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慈宴/原标题：怀念宁怀本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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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普普通通百姓，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走过平平凡凡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然而，他的人格魅力，却让人心口折服。

他叫宁怀本，1916年7月10日生于乐亭城北宁庄。幼时家贫，未能入塾读书，稍长，随父兄务农，后在“中利合”扎笤帚。1948年参军，6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上过新保安的火线，趟过沙河的流沙，挺进过大西南的山水，跨越过鸭绿江的铁桥，从战士、班长，升至副排长。1954年复员回乡务农。

他曾担任宁庄二队指导员，后来分成二、六队，他担任六队指导员，直到1981年，生产队解散。

（一）

他回故里时，正值互助组高潮期，原则是自愿组合，互助互利。他家对门有户人家，女人下肢残废，不能行走，男人体力智力欠缺，谁肯与其结合？他认为，都是乡里乡亲，老少爷们，何故如此势利？他力排众议，说服族里人，把这户人家招进组里来。事情虽小，但却很能触动人心，一时街谈巷议传为佳话。庄里年长的人都说：“怀本真是个给大伙办事的人。”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正当他兴致勃勃带领一班人马，紧随社会潮流迅猛迈进的时候，天大的不幸降临他的头上，爱妻离他而去，使他悲痛至极。她是多么好的女人哪！孝敬公公任劳任怨，相夫教子身体力行，和睦邻里无不夸赞，他忍痛料理完后事，眼望11岁的儿子，7岁的长女，仅仅3岁的次女，心情倍感沉重……

这天夜里，他的房里挤满了人，除了本队的，还有外队的。他感动地说：“我本应该带领社员们把队里的生产搞上去，大伙多分点粮，多分点红，可从今后，没娘的孩子我得管，大事小情总得分心，分了心，队里的事就想不周全，粮食亏了产，大家跟着我受罪，我吃罪不起呀！我想跟大家请个假，歇两年，请老少爷们谅解我吧。”可大家还是让他干，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老爹爹在炕上开了口：“怀本哪，大家伙这么诚心看重你，你就答应了吧！老爹胳膊腿还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还能帮你几年。当爷的能看着孙子孙女受屈？大伙都回家睡觉去吧，先让他在家里安顿两天，后天我让他去敲钟。”事后，他仍和往常一样，为生产队的生产和社员们的生活日夜操劳。

1964年春，老爹辞世。他跪在老爹灵前，声泪俱下地说：“爹，儿子不孝，儿子让你老年受累，儿子有罪，儿子对不起你……”围观者无不动容。

（二）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依照土地好坏定产，每年根据作物长势估产，扣除三留（种子、饲料、口粮），逐级下达征购指标。上交国库后剩下的称为“余粮”。1959年，开始出现全国性饥荒，征购任务上调，余粮被征走。后又“爬坡”，在完成任务以后，再次售粮，有一年竟爬了两次坡。

1961年的爬坡会是在县城开的，大会、中会、小会，会会离不开粮食。一次会上，主持人要口供，认爬坡多少。与会者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张口，有张口的也是摆困难、吐苦情。当主持人指名问他时，他反问道：“是不是我们国家饿死人啦？”主持人顿感惊煞，说：“上级没说，我不知道。”他继续说：“如果不是这样，各级领导不会费这么大劲催粮，我看还是救命要紧。”他正是以这种“救命要紧”的信念，如期如数完成了爬坡任务。

爬坡后，毛粮1斤的定量也被挤压，社员们食不果腹，只好用“瓜代菜”充饥。农民干活无力，普遍怠工，致使土地荒芜，粮食严重减产。如此恶性循环，如何得了，他忧国忧民，思考出路。

1963年，县采购站收购笤帚。他抓住这一契机，发动社员扎笤帚，全队几乎家家利用冬春农闲季节搞起笤帚生产，将扎的笤帚交到采购站，用笤帚换了钱，再去到黑市买薯干、高粱米，总算肚子填饱了些。

但好景不长，1965年，采购站关上了“个人”的大门，人们忧心忡忡。宁怀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对社员们说：“大家放心，个人的不收，咱们搞集体的。”

种完小麦后，扎笤帚正式启动。这对社员们来说是轻车熟路，人们把自己扎笤帚的工具拿过来。那时，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足够的燃煤取暖，只能利用白天上午9点到下午两点的阳光给予的光亮和温暖干活。对农民来说，冬春长夜的大好时光白白浪费，觉得可惜，有人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夜里在自家干点私活，然后集中起来，以生产队名义交上去。这个念头一出，很快传到宁怀本的耳朵里。他意识到，对社员群众来说，绝对是好事，但违反政策，弄虚作假，也绝对是错误的，弄不好给你上纲上线，扣个资本主义帽子，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说不准出生入死换来的党籍化为乌有。何去何从，他在脑海里作着激烈地斗争。每当面对社员时，他感到似乎人人都用期盼的眼光望着自己。

他找到队里的几个干部反复商量，终于定下：个人扎笤帚，交给队里，统一上交采购站。队里也定了几条规矩，第一，你给队里扎多少，队里给你交多少，许少不许多，不允许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第二，保证质量，不能偷工减料，队里验收不合格的不给代交，不能砸了六队的牌子。第三、嘴要严点，不要到处乱说乱讲。如果传出去，传到乡里县里。给我找麻烦不说，还砸了大家的饭碗。”此时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这是宁可炸了自己的锅，也要给大家炒豆吃。

当第一车个人笤帚拉到采购站，就被验收员看了出来：“你们这车笤帚的苗子怎么七样八色？”原来苗子来自四面八方，各地的品种、土质都不一样，长相也不一样，常摆弄它的人一眼就会看出来。他这也是一句无心的闲聊。队长宁云山怕他言多语失，不软不硬地制止了他：“怎么着，不兴？闲话说多了没好处。”验收员会意，忙称是、是……

几年下来，宁庄六队的社员，尽管很艰辛，但肚子吃饱了，腰里有零用钱了，女人们也有钱买如意的布料了。在生产上，全队上下一心，精耕细作，粮棉年年增产，分红年年兑现，分值超过邻队3角左右。队里资金自己周转，没向信贷社贷过一次款，成为戴张庄乡尖子队。宁怀本连年被邀请参加县三级干部会，得到应有的荣誉和褒奖。

（三）

多少年来，人们提起宁怀本的事迹，总是赞不绝口。

一、“四清”在农村是个大运动，工作队进村，村干部上楼交待四不清问题。交待好了，退赔“下楼”，继续工作。问题严重的，退赔并免职。宁怀本是为数不多没“上楼”的干部之一，可见他的群众口碑之好，信任程度之高。

二、农村的农活很杂，活计有轻有重，工分有多有少，如种菜、种瓜、占场等。有的活计轻工分多，被他派去干这些活的人，年龄大多和他相仿或稍长，他却不能自己派自己。

三、笤帚铺要有两名“打下作”的，做些零散活，如熏苗子、刮笤帚、缠线、生炉子、打扫卫生等。一般都由不上弦的中老年人去做。作为指导员的他，干这事是再合适不过了，同时还便于管理。他却说：“事业是给全队所有人家搞的，家家都应得利。还是让给不会扎笤帚的人家去干吧。我家有“小子上弦，”我再挣一份工分，群众会有看法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冬季，其他农活几乎没有。他却把工分主动让给别人，多么宽宏大量的胸怀呀！

四、我（笔者）是个半路出家的庄稼人，体力欠佳，手脚也慢，孩子不少，拖欠的粮款年年增加。后来，他给我找了个好活——饲养员。这活工分天天有，全年比强劳力还多。再后来叫我当记工员，补助我一定的工分，减轻了我的负担。按说，他长大的子女，娶进门的儿媳都能做好这些活，为什么偏偏给了我？说他克己奉公也好，说他屈已待人也罢，都不过分。

其五、那时农村干部的报酬，实行个人劳动所得加定额补贴。一般认为，补贴专指农业生产，对副业没有规定。按照“多劳多得”原则，有副业的生产队干部补贴应有所增加，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他严辞制止，说：“多操了点心就要报酬，有理可讲，与情不通，我不要。”其他干部只好闭口不言。

六、每天分派农活，他都心中有数，充分了解各个地块庄稼长势，三天两头去到地里查看。走上一圈，起码要一个早晨，按常规应记二分工，其他队已有先例。当我提出时，他说：“我不记。”队里已经补贴我了，还要另记，就是多吃多占，今后我个人干点什么都不要记工分。他一生奉献了多少工分，无法计算。

七、那时，各户不仅粮食不够吃，柴也不够烧。女人们常说，“反正不能吃生米”、“反正不能烧大腿”，各找各的门路。有的利用工前工后休息时间抓几把，收工时带回家，有的干脆趁夜黑到地里背玉米秸。这些不体面的事，干部家属是不会干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地了场光以后，到地里“拉大耙”。天不亮就起床，到地里拉着“拍子”走三、四个小时，早饭时挑柴回家，大约要走十几、二十几里路，是个重活。他儿子不过是个大孩子，身体尚未长成，加上饿累，患了严重胃病，几次吐血，险些危及生命。儿媳背地里埋怨公公，又能奈何？

八、他是苦出身，养成了干活的习惯，从不惜身惜力。六队的精耕细作就来自于他的这种习惯。拿追肥来说，别队都是用“牛”拉犁，只有六队用锄耪，叫“上二遍”，即追了肥，又除了草松了土。种麦时，别队用牛用犁，六队仍是用人用镐。用镐刨的垅子幅宽底平，深浅一致，复土均匀，出苗整齐。再如“耪三遍”，这是农活中的最累、最苦、最热的活。其他队基本不上，六队从来未放弃。这些农活，他都和小伙子们同样分段占垅。开始还行，后来就跟不上了。有一次，小伙子们把他从地里接出来，他放下锄头，仰天躺在路上，“嗨”的一声出了一口长长的累气。那时，他已是六十出头的人啦！

1994年3月，他与世长辞，享年79岁。他走了，他的精神不走，永远激励我们下一代人！

（作者宁慈宴，乐亭镇宁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