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镜鉴与思考
作者：刘应杰 中国发展50人智库成员
——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国调研报告
2018年9月，刘应杰一行组团到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国进行调研，主要了解和研究这些国家在经济转型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政府有关部门、智库、中国驻外机构与企业等进行座谈交流。刘应杰认为，这三个国家在拉美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前列，与中国处于大体相似的发展阶段，但发展势头不如中国，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过早去工业化和过度城镇化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发展与稳定都受到很大制约。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曲折、面临的挑战和实施的政策，对于正处在从中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提供了一个值得参照的样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从“经济奇迹”到“发展瓶颈”
调研团抱着很大的兴趣前往这三个国家，原因在于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相距遥远，发展水平较高又充满矛盾，具有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阿根廷、巴西、智利被称为南美ABC三国，三国面积占南美洲68%，人口占62%，经济总量占75%。特别是巴西作为世界大国，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到南美洲的一半左右。三国在南美乃至拉美地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三个国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秉赋，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巴西格外得到大自然的厚爱，巴西人常说：“上帝是巴西人。”全世界最大的平原亚马逊平原占到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优质的铁矿石产量占到全球的20%，石油储量大，牛肉、大豆、咖啡、蔗糖等出口量稳居世界前列。阿根廷被称为“白银之国”，银、铜、铁、铀、铍、石油等资源丰富，潘帕斯草原占到全国面积四分之一，肉类、大豆、玉米、小麦出口量大，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智利被称为“铜矿之国”，铜矿储量和产量均为世界第一，林木、渔业资源丰富。有人说：“南美人得到上帝的厚爱，不干活也饿不死、冻不着。”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巴西时说过一句话：“如果地球上真的有天堂，那么这个天堂离这里不会很远。”
这三个国家作为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十九世纪初独立以后，经济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到十九世纪末，阿根廷已跻身世界十大富国之列，大量出口牛肉和粮食，人均收入与欧洲国家不相上下，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相比，南美更显得和平稳定。这三个国家是世界上较早启动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在经济发展中曾经创造了“巴西奇迹”。1948年到1979年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2%，其中在1968年至1973年间，更是取得10%以上的高速增长。阿根廷在1950年时，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不相上下。阿根廷人自夸是“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曾被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树立为“现代化样板”。
总体上看，这三个国家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相比，经济社会发展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都是世界名城，让人看到了大城市的气派和风光，首都巴西利亚以前瞻规划闻名于世。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保留了欧洲的古典风格，宽阔的七九大道、富丽堂皇的建筑显示了曾经的辉煌。这三个国家城市化率都很高，巴西达到86%，智利达到84%，阿根廷高达93%。巴西工业基础雄厚，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和服务业比较发达，其支线飞机占到世界市场的75%。阿根廷也有较好的工业基础，综合实力较强，核能发达，科技先进，曾经产生过5位诺贝尔奖科学家。尤其是这三个国家社会发展惠及绝大多数群众，建立起包括免费教育和医疗、较好的养老、政府支持扶贫和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
然而，他们的发展道路崎岖不平，历史上伴随着军事政变和政治动荡，经济左右摇摆、上下起伏，始终徘徊不前。巴西、阿根廷经历几次经济危机，高通货膨胀，货币大幅贬值，债务负担沉重，经济长期低迷甚至出现倒退。1980年—2017年，巴西经济增长不到1%，1980—1994年间，年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725%，最高时达到4000%以上，其中有14年通胀率高于100%，发行了6次新货币。进入21世纪后，巴西的改革和调整见到成效，经济出现新增长，成为新兴经济体，2011年巴西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人均GDP 达到12594 美元，排名世界第53位，远高于中国排名第87位。但受到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又陷入衰退，人均GDP又大幅下降。阿根廷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几十年来经济在发展与危机中跌宕起伏。自1970年以来已经发生9次货币危机，1982年和2001年两次爆发了全面的债务危机，每一次都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在危机中通胀率甚至达到天文数字，1989年通胀率曾高达4924%。今年以来，阿根廷比索又出现大幅贬值，物价高涨，政府债务违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500多亿美元。阿根廷经济在进步与退步中艰难沉浮。曾经有一部著名电影《庇隆夫人》，主题曲令人动情，名字叫“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们访问阿根廷一家智库拉美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时，副主席海拉尔先生说：“阿根廷处在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希望你们不要对阿根廷感到伤心和失望。”我们说：“我们对阿根廷的发展充满希望，相信阿根廷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智利在这三个国家中相对较小，人口只有1800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稳定经济和货币，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养老模式，经济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成为拉美地区率先从中等收入跨上高收入水平的国家。2010年智利正式成为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万美元。智利成为拉美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和最开放的国家。
为何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长期无法跨越而达到高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5美元，即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高于3955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超过12235美元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拉美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到1145美元，巴西1975年人均GDP达到1144美元，分别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阿根廷2011年人均GDP达到12786美元，用了49年时间实现了跨越，近年来仍然在边缘上下波动。巴西2011年人均GDP达到13167美元，近年受经济下滑和货币贬值又急剧回落，2017年人均GDP又回到9821美元。总体来说，阿根廷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长达49年，巴西长达43年，智利用了40年才实现了跨越。对照亚洲成功实现跨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和新加坡为19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18年，中国台湾用了19年。1967年巴西人均GDP还是韩国的2.2倍，70年代中期两国差不多同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到1995年韩国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台湾1976年人均GDP达到1158美元，到1995年上升到13129美元，进入高收入水平。
为什么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调研中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是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拉美国家比较普遍面临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军事政变，造成政府更叠频繁，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台亮相。左翼上台执政，往往代表劳工利益，实施高福利政策，但又会加大政府财政赤字，入不敷出而造成债务危机。右翼上台执政，则要紧缩财政，抵制通货膨胀，又会影响到社会福利。巴西卢拉、阿根廷庇隆、智利阿连德等人，都是左翼的著名代表。民粹主义成为操控选举的工具，民众采用罢工、游行等激烈方式表达诉求。阿根廷在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9次，成为世界上罢工数量最高的国家，仅2017年就发生了778次罢工，其中53%伴随游行抗议。政治的动荡和非规范运作，一方面难以形成政府强大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与腐败相联系，进一步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恶化了投资和营商环境。瓦加斯基金会是巴西的一家著名智库，巴西前驻华大使先生也参加座谈交流，他们都对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而认为巴西政治的不稳定制约了经济发展。
二是国家宏观政策失误和摇摆不定。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有一个权威和高效的政府，制定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政策，以有力的举措推动落实。而不少拉美国家恰恰缺乏这一决定性的条件。政府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重大决策和政策处于左右摇摆之中，面临着“国家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和如何对待“民粹主义”的深刻矛盾。面对“政府失灵”带来的种种弊端，阿根廷由国家干预主义转向彻底自由主义，接受美国推荐的经济模式，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外资彻底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这又导致外资自由进出，流动资金避险撤退加大金融风险，对外大量举债以弥补国内巨大财政赤字，最终造成国家债务破产和经济危机。巴西由过去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结果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解决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反而又带来新的更大问题。面对经济危机，只好又“头痛医头，脚疼治脚”，采取反通胀、借外债、消民怨等临时性措施。最终是长期矛盾无法解决，短期问题又不断丛生，更使政府治理难上加难。巴西现在致力于推动三大改革：税制改革，解决非常复杂的税收体系和高税率问题；劳动法改革，解决束缚企业的高劳动成本和众多纠纷问题；养老金改革，解决高额的养老支出使财政不堪重负问题，但这些改革推进起来十分困难，甚至面临无解之境。
三是经济发展的波折和大起大落。一些拉美国家之所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发展的停滞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危险。阿根廷从1961年到2013年这53年时间，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只有1.52%，其中有16年人均GDP是负增长，远远落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由此不难理解，阿根廷为什么会从一个“南美之星”——令人羡慕的富裕国家，深陷经济发展的泥潭，现在只剩下过往的辉煌、荣耀的足球和浪漫的探戈，让人唏嘘不已。作为世界大国的巴西发展潜力难以发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没钱搞建设，基础设施落后，公路、铁路、电力、通信都比较差。据说一辆汽车运到港口的费用比从港口运到中国的费用还要贵，让人难以理解。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中，巴西这几年经济衰退，就像“金砖国家”发明人奥尼尔所说“成了一块砖头”。这与成功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是过早去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受阻。有人把拉美发展遇到的问题，叫作从“比较优势”陷入“资源诅咒”，是说这些国家依赖卖资源就可以过上不错的日子，结果导致不求上进。应该说，不少国家工业化开始得比较早，而且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在发展中过早去工业化，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进入制造业，而是直接进入非正规的低端服务业，工业制造业始终处在中低端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巴西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仅为23%，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矿业；而服务业占比高达70%以上，与发达经济体接近，远高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现在，巴西主要依赖能源资源类产品出口，阿根廷出口的也主要是农矿产品。
五是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聚集。拉美一些国家长期实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应该说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但高福利政策长期难以为继，造成“福利陷阱”，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欲速则不达。大量农村无地贫困人口涌入城市，带来过度的城市化，加剧了城市的贫富两极分化。从阿根廷首都机场到市区，可以看到公路两边壮观的连片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据说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许多盘踞山头的成片贫民窟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我们本来想到贫民窟去看一下，但接待我们的人说里边被黑社会所控制，外来的人进去以后很危险，无奈只好取消了想法。这些国家犯罪率高，持枪盗抢案件经常发生，人们外出缺乏安全感。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也遇到过被抢钱的事，一般黑夜不敢单独外出。无怪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先生到中国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太安全了，真让我们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三国道路对中国发展的镜鉴和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在拉美三国的访问调研，从国际比较的视野，看到了他国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深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政治稳定和良政善治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在三国调研中，深刻地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政府治理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同时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不能犯颠覆性的历史性错误。世界上经济保持长期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般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运作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管理和高效的治理能力，能够实施国家长远规划和建设，比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有效保证政府的引导和市场的主导，又有效避免政府失误和市场失灵。创造亚洲奇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具有这一特征。中国在这些方面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限度地发挥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我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这条道路是非常成功的，也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对比拉美国家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大家在总结时都说进一步增强了“四个自信”。我们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坚强的制度保证。
第二，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2001年人均GDP达到1053美元，进入中下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GDP达到456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到2017年，人均GDP达到880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4%。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现在已经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5个省市共2亿人口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如果再加上地级市，那么将有更多地方进入高收入阶段，比如深圳、广州、甚至成都、长沙、武汉、郑州等共有30多个城市都进入高收入阶段。因此，我国走出的是一条梯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正在从局部跨越到大部跨越再到整体跨越。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没有疑义的。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到2025年之前将总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然，即使到那时，我们也仅是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甚至仍处在世界平均收入水平，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打造经济增长新的发动机。“中等收入陷阱”说到底是“增长陷阱”，经济增长速度出了问题，甚至出现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发展自然就难于实现跨越。要发展就要解决动力问题，这正像一列火车，过去的动力是蒸汽机，后来是内燃机，现在则需要复合动力。许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恰恰是发展动力出了问题，造成经济失速、停滞甚至倒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发展一切都谈下上。这也是我们经过沉痛教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过去传统的增长动力趋于弱化，新的动力快速成长但还不足于弥补旧有动力的缺口，出现了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投资增速下降，生产扩张势头减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更大程度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活力和动力。同时，要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注意避免拉美国家出现的严重债务和金融危机，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尤其要管理好股市、汇市和房市，从而把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长期保持下去。
第四，坚定不移发展先进工业制造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拉美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和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前车之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警戒，必须重新认识工业化和“后工业社会”等问题，打牢工业化发展的坚实基础，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先进工业制造业，把国家发展建立在实体经济的牢固根基之上，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靠保证。拉美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需要建立一种协调促进的关系，现代化国家一般会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但并不是说第三产业发展越快、所占比重越高越好，最重要的是要有强大的工业制造业作为支撑，对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世界上实现现代化并仍然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正是这样，这其中日本、德国都是制造业的杰出代表，瑞士、瑞典这样的国家也表现不俗。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之时，就过早过快进入服务业为主，工业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甚至成为一个进口消费型的国家，这方面拉美一些国家、印度等都是典型代表。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建设世界制造强国，以此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第五，有效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拉美陷阱”，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超过0.5，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这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甚至引发政治极端化和社会动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贫民窟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发展成为高收入社会。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经历了农村土地革命，瓦解了旧的封建土地关系，使得农民人人拥有土地，从而避免了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出现成片贫民窟，更重要的是由此建立起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巴西、印度等国家，则是相反情况。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土地革命和家庭承包制改革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怎样评价都不过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亿万富翁增加最快最多的国家，特别是与热炒房地产相关形成巨大的财富黑洞，加上一些不合理的过高收入，已经引起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我们要在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坚决防止民粹主义的倾向，避免世界其他国家出现的“高福利陷阱”，尽力而为而又量力而行地解决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下决心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加强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借鉴国外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建立起包括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体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