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场坎尼会战的开始，是以双方轻步兵的前哨战交锋为标志的，一些古代史料中，提及了所谓罗马人迎着风沙冲锋，或是汉尼拔派人诈降等经典桥段，不过这些情节都和事实有较大的矛盾，因而可以从严肃的战史叙述中全部删去。尽管数量占优，还得到了锡拉库萨僭主提供的援军支持，但罗马轻步兵们似乎没能在和摩尔、努米底亚、巴里亚利群岛和西班牙同行们的较量中占到明显的上风，不仅如此，在最关键的右翼骑兵地段上，指挥官保卢斯被对方的投石手打成重伤，尽管执政官本人坚持留在前线鼓舞士气，但他显然无法继续履行指挥义务了，这进一步恶化了罗马人在这个关键局部的局势。
轻步兵短暂交换箭矢、石块和标枪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开始前进。汉尼拔的左翼一马当先，猛烈地冲击了保卢斯的骑兵。保卢斯和他绝望的护卫们选择下马结阵抵抗（Livy.XXII.49）,或许其他罗马公民骑兵也做了类似的选择（Poly.III.115），但这无济于事，罗马右翼骑兵很快被粉碎了，保卢斯阵亡，他的部队的损失极为惨重，以至于哈斯德鲁巴并不需要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追击，而是直接转向战场东面。
而在迦太基右翼，局面则陷入僵持。大名鼎鼎的努米底亚轻骑兵，向来以游击作战著称，面对意大利同盟骑兵猛烈的冲锋，他们灵活地转开并投掷标枪。右翼的骑兵战斗很快成为漫长的猫鼠游戏，错综复杂的战线上，小群活动的努米底亚骑兵时而前出，时而后退，瓦罗始终难以决定性地抓住并击溃对方主力。每当一些意大利骑兵中队冒失地发起冲锋，努米底亚骑兵就灵活地甩开他们，并将其引入自己的包围圈之中，结果前者就立即陷入来自各个方向的标枪打击下，被迫撤回自己的主力之间。缺乏优质的轻骑兵配合的意大利骑兵，始终无法在这个局部获得决定性的进展。不过至少在这时，瓦罗或许并不对此感到失望，至少在最适合迦太基骑兵发动进攻的地段，罗马人并没有遭受直接的威胁。此时瓦罗显然无法了解战场另一端的战况，右翼指挥中枢的粉碎，使得罗马人无法对防线的突破做出及时的反应。
差不多在左翼骑兵战斗结束的同时，汉尼拔的中央开始受到挑战。以如雨的pilum重投枪拉开冲击的序幕，罗马剑盾手开始了他们的主攻。对于凯尔特和西班牙步兵而言，从这样的猛攻中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但是汉尼拔本人坐镇战场，以及迦太基中央战线合理的部署，使得他们能够在付出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仍旧保持阵形，且战且退。相对来说战斗力更强的西班牙人，在两翼坚持地较好，而凯尔特人为主的中央，则被罗马步兵从凸形打成了凹形。整条中央战线有不同程度后退的同时，马戈的步兵们仍然设法维持了战线的完整。尽管没能击破汉尼拔的战线，但罗马人在中央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央的罗马指挥官们更加激动地推动攻势，试图向骆驼背上放上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撕裂迦太基军队的中央。在这样的混乱中，所有单位一股脑地试图向中间挤压，过于密集的罗马军队，更难以进行有效的指挥控制，罗马人的进攻宽度实际上变得更小了。
战斗进行到这一阶段，中央战线上呈现出的交战特征，完全不像是属于典型的罗马军队的战术。密集的盾墙互相推挤显然不利于罗马人：罗马人的西班牙短剑是更适合刺击的直剑，不过由于双方密集的盾墙，罗马的剑士们反倒要像希腊重装步兵一样，把武器从盾牌上方伸出去，尝试攻击对方无盔甲防护的部位。威力巨大的西班牙短剑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不比两三米长的长矛，或是主要用于挥砍的falcata和kopis单刃反曲剑更便于使用。另外，第一排的青年兵/枪兵（hastati)装备较轻，正常情况下他们利用冲劲进行的第一波攻势结束后，可以方便地被第二排更重型化的成年兵/主力兵轮换下来，但坎尼会战中罗马的反常阵形也使这一点无法进行。这几个因素使得罗马的中央步兵主力，连一贯的装备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于是，随着进攻进行，罗马人的战线越向前推进，进一步的攻势就越发困难。
而在这段时间里，哈斯德鲁巴的重骑兵主力运动到了瓦罗的右侧，击溃保卢斯后他进行了短暂的追击，随后以出色的纪律重组了部队，并横贯整个战场来到右翼。正与汉诺的努米底亚骑兵大跳贴面舞的意大利骑兵，正为对手灵活的游击战术弄得焦头烂额，当哈斯德鲁巴的重骑兵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面时，意大利骑兵在士气上遭受的打击是决定性的。瓦罗的左翼骑兵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一触即溃，至此，罗马人的两翼都已经洞开，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会战，但距离这场罗马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灾难结束，还有相当一段时间。
就在罗马中央的攻势发展到极限，以及哈斯德鲁巴、汉诺在右翼大获全胜之时，汉尼拔投入了他的另一个拳头。早已在中央战线以纵队待机许久的北非重步兵，此时终于获得了出击的命令。这两支纵队迅速而毫无阻碍地前出到罗马中央部分的两侧，然后转向中央，顺势展开成了面对罗马人的横队。这一系列动作进行地干脆利落，北非重步兵随后对完全裸露的罗马步兵侧翼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局势变化地如此之快，那些首当其冲的罗马部队，根本来不及做出及时地反应，他们只得以个人或中队为单位，个别地试图向来袭方向转向和展开，进行绝望的抵抗。（Poly.3.115.12）
而结束右翼的骑兵战斗后，哈斯德鲁巴再次收拢了他的部队，他将追击罗马左翼骑兵的任务交给努米底亚人——这是他们极其擅长的任务——而带领自己的重骑兵转向中央。在罗马中央的步兵大阵背后，哈斯德鲁巴的骑兵又一次重组了队形，发起他们的攻势呼应北非步兵的行动。起先，罗马中央后列的各单位还能转过身来组成一条临时性的战线，迎接迦太基重骑兵的冲锋。但哈斯德鲁巴的进攻组织地相当有耐心，他的骑兵发动一个个波次的冲击，在摇摇欲坠的罗马战线各处不断制造压力（Poly.3.116.8）。罗马人此时发现，自己开始受到四面八方越严重的压迫，已经很难有效维持作战队形（Livy.XXII.49）。
在哈斯德鲁巴进行他的总攻前，已经有一部分罗马官兵意识到了会战的结果，著名的大西庇阿和其他一些军官，带领着数目不多的士兵赶在包围圈围拢前逃出生天，这些人估计都属于罗马战线右翼的单位；也有一些靠近左翼的步兵一度脱逃而出，但他们借以避难的坎尼废弃城堡，也在此后被迦太基军队拿下，于是他们最终还是落得被俘的下场。更多人则意识不到侧翼发生的一切，他们盲目地战斗，继而是绝望地战斗。米努西乌斯和塞维利乌斯竭尽全力试图维持着部队的组织，但随着他们和其他高级指挥官的死亡，被困的罗马步兵陷入了完全的无序、崩溃，和一边倒的屠杀之中（Appian.VII.24）。
至此，坎尼会战正式结束了，瓦罗和意大利同盟骑兵的一部分人逃出战场，总计6000~7000名罗马骑兵中，死亡和被俘总数达到了4200~5700人。步兵的损失同样严重，李维声称整个军队的幸存者只有14550（Livy.XXII.50.3），被俘的步骑总数有8000、19300等不同说法。而汉尼拔的损失不到6000人，约4000人来自于罗马人主攻方向上的凯尔特人各单位。
III 指挥官的意图
汉尼拔在坎尼会战的胜利，基本为他的意大利远征第一阶段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尽管没有能力利用坎尼会战的成果直接进逼罗马城，但他最根本的目的：通过施加军事压力，迫使罗马人在意大利的盟友转而站到迦太基一边，还是部分达成了。意大利中南部相当大的一片区域，包括至关重要的坎帕尼亚地区首府卡普阿（Capua）在内，在坎尼会战之后都先后转而与迦太基人结盟。从长远来看，这大大削弱了罗马人的战争潜力，而从纯军事角度来说，困扰汉尼拔数年之久的补给问题总算得到了部分解决。今后数年内，汉尼拔可以依托意大利中南部作为根据地，更自如地在意大利中部和罗马人继续拉锯。
赢得坎尼会战之前，汉尼拔始终难以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这主要得归功于费边战略的影响。严格来说，费边通过不断压榨汉尼拔运动空间、增加其补给压力而削弱迦太基军队，最终试图以一次有利会战歼灭对手的战略，似乎怎么也和“拖延者”的名号沾不上边。之所以这种实际上相当积极和正确的战略，会在罗马国内遭受如此大的反弹，如我们之前所述，一方面涉及到汉尼拔对意大利农业的破坏产生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要归咎于罗马的军事传统。
扩张初期的罗马共和国军队，是非常偏好于以野战手段解决问题的，与之相对的，往往是罗马人糟糕的战场侦察，和经常性遭受伏击的劣迹。这种从轭门之辱（BC321考狄昂山峡之役）一脉相承下来的恶劣习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里一次次地被展示出来，面对着当时最出色的诡计大师，在骑兵侦察力量上居于劣势的罗马人，因为战场侦察问题连续输掉了特雷比亚河会战（未对战场进行侦察，结果在正式会战中被敌方预设伏击包围）、特拉西梅诺会战（行军时侦察措施不周全，全军在行军中被伏击摧毁）、吉鲁尼乌姆会战（未对战场进行侦察，结果在正式会战中被敌方预设伏击包围）。
与之相对的，是过往记录中迦太基军队在正式会战中表现出的、难言令人满意的战斗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夕，罗马军团已经彻底完成了装备改革，我们熟悉的、波利比乌斯描述的那种标枪、大盾、短剑的军团形象成为现实。这些资本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促使罗马人追求与汉尼拔进行会战。
而汉尼拔则很好地利用了罗马人的这种心态。汉尼拔在意大利的16年征战中，坎尼会战是极少数汉尼拔不利用伏击、突袭等因素，完全公平地进行正面硬碰硬对抗的会战战例。他小心翼翼地通过过去数年的行动，塑造了一个神出鬼没、擅长奇谋的指挥官形象，这种心理形象的塑造越彻底，罗马人心中以正式会战解决“汉尼拔问题”的思维就愈发彻底。于是当他们最终获得一个会战的机会时，罗马人不愿考虑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汉尼拔提前数个月来到坎尼，却不再继续东进，而是逗留在这里？为什么汉尼拔敢于主动挑起会战？以汉尼拔在过去数年展示出的判断力，他愿意接受会战战术上的原因和资本是什么？
瓦罗和保卢斯，以及罗马元老院对于摧毁汉尼拔的基本方针，以激进地追求会战为核心，代替了费边针对汉尼拔后勤条件的紧贴消耗，成为了坎尼军事灾难的第一个前提。利用这个前提，汉尼拔获得了他朝思暮想的会战机会，而早数个月从吉鲁尼乌姆出发的汉尼拔，对于战场的选择拥有完全的主动权。现在就轮到汉尼拔来做出选择，如何进行这场会战了。
汉尼拔的军队组成结构，展现相当典型的迦太基军队特色：来自多民族的复杂兵员来源和多种多样的部队类型，以及相当可观的骑兵比例，使得在出色的指挥官手中，这样的军队具有卓越的战术灵活性。早在BC217/216之交的冬季，汉尼拔就应该能从对方冬营的规模上，判断出罗马人的数量优势，从而针对性地选择会战地点。
罗马军队和汉尼拔在坎尼附近的营地，都设置在奥菲都斯河以西。会战前一天，汉尼拔在奥菲都斯河西岸邀战，他选择了一片崎岖、狭窄的战场展开，小心地借助河流掩护自己的侧翼，而空出另一侧的大片开阔地，用以发挥他的骑兵优势。当天罗马军队由保卢斯指挥，在这一显然不利于己方发挥数量优势的地形上，他选择不接受会战（Poly.III.112）。
而在第二天，指挥权轮换到了他的执政官搭档，瓦罗手中，后者更加激进地渡过奥菲都斯河，选择在河流右岸寻求会战。而汉尼拔相当果断地随之渡河，选择在那里接受会战。尽管第二天的会战是由罗马人主动挑起并选择地点，但汉尼拔的果断接受(Poly.III.113)，以及此后会战中他针对地形的精妙部署，让人不得不相信，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汉尼拔视察的地点中包括瓦罗选择的战场，并早以对其进行了针对部署的预案。甚至，他在第一天选择对方不可能接受的会战战场，有可能是故意诱使罗马人渡河选择战场的伏笔。
最终的会战地点，若以Kromayer的研究，或在坎尼东北，依Peter Connolley之说则在坎尼城西。无论是取谁的说法，战场宽度不过3~5公里之间。这个战场以奥菲都斯河与坎尼附近的一座高地作为边界，汉尼拔需要在这里最大化地运用他战术上的优势，骑兵，来应对罗马人数量上的优势。仅就骑兵的部署而言，我们已在上文中提及了汉尼拔的战术部署思路，由于罗马人并没有做出针对迦太基骑兵优势的特殊部署，除了一反常态地把主攻方向放在左翼外，汉尼拔并不需要在骑兵作战上给予太多特殊指导。会战中，他的骑兵部队展示出了良好的纪律，每一次击溃当面的敌军后，总是能够迅速地重整队形、恢复组织，而非投入不理智的追击。
而在步兵的运用上，汉尼拔则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不仅从实战指挥的角度上，汉尼拔亲自坐镇于中央，在战前部署方面，汉尼拔同样可谓是别出心裁。汉尼拔的步兵部署最大的两个特点，是著名的凸形阵，和北非重步兵的预备队运用。
以凸形阵进行秩序良好的撤退，来抵消对方密集阵的冲击力，并形成半包围的格局，确实算是古典军事史上的一个战术壮举。尽管在地中海世界的战争史中，不乏一方以中央被击退为代价，换取对敌军两翼包围的战例（比如马拉松之役），但这些战例往往是误打误撞的无心之举（雅典人在马拉松的中央退却、两翼包围，并非战前有针对性部署兵力的结果，而纯属中央单位当面波斯军队战力更强导致的偶然结果）。汉尼拔敢于采取战术上以空间换时间，逐渐退却吸收冲击力的方针，需要凯尔特人和西班牙人各单位，在不脱离接触、承受大量伤亡的前提下，维持有效的指挥控制，维持战线连贯的同时完成后退的机动。这背后是汉尼拔对自己部队的韧性和纪律有着绝对的信心，结合凯尔特士兵以缺乏纪律和韧性着称的一贯名声，这样的战术运用更显得难能可贵。
而北非重步兵的运用同样值得赞赏，尽管这部分部队最终被用于攻击罗马人的侧面，完成包围圈扩张战果，但如果中央的“袋底”有被击破的可能，他们还是可以很灵活地投入中央战线的作战的。这种进攻性的步兵预备队运用，同样是坎尼之战战术上的关键所在，这代表，即使罗马人战前制订的中央突破顺利实施，他们依旧会成为坎尼会战的失败者，因为他们为达成快速突破的目的，失去了灵活轮换部队的弹性，因此必然无法在迦太基人投入步兵预备队后，继续进行高强度而有效的进攻。这就代表，尽管瓦罗和保卢斯坐拥绝对的兵力优势，但在双方战前计划制订完的同时，罗马人已经注定要在全军覆灭和惨遭击溃之间二选一了。
而在罗马人一边，决心以中央突破获胜是最大的败笔，古典时代的军事规律几乎决定了，相较于骑兵之间快节奏的战斗，战线上的重步兵对抗，总是以相对缓慢的步调进行的。公正地说，瓦罗和保卢斯对于其中央战线的密集部署，尽管饱受非议，但与其大战术的核心原则是更加相符的。试想：一支或许多达50排、甚至更厚纵深的罗马密集阵都未能赶在本方骑兵战败前，迅速突破敌军的中央，那么选用罗马传统的、具有战术弹性的常规部署形式，试着以中队战术为核心，逐渐消耗对方兵力，难道就是可行的么？如果瓦罗和保卢斯不选择剑盾手密集结阵之举，或许罗马步兵能够最终获得更优势的局面，但这就带来漫长的战斗、无休无止的消耗预备队，与快速突破汉尼拔中央的目的南辕北辙，完全无助于会战胜利。保卢斯和瓦罗的失误在于，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指望仅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来获胜，古代战场上骑兵占优的一方总往往具有战术上的主动性，尽管罗马人的重步兵具备如此明显的数量优势，也没能改变这个基本原则。
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尽管绝大部分罗马步兵都没能获得投入战斗的机会，但这些生力军却没能对迦太基重骑兵和北非步兵针对其侧后的攻击，做出迅速和恰当的反应。这些原本作为预备队部署在二、三线的部队，完全没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仓促的转向和展开中有力使不出，成为了白白被浪费的棋子。相较于汉尼拔的预备队运用，显得高下立判。
这就产生了深层次的问题，著名的罗马剑盾手，为何不具备这种战术上的主动性。这种缺陷（尤其是相较于后几个世纪罗马剑盾手面对骑兵优势敌人的得心应手而言）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在步兵中队体系基础上的罗马军团的组织、战术的全方面不足上。这种不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尤其是坎尼的军事灾难中不加保留地显露出来，促进了接下来一个半世纪罗马军队的大幅度改革。我们需要从战术层面，更加仔细地探讨这种不足在坎尼之战中的展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