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匈奴刘渊是汉高帝刘邦的子孙吗？
二、三国蜀汉和匈奴汉是一家吗？
三、到底是五胡乱华，还是五胡汉化？
提及五胡乱华，论都大多以为五胡就是北方胡族对中原汉人王朝的厮咬，是胡风对汉风的历史倒退。孰不知，这都是偏离历史真相的误解。
从总体上看，匈奴、羯胡、氐、羌、鲜卑，这五个参与中原角逐的胡族，其实大多数都在漫长的内迁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汉化，而其中一些典型现象，更说明了五胡乱华并非纯粹的胡风倒退。
一、一道特殊的诏令
公元304年，匈奴大单于刘渊建号立国，即位为汉王。
这个匈奴国家建立的很是有意思。他们没有以匈奴为国号，而是继承两汉，宣称自己是汉室子孙。刘渊甚至还下了一道特殊的诏令。
这道诏令的核心意思有三条：
第一，褒扬西汉、东汉列祖列宗的功绩。
第二，宣布汉高帝刘邦是自己的真正祖宗。
第三，认定蜀汉是两汉的法统继承者，而自己这个匈奴汉，就是蜀汉之后重新尊奉正统的国家。
这道诏令很令人称奇。它从政治上否定了曹魏，因为曹魏废黜了汉朝政权。那么这样一来又有一个延伸的政治影响，继承曹魏法统的西晋，当然也是篡逆者，不具备政治上的正当性。而刘渊的匈奴汉，才是真正能代表两汉正统的合法政权。
这是五胡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林林总总的胡族国家中，第一个也是仅有一个继承汉人正统王朝，并把自己当作汉人王朝子孙的。
刘渊还嫌这不过瘾，他把蜀汉后主刘禅追尊为汉孝怀皇帝，并在自家太庙中设置了两汉三祖五宗的神主，正式从血统上把自己改为汉人，匈奴的血缘身份真接抛开不要了。
这与我们印象中胡人政权个个穿胡服、说胡语、满身腥膻之气，可谓大相径庭了。匈奴汉其实只是血统上有那么一点胡族的影子，至于其政权形式，已经是完全的汉人王朝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二、胡族君主多汉化饱学之士
这就需要回顾一下匈奴和其他胡族的发展历程了。
以匈奴为例。匈奴自东汉时分为南北两部后便逐渐衰落。曹操时把南匈奴迁入塞内，将其分为五部，即左右南北中五部，令其居于并州汾河流域一带，与汉人杂居。
在长期的杂居、通婚过程中，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摆脱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匈奴五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魏晋王朝的编户民，和汉人民户一样缴纳赋税，承担力役。魏晋都派出汉人官员管理五部，匈奴五部的实权实际上落入汉官手中。而匈奴的单于、诸王，只留下空头官名。
所以匈奴左贤王刘宣愤愤地抱怨：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
为了制约匈奴诸部首领，魏晋还下令他们把儿子送到洛阳当人质，称之为“任子”、““质子”。这样做的另一重效果是，匈奴的贵族子弟，在洛阳与汉人高官子弟一样学习汉文化，诗书礼易和诸家史籍无所不窥，相当于培养了匈奴子弟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能力。
刘渊和他的儿子刘聪、侄子刘曜一样，都是精通典籍的饱学之士。他们从感情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有底蕴的汉人。
匈奴是这样，其他胡族如氐羌鲜卑也都差不多。
氐族成汉政权的首领李寿，好学爱士，庶几善道，每览良将贤相立功立事者，未尝不反复诵之。羌族首领姚兴“讲论经籍，不以兵难辍业，时人咸化之”。北凉匈奴沮渠蒙逊“博览群书、颇晓天文”。
后赵开国皇帝石勒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他也经常让人给他诵读史书，他经常点评史传人物，并能一言中的，令儒书们都惊叹不已。他的臣下恭维他是汉高帝刘邦一样的英明之主。
石勒却有一番惊人之语：“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垒垒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
这番话很讲政治，既承认了古之雄主的地位，又把自己的位置摆的很正，同时还从法礼上相当精准地鄙视了魏晋两代。这份胸襟与视野，以及拿捏有度的政治视角，没有长时间的汉文化熏陶，是绝对说不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胡人君主开国，有不同程度的汉化现象，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三、五胡沿用汉魏制度
胡人君主的汉化思想，大都落实到了具体的帝国制度上来。
以匈奴刘渊为例。匈奴官制并没有返祖回到其落后的部落体制上来，而是全盘照搬汉魏官制。
刘渊建立汉国后，建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皆以次任用。丞相御史太尉三公体制，这是完全师法汉魏来的，是儒家政治学说的具体实践。
虽然刘渊后来为了顾及匈奴旧制，在国中还设置了大单于这个官名，但并没有因此而大量恢复匈奴部落旧制，他派出去管理诸部事务的，也大多数都是汉族官员。
君王的称号，也大部分使用皇帝、王、天王等，这都是汉人王朝的做法。而诸如单于、可汗之类带有游牧民族色彩的称号全都弃之不用，或是将其降格处理，让儿子们使用。
这代表了什么政治意义呢？采用这样的说法，是五胡君主为了显示自己受命于天、统领华夷诸族的政治正当性，而非以夷变夏的外邦之主。
在官员选拔上，五胡国家也都遵照采用了汉人的方法，即察举、辟署、荐举等。而胡人部落传统的血缘式任用办法也基本被局限于军职范围之内。
后赵石勒在创业过程中就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在营中寻立了一个“君子营”，将四处延请、俘虏的知识分子保护起来，把他们作为自己政权的人才储备。正式建国后，石勒又修改魏晋的九品官人法，“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
这种崇尚知识的用人理念和传统制度，极大地打消了北方士人对胡族的抵触心理。许多北方汉人士人都甘愿投入胡人国家并为之效力。
前秦王猛是其中最为典型者。王猛非常欣赏前秦苻坚礼贤下士的作风，他拒绝东晋顶级门阀士族桓温的邀请，主动投向前秦，从民族感情上来说王猛似乎是个叛变者，但从当时风气来看，去参与一个有朝气的、欣欣向荣的胡族政权，除了名分上有一点不适，其余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尴尬。
这其实反映了五胡时代汉化的一个典型现象，胡人以夏变夷、华夷混同的政治作为，事实上已经初见成效，北方多民族的融合已经有了大跨越式的发展。
四、重祥瑞的汉式政治思想
事实上不光有形的人物、制度、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看不见的文化领域，五胡的政治思想也悄然发生变化。
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祥瑞思想上。
祥瑞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了给君主歌功颂德，臣子们都要上祥瑞，要么是某地出现禾生双穗，喻示着国家丰收、民生安泰；要么是某地出现凤凰、麒麟，代表着上天降吉；要么是黄河清，海无波，昭示着国家形势稳定；要么是给帝王的出身制造各种神奇的传说，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不惜给汉高帝制造龙幸其母的传说。
事实上除了黄河清这种现象可能出现，其他全都是臣民们胡诌出来骗皇帝的。其实皇帝又焉能不知呢？之所以一直这么沿用下来，完全是儒家政治传统就是这样说的，皇帝也要借助所谓的祥瑞，来营造政治氛围，强化自己的威严。
胡族部落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讲究。这种微妙的政治心态，胡人君主在长期汉地生活中也耳濡目染地学会了。他们上台之后，也得心应手地运用起了祥瑞这个政治工具。
刘渊建立匈奴汉国后，立即下令设立史官，记录汉国成立的事迹。大概在这些史书中，史官们便在刘渊的授意下给他编造了出世的神话。在史官的描述中，刘渊的父亲刘豹梦见大鱼变人，把日精授给其母，日代表皇帝，刘渊的用意不言自明。
刘聪和则说其母梦日入怀，母亲怀孕时间超出常人，孕十三月而生他。
后赵也有样学样，其国中传说，石勒降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见者咸异之。”成汉皇帝李雄，则说其母被大蛇绕身，才感而有孕。后凉吕光还说他有重瞳子，直接把自己和大舜、楚霸王列为同一类人。
所以我们讲，北魏孝文帝汉化，虽然看起来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剧变，但若没有五胡十六国时代的民族融合，特别是由来已久的汉化趋势，孝文帝是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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