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漆有这么一个成语叫“如胶似漆”，说明漆的粘结性。漆器的出现一开始应该并不是为了装饰器物，而是用漆粘补东西。远古时代，生产工具、器具的制造都不是件易事，因此一旦出现破损、残缺或断裂，人们肯定会想方设法修补，用天然材料进行粘结、修复。在人们了解漆的特性之后，对漆最早的使用很可能就是利用了漆的流动性和粘结力，来修复、粘补被损坏的器具。
根据远古时人的生产生活状态推测，最先被刷上漆的器具应该是木器。在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远古时代，木头和石块是人类最容易采集加工的工具材质，因此这两样材质就被最早利用。但是为什么要给木器刷漆？若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说，素木器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了，先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原始的木质器具最初都是用石器工具打造、打磨的，相对粗糙，与今日大家所使用的被抛光、上了一层又一层清漆的、光可鉴人的木器，有着天壤之别。作为饮食器具，粗糙起毛的部分很容易将嘴部、手部扎伤，而用漆汁干燥后所形成的光滑漆膜，却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何况，有了一层漆膜保护的木器，不易变形、开裂，且有着良好的隔水性，其耐磨、耐热、耐酸的优点也使得它必然要出现在餐桌上。
由于耐火性不足，毫无疑问，漆木器无法承担煮的功能，因此新石器时代的漆木饮食器主要是盛食具和进食具：比如筷子、碗、盘子、勺、盆等等。
是什么决定了漆木饮食器的形状？又是什么让这些器皿逐渐有了变化并日臻完美呢？这背后的推手就是当时的饮食。换句话说，漆木食具的组合关系、造型特征及功能，是与当时的食品结构、烹饪方式以及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的。
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种植业和畜牧业已经成为食品的主要来源。除了野生的动植物外，人工培育种植的稻、黍、粟等粮食作物和人工驯养的猪、羊、牛、鸡、犬等畜禽均已进入食品清单。但当时对粮食作物尚停留在简单的脱粒、碾碎等粗加工阶段，加工完毕的成品也只是掺状物而无法获取细致到面粉层次的原料，所以对粮食食品进行加工的方式主要就是蒸和煮两种。即把加工成参状的粮食放入陶质的鼎、鬲、釜、斝等炊具中加入水炖煮，或者把粮掺和成饭团、面饼放入陶瓶中顺汽而蒸。前者的成品是粥、汤、羹一类的流质或半流质软食，后者则是饼团状干食，这两种构成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主要食品。
那时人们已经栽培出了白菜、芥菜一类的蔬菜，这是当时的辅助食品，可以直接食用或者切碎加入汤羹或饭团中。肉食依然在整个食谱中占据很大的份额，其加工不外乎直接烧烤和切碎蒸煮。
因此，史前时期的漆木食具的使用状况应该是这样的场景：沸腾的汤羹，不时地从鼎、鬲中散发出缕缕香味，诱使着饥肠辘辘的人们纷纷将手中的漆木勺伸向鼎、两，舀出汤羹，盛入漆木碗中；用漆木筷夹起冒着热气的饭团，放在一个个漆木盘中；把芳香四溢的烤肉叉起来，在漆木案上切碎分割；当然，如果还有雅兴，可以端起盛满果酒的漆木杯（很可能会直接用漆木勺从陶酒瓮中舀取），开怀畅饮一番——一顿丰盛的史前盛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到距今三四千年的夏商周时期，粮食作物已有麦、稻、梁、稷、黍、粟等“五谷”，包括稻作与旱地作物。蔬菜已有芹、芥、韭、笋等20余种，瓜果有桃、李、枣、杏、梨、橘等数十种，家畜有猪、马、牛、羊、犬、鸡等。这种丰富的食品结构导致加工和烹饪技术的发展，除了传统的煮、炖、蒸、烤外，还发明了腌、煎等新的烹调方式。不仅发展出了较为完整的饮食理论体系，而且还把饮食活动的相关理念拓展上升到治国、修身的高度来认识。所谓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理念，“美食不如美器”的器用要求，以及为后世熟知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格言，无不产生在这一时期。与这种状况相适应，漆木饮食器不仅种类多样化，功能区分也更加明显，制作更为精致，装饰也更加精美。西汉时，当衔命出使、九死一生后凿空西域的张骞回到中原后，外部世界的大门向中央之国渐次打开。随之而来的，除了闻所未闻的习俗、前所未见的珍稀之物外，自然还有很多从来不知其味的美味佳肴。菠菜、苜蓿、番茄、胡瓜等等，一系列新的食品进入中国人的食谱，因此汉代烹任方式、盛装器具又有了一次新的变革。
西汉淮南王刘安招募天下贤士编撰了一部千古名著《淮南子》，在《淮南子·齐俗训》篇中对当时的生活做了详细的描写：汉代吃一头牛会将其分档取料，或者做成酸味的，或者做成甜味的，分别用煎、熬、炼、炙等多种方法进行烹调。这可能还不足以说明汉代饮食的发达，汉代文献《盐铁论·散不足篇》中的记载更让人咋舌：在汉代的都市里，“熟食遍列，肴旅成市……杨豚韭卵，狗[月习]马胺，煎鱼切肝，羊淹鸡寒，挏马酪酒，蹇捕胃脯，胹羔豆赐，鷇膹雁羹，臭鲍甘弧，熟梁貊炙。”这些菜肴有荤有素、有热有凉，极其丰富。光是看菜名就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而配合这名目繁多的菜肴的，只能是越来越实用和多样的器皿了。
总的来说，从先秦到汉，漆木饮食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模仿其他器类的造型，如模仿青铜器的祭祀礼器：属于食器的有鼎、豆、簠、簋等；属于酒器的有壶、方壶（瓉是模仿玉器，性质同此）等；模仿陶器的日常生活用具：碗、盘以及杯一类的饮器等。模仿青铜器的漆木器，其器物形态乃至于外部装饰纹样均反映出其祖形，有一部分在模仿过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如碗、盘、杯和壶一类。另一类是根据漆木器自身特点而发展出的独特器物造型，如作为酒具的耳杯、卮杯，作为食具的案等。
拿耳杯和卮来说。耳杯是一种饮器，又称“羽觞”。其外形呈椭圆状，两侧各有一耳，故名。耳杯始于战国，盛于汉晋。汉墓出土的耳杯有在木胎上涂漆的，也有在耳上安装密金铜饰的，还有铜制的。浙江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内书“宜酒”，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则书有“君幸酒”、“君幸食”两种自铭。有意思的是，马王堆出土的一套耳杯中，还有一个漆盒，将杯子同向套合，8个杯子正好可以放进盒子里。
卮是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饮酒器，与现代所用的杯子十分相似，有一个圆形的把手，几乎没有多余的设计。《说文解字》称之为“圆器也”，是指其形状为圆筒形、有耳的饮器，大者可有一斗，称斗卮，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那场著名的鸿门宴上，就有卮：先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然后项羽赐樊哙“斗卮酒”，当是此种大卮。
耳杯和卮的产生，与秦汉时期盛行的酒和饮料不无关系。秦汉时期，出现了前朝未有的很多调以香料和草药的酒，如“椒柏酒”、“菊花酒”、“兰英酒”等等。还有一种饮料“浆”在汉代也十分流行，这是人们蒸饭的副产品，若加以发酵，便具酸味或者酒味；不发酵，则味道甘甜。《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记载了一个靠“卖浆之小业”而成为富翁的张氏，由此可见当时浆的社会需求量之大。不仅如此，荆楚一带的贵族还喜欢饮用水果榨制的饮料——此情很像今天饮用鲜榨果汁的风尚。酒和饮料在当时大行其道，使贵族们不得不逐渐摒弃了笨重的青铜器，而选择了轻便华贵的漆器。试想，用耳杯饮酒，必然要比举着笨重的青铜爵更为舒适。
轻便华贵的漆器并不是人人都可享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属于奢侈品。这有文字为证。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关于漆器最早的文献记载是《韩非子·十过篇》。《韩非子·十过篇》记载曰：
“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裁）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
这段话透露了三个信息，其一，早在尧舜时期黑色的漆器就用作食器，而到禹时则已有内探朱漆的祭器了，这说明漆艺的演进；其二，漆器极珍贵，即使是尧舜那样的贵族首领用为食器，也觉得太奢侈：其三，到禹时，漆器的主要用途增加了一项——祭器。可见轻便华贵的漆器，在先秦时基本上属于贵族首领和神所用。可贵的是，这几点在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中都有实证。
20世纪80年代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位考古学家，齐集在河南洛阳东部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的都城遗址，从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批漆器。经过仔细的清理辨识，专家们最后确认这批漆木器大体上包括饮食器和礼乐器两大类，其中饮食器的器形有钵和觚，乐器有漆木鼓，另外还残存了一些已经无法辨识器形的漆器痕迹。这些漆器均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及上身的两侧，有重叠放置的现象。饮食器和礼乐器怎么会重叠放置呢？难道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专家们很快注意到，出土漆器的这几座墓葬均与大型宫殿基址相去不远，说明这些漆木器很可能就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奢侈品。而漆木饮食器和礼乐器叠加随葬，则表明漆木饮食器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超越普通意义上的饮食，而被赋予沟通神灵的特殊使命——它已经从餐桌走向了祭坛。
漆木饮食器这一角色的转化有其内在的动因。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逐步从原始自发的神灵崇拜过渡到古典的礼制系统，而礼制又经历了从草创、成熟到礼崩乐坏的完整过程。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饮食活动以及作为其载体的饮食器具，成为描绘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标志。其中，漆器饮食器作为重要的构成，与青铜器相得益彰，共同见证了礼制系统的兴衰。
正是有了这一整套礼制系统，中国才博得“礼仪之邦”的称呼。所谓的礼，其实与人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按照儒学经典《礼记》的规定，“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意思是说，初期的礼制，始于一套关于全社会成员吃什么、用什么吃以及怎么吃的行为规范。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研究中国古代饮食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三礼》这类严肃的经书里，“几乎没有一页没有提到祭祀中所使用的食物和酒的种类和数量”。礼制与饮食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把美味佳肴以及盛装它们的精美器具组合在一起，再配上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一套虔诚无比的叩拜姿势，就构成了敬献给祖先和各方神灵的隆重祭祀仪式。
祭祀在夏商周时期的重要性，是今天的人们不太容易理解的。但《左传》中一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已足以显示出祭祀的重要。而这种重要性，必须有一定的外在的表征，于是青铜器的威严肃穆与漆木器的华丽美艳，恰逢其时地有了用武之地，在祭祀礼仪中，扮演起“始诸饮食、超越饮食”的角色。发展到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一方面是农业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食品种类之丰富、加工方式之繁杂与史前时期不可同日而语，饮食和烹饪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另一方面，礼制系统在整个社会具有的强大约束力，对祭祀仪式、祭祀器具的要求非常严格并且具体化。
作为奢侈品的漆器食具与祭祀典仪日渐密切，其出现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祭祀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漆木饮食器对于礼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其制作工艺、装饰风格、器物形态与组合关系等，必然要超越其初始的单纯饮食功能，从而更加符合祭祀功能的要求。比如，1957年从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战国时楚国贵族大墓出土的费，这件中部为一个圆形的凹窝、两端是一长一短的扁平状柄、边面装饰着流畅的几何纹的器物曾一度让专家疑惑不解，最后才知道这是仿造青铜礼器制作的盛灌邕酒的祭祀礼器，只不过加长了短柄，也许是为了方便双手把持以更显祭祀的庄重。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名叫优旃的秦朝宫廷弄臣的故事，其中的一件事与当时漆器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秦二世登基后，为了展现自己在气派上并不输于乃父始皇帝，于是突发奇想，要求把都城的城墙全部用漆涂刷一遍。优旃一听，就知道这位公子哥鬼迷心窍了，于是反讽道：“好呀好呀，妙甚妙甚。虽然老百姓会为此付出代价，但城墙刷漆之后不仅雄伟壮观，而且光滑明亮，敌人来了想爬也爬不上来，好极了好极了。漆倒是好弄，只是伟大的陛下，我很发愁，上哪儿去找这么大的荫室才能把您的城墙装进去呢？”秦二世一听，说算了吧。于是这项政绩工程胎死腹中。
优旃所提到的荫室，就是为专门放置漆器而造的洁净房子，以防止器物上漆之后因日晒风干而造成的干裂、起皱和漆面被污染。
秦二世之所以将漆城墙当成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正是因为漆木器在当时十分昂贵和奢侈，制作起来费工费时。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表明，汉代的漆器制作和装饰过程包括了素工、髹工、上工、金铜耳扣、黄涂工、画工、雕工、清工等若干个不同的工种。比如素工是做漆胎灰底的，髹工是在胎上涂漆的，画工是在漆器上作画的，上工是在漆器上进一步涂漆的，铜扣黄涂工是在漆器的铜扣上金的，铜耳黄涂工是在漆器的铜耳上金的，清工是做最后的修饰工作的。不同的工种之间，还需要密切的协作。
据汉代文献《盐铁论·散不足篇》记载，“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一个上乘的耳杯就要百人之力，这种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结果，使产品外观和内在质量极度奢华。《汉书·贡禹传》在描述这种奢华时说：“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漆木器的杯和案不仅有精美的图案装饰，而且还要镶嵌金银，才配得上宫廷赏赐的名号。《盐铁论·散不足篇》还说：“富者银口黄耳，金器玉钟；中者舒玉贮器，金错蜀杯。”银口黄耳，是作为酒器的耳杯中最华贵的，耳部和口部分别镶金嵌银。可见这种奢华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上自皇帝御赐臣下雕金画银的漆木杯案，下至贵族之家镶金挂银的漆木耳杯，均追求一种艳丽华美的格调。贵族对于漆木器无限制的奢侈追求，让政府也感到恐慌，于是政府下令对漆器课25%的高税，而这一时期其他商品的课税才不过10%。
秦汉时期漆木饮食器近乎极致的华美，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经济背景。在精神层面，从春秋末年开始的礼崩乐坏局面，经过百家争鸣的洗礼和荡涤，到秦汉时期，传统的礼制系统已然废弛，对神灵的深刻敬畏日渐被对现实生活的充满活力的热望所取代。完成这一意识形态的转换后，饮食活动以及承载这一活动的漆木饮食器具一扫往日的肃穆庄重，转而变得富有生机与活力起来，从而更接近饮食活动最本初的意义。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走下神坛步入现实生活后被重新寄托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汉代，由于漆木器在使用上更加向日常转变，才使得两汉的漆木器成为高峰。作为礼器的青铜饮食食器的式微，标志着一个制度的终结。
而此时，在铁质生产生活用具得到快速的普及和推广的时代，农业和手工业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我们今天所能享受到的农业文明的成果，两汉时期已现大概，甚至于在很多领域，自汉代以来的二千余年间基本无出其右。比如粮食，所谓的五谷，虽然文献中有不同的指称，但中国传统农业中主要的粮食作物在汉代已经基本齐全；比如蔬菜，在汉代最初级的读物《急救篇》里，曾罗列出13种日常食用的品种；居延汉简中有大葱和韭菜的记载；马王堆汉墓出土有芥菜籽；广西罗泊湾汉墓出土有黄瓜籽；甘肃泾川汉墓有萝卜浮雕图像。又比如水果，大枣、荔枝、橄榄、杏、梅、梨、甜瓜甚至西瓜等等，均已成为汉代盛食具里的常见内容。
在这种情形之下，漆木饮食器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实用功能还是其美学取向，都应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大变迁和经济生活的大变革。西汉初年刘安编著的《淮南子》中的记述，“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剖掘，杂之以青黄，华藻缚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可谓当时漆木饮食器生产的形象描绘。
如果要问及人们对漆木器的印象，恐怕大多数人脑海中会立刻浮现两种颜色——红与黑，为什么出现在漆器上的会是这两种颜色呢？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山顶洞人就用赤铁矿染石珠串的系绳。郭沫若认为，这是山顶洞人视红色为生命的象征。李泽厚则认为：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艳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生理反应，而开始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独有的符号象征观念的含义。这在顾森的《中国美术史》一书中也有反映，他认为漆器内在选色用色的社会观念，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红黑二色的崇尚意识。从色彩学的角度来看，红色波长最长，纯度也最高，而黑色波长最短，纯度为零，所以红与黑极具色彩的对比性，在视觉上容易达到和谐，于朴素中显现华美，因此，秦汉漆器对红色和黑色的偏爱是一种必然选择。
当然，这种偏爱同样离不开现实的因素。据了解，在天然漆液中加入黑炭粉就可以生成黑漆，且这种炭粉极易获得，如木柴经燃烧后生成的黑烟、黑灰采集后即可使用。而红色主要是以矿物质朱砂入漆调制，朱砂调漆后具有坚固华丽且永不褪色的优点，较之其他矿物颜料粉更为稳定。而其他色漆的制作就缺乏这方面的优点。这也是红色和黑色不断被使用且得以扩展的现实原因了。
尽管只有两种色彩，秦汉的漆工却将它们演绎得出神入化。为了避免两种颜色的单一，几千年前的他们就已经会利用一种特殊的视觉现象，即被现代格式塔心理学所重视的“图底”关系：红色与黑色以不同的几何纹形交错，当我们注视红色几何纹形时，黑色就成了底色，反之当我们注视黑色纹样时，红色又变成了底色。鲜亮、饱和、强烈的红色，博大、宽厚、稳健的黑色，二者在古代漆木器上的大放异彩，直接影响了我国传统绘画的色彩观念，勾勒于宣纸上的墨线正继承着黑漆髹饰在漆器上的装饰性线条的优良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漆木器上的红黑美学为后世的审美传统奠定了基础。
再来细看漆木器上由这两种颜色交织所呈现出的气韵，既有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摹，也有对空灵世界的浪漫渴望，甚至还有对阴间世界的诡异想象。尤其是深受楚文化影响的江淮地区，漆器酒食器具的造型、色泽和装饰图案，无不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情怀，散发着神秘主义的气息，与屈原的《离骚》，恰成呼应。史海波先生引用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对楚辞“凉彩绝艳，难以并能”的评价，认为这种艺术追求，在楚国漆器艺术中也同样得到很好的体现。
“由于漆器即使在不描绘任何花纹图像的情况下，本身也已具有了黑色的光艳之美，因此它的发展很符合于楚人追求艳丽的色彩美的要求，从而使漆器艺术所能达到的色彩美在楚漆器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漆器装饰工艺也很独特，有针刻技法，即使用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出花纹，然后在刺刻出来的线条内填入金彩，有人认为这是我国“钱金”漆器的滥觞。另外，还有用金银箔制成各种图样，贴在器物的漆面上，呈现出类似“金银平脱”的效果的贴金技法。的确，从吃什么决定用什么，到漆木饮食器繁盛后对礼制和美学的推动，漆木器在饮食器具中确是不容忽视的一族。后期仿制漆器的瓷器大为勃兴，器物种类包括食器中的案、盘、盂、勺和酒器中的壶、樽、杯、卮等，一度成为随葬品的主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和魏晋时期……而今，这红与黑的精灵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