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宋朝，人人往往想到的是“军事孱弱”、“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士大夫天堂”等等。

宋朝文学不仅有有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更有诸多有名的词人，苏轼、柳永、李清照等等。

《清明上河图》更是呈现当年宋朝繁荣的景象。

你是否想过宋朝是如何维持社会治安的？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宋朝繁华的背后——宋朝是如何维护这繁华景象的。

若想了解治安措施，得先知道宋朝防范的是什么“人”。

宋朝的犯罪分子分类

1. 宋朝的“盗”与“贼”

无论任何朝代，社会上总少不了盗贼、强盗等一些犯罪分子，宋朝也不例外。

在古代盗与贼是两种不同的犯罪分子：

“盗”指的是“取非其物谓之盗”（ 《晋书·刑法志》），也就是说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便是盗。另外根据其犯罪过程中是否动用暴力，又将盗分为“强盗”和“窃盗”。

盗的危害与能力要小的多，而“贼”跟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贼”却是不同的意思。

“贼”指的是“杀人不忌 ”（《左传·昭公十四年》）和“逆乱者”（郑玄注：《周礼·秋官·士师》）。

古代只有杀人的罪犯才称为“贼”，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贼是不是变了很多？

另一个“逆乱者”就是农民起义（黄巾起义）、权臣割据（安史之乱）等造反的人被称为贼，比如逆贼。

在古代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叫“贼”的。比如三国的曹操就被汉室忠臣称为曹贼。

像宋朝的方腊起义以及《水浒》的梁山泊都是“贼”。

当然分类是这么分类，但往往并没有分的那么清楚。比如汪端的“数千人聚山泽为盗”（《宋史》），他们也能称为贼。

还有以“盗贼”一起称呼，泛指的。比如欧阳修：“纪纲隳坏，盗贼纵横，天下大乱，从此始矣”。（《欧阳修全集》）

2. 极具大宋特色的犯罪分子“军贼”

军贼指的是宋朝士兵犯罪。宋朝军人犯罪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很多士兵都是由“贼人”充当的（宋朝很多犯罪就会刺配充军，下文会提到），这些人很可能会再从军人转变为贼人；

另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宋朝重文轻武。军人往往受到文人地剥削、压榨，因此很多军人不堪忍受，便选择起身反抗或“落草为寇”，变为“军贼”。比如北宋初年的蜀中全师雄反抗北宋，便是为反叛为“军贼”的。

3.贯穿整个宋明清的犯罪分子“私盐贩子”

盐是生活必需品，蕴含暴利，因此往往被朝廷收为国营，宋朝也不例外。当然有利益就有敢“铤而走险”的人，宋朝的私盐贩子便是这一类人(明清也有)。

什么是私盐？《宋会要辑稿》记载：“官员、士庶辄于亭户或无引人处买到盐货，不以行贩、食用，皆是私盐”。（亭户指的是专门制盐的盐户）

私盐有的是亭户、豪族私自煮盐，然后贩卖。也有人从官制的盐中盗取出来，将其贩卖。私盐贩子中危害最大的便是具有一定武装力量的团伙。这些私盐贩子“往来江中，杀掠商贾，又各自立党，互相屠戮，江水为丹”。

不过更多的是文武官员、城乡士绅参与其中，让其家人、亲信去贩卖私盐，谋取暴利。这些人组织的私盐团伙，往往都身怀利器敢与官府人员斗争，毕竟这要被查出来可是杀头的罪过。

有了犯罪，自然就会有相应的针对措施。

宋朝对犯罪的防护与控制手段

一、军队“内外相制”的治安防护制度

所谓的“内外相制”是宋太祖制定的策略：将禁军一分为二，一半防护京城，一半分散驻守地方。若京城“内乱”，地方禁军整合足够消灭京城禁军。若地方“外乱”，京城禁军又有实力单独平乱。

《续资治通鉴长编》

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瓷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瓷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

内外相制是赵匡胤吸取唐朝因藩镇割据，导致灭亡的教训创造出来的。虽然是叫“内外相制”，但更多的还是防备地方，毕竟皇帝守着京城，对京城禁军的掌控要更严密一些。

因为北宋、南宋面临的形势不同，北宋时期地方禁军大多驻于北方，比如陕西、河北一带。到了南宋，地方诸军都在沿江一带，临安、京口、荆襄、四川等地。

军队不仅仅防止敌国，还负责参与地方的治安、剿匪、镇压等等。遍布重地的禁军，能更好地维护地方治安。

二、另类的募兵制度——对犯罪分子的二次利用

我们知道，古代最容易出乱子的时期便是闹灾荒的时候。老百姓活不下去，便会起来“作乱”，或为贼或为盗。

宋太祖赵匡胤不针对这种情况，就提出了个想法：与其防止他们作乱，不如先将他们招募为兵，让他们吃军粮。

欧阳修曾说：“（灾民）不收为兵，则恐为盗。”赵匡胤这样募兵，既可以补充国家兵员，又可以将可能发生的“内乱”从源头掐灭，何乐而不为？

既然灾民这个未来的“犯罪分子”可以招募为兵，那么已经判刑的犯罪分子何不也让他们当兵去？

于是宋朝继“荒年募兵”这个传统后，又建立了将犯罪的人充军的募兵制度。

《续编资治通鉴长编》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

注：不逞指的便是犯罪之人

仁宗时期，沈遘（音同“够”）知杭州“凡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问法轻重，辄刺为兵”。（《宋史·沈遘传》）可见宋朝将“犯罪分子”充军是一项“国策”。

《水浒》中的林冲就是刺配充军。

这项制度有利有弊，弊端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军贼”，有利的一面就是补充了国家的兵员（两宋时期一直在打仗，军队消耗是个问题）

另外，宋代军队中的将帅阶层，不少都是“犯罪充军”的人。有名的如狄青、韩世忠，其他如王晏、荆罕儒、譬弯俊、高琼、王景等都是因犯罪当的兵。

三、宋朝独创的“重法地”和“重法人”

“重法地”和“重法人”之法是宋代独有的打击罪犯的加强治安的法律。

“重法地”的意思就是在特有的几个地方实行重法，首次实行于宋仁宗嘉祐六年。

《续资治通鉴长编》：

自嘉佑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竟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膜、擅、滑等州。……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

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货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囊豪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处，籍其家货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货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

虽非重法之地，而囊豪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

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以武臣为县尉。盗发十人以上者，限内捕不获半。劫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于州县之内，劫掠于江海船筏之中，虽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论

“重法人”指的是不限地方，只要是结伙作案、杀人抢劫的都按“重法地”之法惩处。

宋朝的“重法”本来是想要减少犯罪，结果非但没有减少犯罪，反而大大增加了犯罪。

范祖禹（宋朝史学家）曾向哲宗上书：“自实行‘重法地’以来，不闻盗衰止，但闻其愈多耳”。（《续资治通鉴长编》）

重法地没有取得想要的效果，因此在宋徽宗在大观元年宣布“罢重法”。

四、宋朝的“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实施于王安石变法之一的“保甲法”。

“保甲法”简而言之就是：在州县乡村中，以每十户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其中“有材干者”可以任保长，但是到了大保、都保一级不仅需要有材干，还得有财力、物力。因为一旦出事（比如盗贼、造反一类的），首先需要都保、大保能够带人“平叛”的，若没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可能会耽误事。

另外，平时“保内”的安全巡逻都是由大保派人负责，一般是五人一组，实行轮换。若遇到盗贼，便鸣鼓叫人，大保带着保内其他人员前去帮忙捉拿。

到了北宋末期和南宋时期，保甲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也发生了改变。由一种民间治安组织，向类似民兵的准军事组织转变。

尤其是南宋时期的长江沿岸，保甲组织不仅担负着日常治安维护，还担有“识别”金国奸细的任务。毕竟保内都是彼此熟悉的人，一旦遇到外人，很容易被识破。

保甲法最初是为了针对“寇盗充斥，劫掠公行”的情况，而建立的一种防范措施，通过彼此熟悉的保内人员，来“觉察奸伪，止绝寇盗”，最后取得“纤悉具备，奇邪寇盗，何所容迹”的成果。

保甲法的效果也确实明显。比如仁宗时期，吉水县达到了“劫贼不敢入其县界”的效果。吴育（仁宗庆历年间宰相）在知蔡州的时候，施行保甲法，同样达到“民便安之，盗贼为息”的效果。

结语

宋朝的繁荣与它建立的一系列治安防护措施有关。但是限于时代的局限性，宋朝的有些制度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比如“重法地”。

但正是由于宋朝特有的治安措施，使得宋朝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唐的黄巢起义，元的红巾军弥勒教、明的李自成、清的太平天国）当然有人将这个原因归于辽、金、蒙古的威胁。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保甲制度将宋朝的防范视角渗进乡村，“农民起义”一旦发生，就会引起宋朝基层的反弹镇压。若乡村的保长镇压不了起义，也能及时上报，调禁军来镇压。这就使得“农民起义”失去了发展壮大的土壤。

无论宋朝发展如何，但其能够统治300年，与其独特的治安防护措施是脱不了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