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城以居是人类迈向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把高耸的城墙推广到漫长的边防，修筑成一道绵延不断的长墙，几乎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地球上的人们都想到了这种军事防御的方式。中国长城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长城。公元前后罗马帝国称霸欧洲的时候，也在帝国北部边界陆续修建了长达几千公里的边防长城。看来，长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的共同的智慧。但是，西方的长城工程没有延续下来，惟有古代中国，把这一军事工程的修建传承了2000余年。为什么亚欧大陆两端的长城会有不同的结局？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中国疆域内，始终保持着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地域划分。欧洲没有这种环境差异如此之大的自然分割，所以，当古罗马帝国解体以后，长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中国历代的长城总是修建在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分界带上，它不是国界，而是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分界线。游牧地区的产品较为单一，有时还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又缺乏自身产品转化的内部机制，故其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的某些必需品主要依赖于农耕地区。经常性的对外产品交换是游牧地区人民繁衍发展的必然。这种产品交换可能是有序的定期定点贸易，也可能是无序的抢掠和军事对抗。长城的修建就是要把无序变为有序。
长城既可以看作是军事对抗的产物和手段，也是国家实行有效管理的方式，故兼有御外和制内之功。在古代中国的正统观念中，长城更被看作华夏与外夷的分界线，或者说胡、汉分域的象征。因此凡是表达这一思想的地图，都千篇一律地画出长城。长城在中国古代地图上起着地标的作用，现代地图则将长城作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化遗产来弘扬。
现存中国古地图里最早标有长城的是1136年刻石的《华夷图》，其编制时间大约是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1125）之间。南宋初刊刻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其绝大多数图幅也应当绘制于北宋时期。北宋以前的地图是否标有长城，目前还不得而知。
宋人在地图上描绘长城是有用意的，但并非在所有宋代绘制的舆图上都标有长城。如北宋元丰年间绘制、1136年刻石的《禹迹图》，北宋宣和三年（1121）重刻的《九域守令图》，1265-1274年绘制的《舆地图》（拓本藏日本京都栗棘庵），虽然表现的地域范围差不多，却都没有画长城。这说明宋人是否在地图上标有长城，主要是想表现华夏与外夷判然有别的象征性。当然另一层含义也不能忽视，即这类地图还表达了华夏（汉）与外夷（胡）整合在一起的观念。
中国人在地理空间上对畿内、徼外地域的看法是轻重有别的，表现在地图上就是所占面积的多寡不同。在宋代以后的地图上，长城内外的地域一向比东、西、南三面的徼外之地描绘得多，应当是长城内外胡汉一体观念的表达。大多数宋代地图上标出的长城都一致地从辽东半岛斜向西南，横贯今陕西北部，延伸至甘肃洮河。很难确指这是哪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实际上它可能是将秦汉时代修筑的各段长城按照宋人的观念表示出来。而宋人的观念是北宋与契丹、北宋与西夏划界时的理想疆界。
如今通过考古发现与地理学的分析证实，这条呈东北一西南走向的长城，恰恰是适宜农耕的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说到底，还是华夷胡汉观念的表示。自从宋代地图如此表示长城以后，一直到明朝中叶以前的中国古代舆图，凡标有长城者，皆采用这种画法。
今天人们最容易看到的、保存较完整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边墙，东起辽宁宽甸县虎山南麓鸭绿江，西达甘肃嘉峪关南红泉墩，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9省、市、自治区，全长7300多公里。
明朝前期，国势强盛，曾分兵进击漠北，经略松辽，打通河西，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黑龙江流域。但是，明代始终无力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压力。朱元璋曾接受朱升“高筑墙”的建议，筑城设防的意识很浓。所以，有明一代的200多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尤以明朝中叶以后修筑长城的规模最大。是故，明朝中叶以前所绘地图上的长城并不是明长城的真正走向，而到嘉靖（15221566）以后绘制的地图才开始表现真正的明长城。而且在地图上表现长城的风气也传到域外外国人绘制的地图上也开始标有长城了。
明朝把长城沿线划分为9个防区，称为“九边”或九镇，其管辖的范围分别是：辽东镇，东起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北吾名口；蓟镇， 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北京慕田峪渤海所；宣府镇，东起慕田峪渤海、四海冶所分界，西抵河北怀安县西阳河；大同镇，东起山西天镇县平远堡，西至内蒙古清水河县口子上村东山山西镇，西起山西河曲县黄河东岸，东接太行山蓟镇长城；延绥镇，东起陕西府谷县黄甫川堡，西至宁夏花马池；宁夏镇东起花马池，西至中卫县黄河北岸；固原镇，旧边东起陕西定边县饶阳水堡，西达甘肃兰州临洮，新边自固原北境折向西北，西接甘肃镇景泰红水堡；甘肃镇，东南起自兰州黄河北岸，西北抵嘉峪关南祁连山。
明代后期表现长城九边的专门地图多起来了，并注重表示各镇防区内长城的墙体、边堡敌台、烟墩等军事建筑，以及长城内外的地理环境。这类地图尤其受到来华外国人的青睐，许多被带到海外。
目前所知海内外收藏的明代长城地图，较著名者有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蓟镇图》，梵蒂冈藏明后期《长城图》，以及意大利地理协会收藏的明代《大同镇图说》、《甘肃全镇图册》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的明长城《蓟镇图》还颇有一些故事。1982年，河北省鸡泽县刘志显寄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蓟镇图》散页一包，共670余页。原图为经折装图册，因年久受潮已成为散片，图面原贴有许多标签，有些已经脱落为了搞清图的流传渊源，历博派人赴河北省鸡泽县向原收藏人康俊香了解情况，得知此图为康家祖传。康家世居鸡泽县康马昌村，其远祖康应干系探花，原有石碑、谐封、家谱等。康俊香是康应干第14代孙。“文革”中，康俊香的母亲把这包图置放于柳条筐中妥为藏匿，而诰封和不少古书则被查抄丢失。
康应干为万历甲辰（1604）进士，为辽东镇的重要官员。当努尔哈赤攻取辽阳时，作为重要军防密档的《蓟镇图》决不宜落入敌方之手，因而康应干把图带回家，以致辈辈相传，与诰封、书籍等物一起保存了300余年。
蓟镇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界，延袤1200余里，在蜿蜒曲折的城墙间，不仅建造了关隘和1500座跨墙敌台，沿城内侧还设有屯兵戍守的营、堡，传递军情的烽墩和传烽厂，外侧筑有高2.5丈或3丈作为长城前沿壕堑的偏坡。这些不同的建筑设施互相配合，组成了一道完整的防御体系。
《蓟镇图》绘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此图为纸底色绘长卷，分页装，每页33厘米×19厘米，用传统山水画形式，描绘明长城九边之蓟镇辖区内的长城、山岭、水口和长城的防御性设施。在图中可以看出，在北国燕山重岩陡峭、绵延千里的山峰上，长城像一条巨龙随山应势，蜿蜒起伏于崇山峻岭之间。城墙上敌台林立，台的西北角有三角形标旗，显示了长城用险制塞、巍然雄峙的宏伟气势。城墙外侧绘虎皮石城体，上有架口，方向概由东而西。所有敌台、烽墩、营、堡规格一致，缺乏变化，虽未能完全反映明长城建筑的艺术风貌，但也说明制图者并非注重艺术，而是侧重于建置和执掌布防的实用效果。
图的定向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宋以来的舆图刻本《禹迹图》、《华夷图》及明绘《九边图》等定向体例迥然不同。采用这种手法的原因，系由于在军衙之内，主帅位置一般都是坐北面南，如此翻阅比较容易与实地对照，更为重要的是还可看到长城外壁一侧。
该图的绘制特点是用预制的戳记印制空心敌台、营堡、烽隧、烟墩，而不是一次画就。文字说明一部分直接写在图上，另一部分写在纸签上，贴于要说明之处。
从图的内容看，它既是长城修建工程设计图，又是蓟镇军防图。画图的主要目的是为呈报建置、查验工程所用，但从本图内容的广泛性贴签不够规整、编号数码有明显刮改痕迹、前后次序有参差等方面判断，本图可能不是呈报的正图，而是为镇守官员掌理军务所用的副本。
梵蒂冈所藏明后期《长城图》原收藏在罗马拉特兰博物馆（Lateran Museum）。20世纪 50年代初，被台湾方豪先生发现，1955年梅杰（M.J. Merger）在《国际地图史杂志》上写了篇研究性的介绍。1962年该馆关闭，移存梵蒂冈教廷博物馆，现在为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的东亚特藏。此图也是一反长城图从长城内向外透视的常例，而是从长城外望向关内
意大利地理协会收藏的明代《大同镇图说》图文并茂。该图用形象画法描绘明长城九镇中大同镇各城堡防御形势，城堡很突出，并绘出长城外游牧的场景。因城堡名称和图说中屡屡涉及对蒙古部族的蔑称，所以推断此图绘制于明万历后期。
意大利地理协会收藏的另一明代《甘肃全镇图册》也为绢本色绘，16幅地图，册装，硬纸封面，墨书图题。每幅图分切两页，每页47厘米×32厘米。用山水画式实景形象画法，描绘明长城九镇中甘肃镇辖区内的山川、长城、州县城池、边堡，及人物放牧场景。凡城池皆绘出城垣雉堞。从图上的人物服饰考察，均为明代汉族服饰，没有清代服饰和八旗标志，故推断此图册应出自明代画师之手。
尽管明之后的清朝不修长城，但是，清廷对长城内外的管理上是有区别的。长城以内为直省制，长城以外是将军辖区。所以，无论全国舆图，还是地区图，清朝地图总是要明确地绘出长城。另一方面，为了限制农耕、放牧两大地区的物资交换和人员往来，清朝在东北地区树起一条“柳条边”，沿边开设关门。“柳条边”虽然不是长城，但是在清朝的地图上，“柳条边”却也是必须要表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