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渊起兵反隋，史学界有一段公案。自《旧唐书》开始，就一直刻意突出李世民的功绩。《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也继承了《旧唐书》的说法，不断把李渊渲染成一个年老昏愦、不思进取、被动应对的老官僚。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旧的史观论调被打破，学界又开始形成一股新的认识主流，即，重新认识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以及探析《唐书》与《通鉴》为何抬世民而贬李渊的原因。
一、关于李渊昏愦的一些误传
据两唐书记载，大业末年，虽然天下形势变乱不可收拾，但李渊囿于封建君臣之节，一直不敢倡引义旗。即使因为大业十七年他抵御突厥失利，被隋炀帝发使节逮捕，他仍然不肯起兵。
那么在两唐书和《通鉴》的记载中，李渊决策起兵反隋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呢？史料把大多数的戏份都给了李世民。
据记载，李世民与晋阳令刘文静早就观察到了天下形势之变，认为不可能株守于太原，坐等其他义军来吞食自己。于是两人暗地里谋划起兵之事，把起义的大事小情都敲定。李世民从此开始暗暗布置宾客开始筹备起兵之事。
那么按两唐书和《通鉴》的记载，李渊在干什么呢？李世民虽然无意中探了几次口风，李渊似乎不为所动，仍旧装得很效忠于隋炀帝，不肯表露出一点点起兵的意思。
李世民和刘文静于是耍了个小手段。他们见李渊与晋阳宫监裴寂来往十分亲密，经常在一起宴饮至通宵达旦，于是让龙山县令高斌廉与裴寂赌钱，故意输给他数百万钱。裴寂也是聪明人，与是与李世民关系渐渐好起来。李世民便乘机告诉他起兵之谋，请他转述给李渊。
裴寂也不是个简单人物，他早就把炀帝留在晋阳宫的宫女进献给李渊享用。私占皇帝的宫女，这可是死罪。裴寂便乘机向李渊说了李世民正在外面偷偷谋划起兵，反正私用宫女事发也是个死，不如干脆听凭世民举兵。
李渊思来想去，似乎是被这生米煮成熟饭的形势弄的无可奈何，于是同意李世民的起兵之计。
《通鉴》里又有这样一段记载。
李世民见李渊同意，又和父亲私下里谈了一场。李渊临事不决，又出现犹豫，于是装模作样地要告发世民谋反。世民大义凛然地说：
“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吾，不敢辞死。”
李渊又装模作样地说，我怎能告发我的亲儿子 ，我只是想警告你，到外面千万别乱说。
《通鉴》如此记载，大出常理，哪有父亲告发儿子谋反的，就算真是这样，儿反，父也坐死。其实这段史实想表达的意思不过是，李渊是个犹豫不决的昏庸老汉，起兵的大事，一步步都是李世民推动的。
所以说，史料中关于李渊昏愦、李世民主谋的记载，多少有一些不可靠。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李渊又是什么样的呢？
二、真实的李渊
李渊比炀帝还大三岁，他七岁就袭封了唐国公，虽说父亲死的早，但长年的政治浸淫，决定了他拥有较为成熟的政治经验。
他全程经历了炀帝时代的种种暴政。文炀两代手下，许多从北周传承下来的关陇贵族家族，比如杨素家族、李穆家族、虞庆则、王谊、贺若弼、王世积，乃至炀帝的心腹张衡，隋朝的开国功臣高颎等等，都被惨无人道地诛杀。李渊能以北周八大柱国的后代，而一直生存到隋朝末年，很难说他只是一个昏愦无能之辈。
李渊任太原留守后，手握河东五郡强兵，坐居形胜之地，许多人都看出了胜负之略。但他一直稳坐钓鱼台，轻易不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然则他内心，真如他表面那样与世无争吗？
非也。
自杨玄感乱后，隋朝危机四伏，衰落之势人所共知。而到了大业十三年前后，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河东一带也是遍地烽火，隋亡的趋势已成定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炀帝仍屡屡遣使来到太原对李渊传递诏旨，但李渊表现出来更多是阳奉阴违。
李渊也在暗暗作起兵的准备。他手下召纳了不少亡命者，比如躲避三征高丽的隋军将官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他也十分注意笼络人心、笼络河东豪强，河东富商武士彟三兄弟就成了李渊的心腹力量。
李渊还授意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到各地结交豪杰，李世民与重要谋臣刘文静的交往，事实上就是李渊授意的结果。
这样一个手段圆熟老道，说难听点，就是老谋深算，你怎能想象他是被年仅18岁的儿子李世民胁迫才发动起兵。
李渊的军事能力也非泛泛。
大业十二年左右，河东郡义军毋端儿部活动非常猖獗，隋朝曾派民部尚书樊子盖率兵征讨，但樊子盖对义军过度残暴，激起了当地郡民反感，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朝廷便又派李渊代替樊子盖镇压毋端儿义军。李渊与樊子盖反其道而行之，除了贼首之外，其余一律不问，政治瓦解配合军事进攻，几个月便剿平了义军。
对突厥的反击，李渊同样非常出色。他非常善于制造声势，在马邑作战经年，突厥始毕可汗说，以往在雁门围炀帝，对隋朝官军视若无物，唯独在马邑与唐公作战，望风而知威。
这话也不全是吹捧。
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前夕，突厥又发兵数万袭掠太原城，轻骑已经攻至太原北门。此时李渊全部精力都放在起兵准备上，可以非常紧张、非常紧凑、非常专注，若换作一般人，可能根本拿不出合适的方略来应对。或是全副精力转换到对突厥战争上，或是被动应付，与之媾和，甚或会对起兵大事造成极大干扰。
但李渊应付的非常精彩。他一边让李世民等继续准备起兵之事，一边发兵对付突厥。怎么对付突厥的策略也非常有讲究。以李渊这种具体情况而论，应该越早解决突厥越好，以防夜长梦多，走漏了起兵的消息，招致隋军闻讯围攻。但李渊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作出一副不紧不慢的姿态，晚上派兵出城，白天假装是隋朝官军来援，吓得突厥人不敢继续进攻，不战自退。
李渊在具体的起兵进程中，固然表现不如李世勇猛，但他真实实力并不是史书说的那么不堪。
三、李世民的真正作用以及史籍抬高他的原因
那么我们怎么评价李世民的真正作用？笔者认为有二。
其一，体现在收拢人力方面。他与刘文静、长孙顺德、高斌廉等人的结交，为李渊起了很大的臂助作用。这是李建成、李元吉所不能比拟的。
其二，体现在指挥作战方面。李渊起兵第一场硬仗是进攻霍邑（今山西霍州市），但当时突厥勾结刘武周进攻太原，加上隋将宋老生守得很顽强，李渊一度不想继续打霍邑。而李世民坚决主张继续战斗。霍邑之战是起兵后第一场硬仗，如果按李渊的意思半途而废，毫无疑问，会极大地打击唐军的士气，甚至在隋军与刘武周南北夹击之下，引发起义集团瓦解也有可能。
通过这些战斗，我们应当看到李世民的客观作用。包括后来进入关中，李世民连续率兵出击，击灭薛举等战斗，都充分显示出李世民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从总体上看，李渊为主、李世民为次、两者谁都不可或缺，这应当是李渊父子在起兵中的作用分野。
那么史籍为什么极力抬高李世民的地位，而刻意弱化李渊呢？
原因其实也不复杂。
其一在于李世民登极后对史料的剪削。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从各个方面为自己营造政治正义的氛围。除了正面抹黑李建成、李元吉两人在起兵中的地位作用，对父亲李渊的主谋者身份也作出了史实方面的更改。导致后世编撰史书，特别是新旧两唐书，受到李世民时代删改史料的影响，作出了不尽真实的记载。
其二在于司马光的正统观。到了北宋时代，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太宗李世民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贤君、圣君，维护李世民的形象，上升到维护意识形态、维护封建法统的政治高度，这时司马光虽然掌握了很多真实的史料，大概知道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但他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考虑，仍不得不按照约定俗成写法，刻意渲染了李渊的负面形象，而对李世民作出更多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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