，那些是我出国前拍摄的油画作品，(因当时拍摄条件限制，照片比原作差远了)。我姐委托当时在加州的好友孙先生，去加州美术学院问问情况。孙先生后来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曾有多部戏剧作品和理论文章问著于世。当时他趁在加州戏剧学院工作之便，拿了我的作品幻灯片到加州美术学院播放，得到很高的评价。教师们认为，我的水准已是艺术硕士毕业，不必再去加州深造。

那个时代西方人普遍对中国的认知是：穷困而压抑。中国留学生作品中确实有那么些共同特点。而我的风景、肖像和抽象作品是原生态的本性流露，悲情压抑的感受表达深蕴而极致，艺术语言朴实无华、无模仿痕迹，即非古典又非传统写实，不是批判现实也不是超现实，没有印象主义的色彩又不同于表现主义。在视觉形式上，有观念艺术以本体体验出发的理解，因而胜于该校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他们认为，我的这些作品的暗影背后，隐藏着神秘主义悲情的力量。

我姐姐得到孙先生转达的信息，鼓励我不要放弃创作，天赋不可违逆，持久必见曙光。

不用他们说，我生性已注入艺术创作的血液，自会奔流激荡，永无止息。

我在汇出借款之后，快乐和轻松自不必言，随即辞去了首饰工厂的工作。在澳洲，是天高任我飞，海阔凭我跃的露天画室。我每周一天为一个希腊人开的画廊创作风景画来维持生计。我发现，希腊地中海的蓝白，是我那时刻心境的最好表达。

我站在悉尼的任何地方，仰望蓝天，浩大纯净，让我有举臂怀抱的冲动。希腊地中海的蓝白和单纯，正有我将这种冲动寄情抒意的特质。我画了一大批系列作品，其中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相互交融对话，一种是宁静中的张狂，细致入微；另一种相反，是激情中的静谧，大笔挥洒。

有一天，我与朋友路过悉尼市中心海德公园旁边的法院大楼，看到一个规模较大的画展。我对朋友说，是否可以进去问一下，让我也开一次画展。朋友大笑：“不自己照照镜子，一脸穷相，恐怕这大门都不让进，你还真敢想！”

我说：“进去要求举办个人画展，犯法了吗？进去被拒绝，会损失吗？被冷嘲热讽奚落一顿，身上掉块肉吗？”朋友拗不过我，只能与我跨步入内。七问八转，我们找到了大楼负责人。他是一位体面的西人，我们约定某日，一起去看我的创作。这意外的顺利，令我欣喜若狂。

我的地中海系列摆满了自己的睡房。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法院大楼负责人专注地看着。最后他一挥手：“好吧，年轻人，下星期一可以展出你的画了，展期半年，租金免费。”我听了激动地与他握手：“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

他笑着回答：“我们也要感谢你，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后来，他告诉我，这幢大厦是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行宫，后来建了新的。政府把旧的改为法院大楼。该建筑设计奇特，在大楼前建造了一圈大型玻璃橱窗，可以360度走着转圈。澳洲纽省法院要求橱窗有艺术布置，负责人为此走访了国家画廊和各博物馆，都空手而回。原因是国家事业单位，经费都由国家财政预算分配，谁都不想另外出资。后来被逼无奈，他找到了私人画家，也就是我当初路过看到的画展。但是，画展的裸体女人题材引起公众和法官们的不满，在法院严肃的环境里展出尤为不适。特别是每天都有澳洲电视台定点拍摄新闻，播出每日的重要案件。

我的作品进场后引起了轰动，成了电视台每日必播的背景，在悉尼市中心海德公园的旁边，白天日照，夜晚光辉灿烂，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楼负责人高兴地打电话给我：“Now, everybody happy！”。他还告诉我，澳洲有许多希腊移民，包括当时的总理霍克，他们都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蓝海白屋。

未曾想到是，从1990年举办的这个独立画展，竟然持续长达两年，想不出名都难。

幸运之神的光顾 ，必须是：机会 + 实力 + 胆识 + 魄力 + 发自内心与人为善的微笑。

但是机会，必然是善于发现和勇于进取。

图&文/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