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原地区青铜文明的主要特色是注重礼制，因此出土的青铜器多为规整而又严谨的青铜礼器，而青铜人物、动物造型等则很少。放眼世界，一般认为只有埃及和古希腊才有真人大小的青铜人物雕像。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两大祭祀坑中，却出土了一百多件工艺精湛、造型奇特的青铜雕像，其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在世界古代美术史中堪称奇迹，而如此规模在世界青铜人像造型艺术考古中也属首次。1987年8月13日英国《独立报》上有一篇以“中国青铜雕像无以伦比”为题的报道，报道中引用了英国著名学者戴维·基斯的高度评价“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中国的青铜制造长期就被认为是古代最杰出的，而这次发现无论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树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青铜是最早的金属，也是上古时期的珍贵资源。从古人采矿的跋山涉水到运输的不远千里，从制模的一丝不苟到冶炼的抛汗洒血，再到定型成器的精雕细琢，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古人却如此不惮其烦、不遗余力塑造出如此之多形态各异的青铜人物雕像，可见雕像所具有的重要程度。学者们普遍认为青铜雕像群表现的是一批受人尊崇膜拜的权威、偶像，它们代表的既是古人心目中神灵，又是人间统治集团的代表。三星堆古蜀国是神权色彩极重的早期政权，神权与王权的合二为一，表现出了政教合一这种政治体制及社会形态。
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虽然起源较早，但有宗教偶像崇拜的时代应该说较晚，一般认为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在东北辽西红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有彩塑的女神雕像，大致可以算是受崇拜的偶像，但到商周时代，基本上没有发现过大宗的人物雕像，更不要说受崇拜的偶像了。相反，人物雕像在中国古代不但不成为受崇拜的偶像，倒是经常成为巫师们施法，进行诅咒的对象。因此，三星堆的青铜人物雕像在基本不具备偶像崇拜的中国上古时代，是前所未见的绝世精品。作为陪葬俑的秦始皇兵马俑以恢宏的气势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三星堆这批精美绝伦的青铜人物雕像比它还要早一千多年。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感叹道：“这些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三星堆两坑共出土了57件人头像，与真人头部差不多大小，其中一号坑13件，二号坑44件，他们中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群体。铸造与真人头部相当的青铜人头像，曾是古希腊青铜文化的特点之一，而三干多年前的三星堆青铜人头雕像群则比古希腊的同类作品铸造时代还要早，这不得不让人们对曾被称作“蛮夷之域”的中国大西南刮目相看
这些人头像轮廓刚毅、高鼻阔嘴、宽额长耳、表情凝重，洋溢着浓郁的阳刚之美。有人说，这显然不是当时古人面部特征的真实写照，而是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这些人像非同寻常的能力，从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当时古人的一种审美观；有人说这些人头像可能是戴有面具的，如有一件出自一号坑的圆头顶人头像，就有明显的戴双角形头盔和方形面罩的痕迹。面具曾被视作是神灵、精魂的寄居之所，是祭祀舞蹈或宗教礼仪中沟通人神的重要法器，或许戴上这样的面具，这些人像所代表的巫师或部落首领就有了上达民意、下传神旨，沟通天地、交连人神的特殊本领。
还有件平头顶人头像，阔脸方颐、刀形粗眉、杏状大眼，张扬着简炼粗犷之美。人像似乎高高在上，俯瞰众生，洞察人间百态，在他的威慑之下，人们不能不谨小慎微、毕恭毕敬。
有的人头像面部、颈部较修长，脸型瘦削、眉眼距离较宽、鼻梁略低，脑后垂有发辫。
三星堆的居民究竟长得什么样子？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他们从何而来，又到哪里去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至今仍在寻找答案。对于三星堆居民的族属，现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三苗说等。一般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有密切的关系，三星堆古蜀国的主体居民可能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地区，其族属为氐羌系。三星堆古蜀国的居民可能是由土著与多个外来民族融合而成的。遗址中出土的青铜人像既有平头顶、梳着长辫的，也有圆头顶或是戴着不同冠饰的，可能体现的就是民族部落的差异或是身份、地位的不同。
有一件人头像在57件人头像中十分特别，出自一号祭祀坑，残高28厘米， 是三星堆人头像中最接近于写实的一件。头像顶部为子母口形，原来可能安装有顶饰或冠饰，脑后的发际线清晰可见。较之其他的人像，这件人头像的轮廓柔和，蒜头鼻，下圆润，脸部丰腴，鼻下的人中还清晰可见。有人说这可能是三星堆人头像中唯一一件没有戴面具的，也有人说通过它，我们看到的是古蜀国一位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
二号坑出土的一件人头像，通高26厘米，圆头顶，头顶盖和颅腔分铸而成，头戴绳索状帽箍，或是将发辫挽在头上，脸形瘦削，蒜头鼻子，威严中透着几分朴实敦厚，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风格。较之其他人像双耳各有一孔来看，这件人像双耳分别钻有三孔，颇引人注意。耳朵穿孔，说明佩戴耳饰在古蜀国已经十分盛行了。耳饰的实物迄无发现，但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件刻有人物形象的玉璋，人像戴着铃形和连环状圆形耳饰，三星堆金杖上的所刻的人物也佩戴由多个不规则圆形组成的耳坠。
另外一件人头像通高34.7厘米，平头顶戴冠，冠上有规则的“回”字形纹饰，顶盖和头像分铸而成。面容清瘦，表情凝重，颈两侧各钻有一圆孔。
还有一件人头像采用浑铸法铸造，残高50厘米，头上好像戴有头盔。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乎戴着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造型优美，精神十足
这些人头像的眉毛、眼眶和眼珠等处曾用黑彩描绘过，有的唇缝中还残留有红色的朱砂，可见原来都是着色的彩像。
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人头像的颈部都呈倒三角形呢？”“人像原来有身体吗？”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件通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他的身体略量树干形，身着三层无领衣服，左右两片衣襟交叠，在颈部前后都呈倒角形，与这些人头像的颈部完全相同。因此，学者推测，这些人头像的颈部前后都呈倒三角形，可能表现的是人身体祖露的胸颈部分，人头像原来可能安装有木制或泥质的身躯。
伟岸神奇的青铜雕像是三星堆最具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物群体之一，它们是当时先民高度智慧、高超技术、虔诚信仰和非凡想象力的艺术结晶。
三星堆二号坑共出土戴金面罩人头像4件，其中平头顶、圆头顶人头像各2件，它们的大小形状、面部特征与未粘贴金面罩的人头像基本一致，由于戴了金面罩，使这几件人头像在数十件人头像中更显尊严高贵、气度不凡。另外，在一号祭祀坑中也出土了一件金面罩，是从人头像上脱落下来的。
金面罩是用金皮锤拓而成，依头像造型，上齐额头，下包下颌。面罩的双眉双眼镂空，鼻部凸起，用生漆和石灰调和而成的黏合剂将其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给人以雍容华贵、凝重神奇之感。
用黄金制作面具，过去一般认为是中亚与西方青铜时代文明的一个特点，如公元前14世纪古希腊迈锡尼国王墓中发现的黄金面具、埃及新王国时代图坦卡蒙墓中出土的黄金面罩等。它们是罩在死者或木乃伊的面部，其用意主要是保护和再现死者的面孔，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和等级观念，带有一定的原始宗教色彩。而三星堆出土的这种粘贴在代表巫师或部落首领的青铜人头像面部的金面罩与古埃及、古希腊的金面具相比，在形态造型、装饰手法上都有一些差异，它究竟有什么含义呢？是为了区别不同的肤色，还是表现不同的身份地位，或是与宗教祭祀仪式有关？在《周礼》中有逐疫驱鬼之神“方相氏”“黄金四目”的记载，这些戴金面罩的人头像与传说中驱鬼的“方相氏是否有联系呢？
金光熠熠的金面罩人头像曾被作为尊崇的偶像被先民供奉在古蜀国的宗庙里，而今它们又成为友好使者，在中国和埃及两国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2001年为纪念中国和埃及建交45周年，中埃联合发行了一套两枚邮票，分别是埃及的金面法老图坦卡蒙和三星堆戴金面罩的人头像；为纪念2007-2008中国希腊文化年，希腊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青铜头像和三星堆金面人头像为主题的纪念邮票。三星堆金面罩人头像两次出现在其他世界文明古国的邮票中，充分表明了三星堆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正如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所说：“三星堆是有着相对独立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展的区域性文明，应该放在更大的文化范围内来看，对照古埃及年表，以两个祭祀坑为代表的繁盛时期的三星堆文明与新王朝时期的古埃及文明及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几乎同时出现。三星堆的发现应当与尼尼微、特洛伊的发现相媲美。”
在古蜀人丰富的精神世界里，人神交往这一主题，始终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如果说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反映的是古蜀人通天的观念，那么三星堆的青铜雕像群表现的就是古代蜀国的政治结构和盛大的祭祀活动场面。在2400多年前的《左传》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崇高信条。“戎”指军事活动，保土卫疆、征伐御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作为国家大事毋庸置疑；“祀”指祭祀，就是按照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和献礼，请求神灵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的各种活动。可以说祭祀是从古至今从未中断过的活动，那它在古代又为何被排在“戎”之前呢？
这正是不同时代不同观念的反映。在上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他们的一切生活都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几乎完全是“靠天吃饭”，思维观念也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他们对于诸如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以及生老病死等不可触知的现象和不可掌握的威力产生了种畏惧与崇拜，他们认为世间万物上至天地日月，下至山川木石、飞禽走兽都和他们自身一样，有喜怒哀乐、有冷暖饥饱、有爱有恨，有生命的灵气。他们不觉得自己伟大，而是把自己与世间万物都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甚至自己的力量更渺小、地位更低下，因此他们渴望通过某种方式达到与天地的沟通，与万物的交接，与神灵的感应。当时的统治集团，也就是那些领袖兼巫师的人士，除了自己笃信神灵外，还把“神”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和统治力量，借神施法、“替天行道”来统驭下民。于是，人们通过巫师作为中介，通过原始宗教活动中的祭祀仪式把祭品献给天地和诸神，祈求赐福攘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盛、国泰民安……因此，祭祀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古代国家的头等大事。
三星堆遗址庞大的玉石器和青铜器，基本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庞大的数量、精美的制作、多样的品种，足以反映三星堆古蜀国对祭祀的重视以及祭祀场面的隆重。
几千年前重大的国事活动——祭祀，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知之甚少。在三星堆博物馆，历史学家仿制了三星堆的部分出土文物，通过戏剧化、舞台化的全景式陈列方式，制作了这个祭祀大典的场景，借以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表现万物单有灵、人神互通的时代特征。
三千多年的某一天，三星堆古蜀国的国都笼罩在一片静穆、神秘的氛围之中，古蜀国的国家祭祀重器—神坛，庄严、神圣地矗立在高高的祭台之上。来自四方的人民，身着圣洁的服饰，满怀虔诚地聚集在这中心圣地，在大巫师的指引之下，他们或站或跪，祭祀、祈祷，向诸神表述着共同的心声……
神坛的原件出自二号祭祀坑，高53厘米，这是放大了6倍的仿制品。
神坛分三层，底层是圆座和两头莫可名状的神兽；中间一层是圆座和四个抱握着不明杖状物的人像；最上层是四山相连的山形座和呈方斗形的“顶式建筑”，中央铸有人面鸟身像。
神坛是三星堆文物中内涵最深、玄秘莫测的奇品之一，它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以至于给它命名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学者认为，神坛是古蜀先民宇宙观念的实物模式，神坛上、中、下三层正是古人天地、人“三界观”最为形象的实物表现。即：底层的神兽代表的是地界；中层人物代表人间；上层代表的是神域天界，中央的人首鸟身像当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主神。它表达了古蜀先民包罗万象的，对天地、自然、神灵、人世的认识体系，对于探索古代中国人的神话宇宙观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坛底层的神兽，它们一正一反、平行站立，如果做动态分析，将是按顺时针方向相互追逐，形成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动势，似乎寓意着宇宙天地的斗转星移、自然生命的生生不息，而且其运动的方向估计不是古人随意为之，可能与古蜀先民的天象观有关，顺时针方向与日月星辰从东到西“左旋”的方向是一致的。
神坛下面方形的三级祭台，原型是成都北郊羊子山商末周初时代的一座夯土祭台，现在已不存在。原台高约10米，宽约103米，它以巨大的规模和恢宏的气势成为我国商周时期土台建筑的典型代表。“三星堆”这三座人工夯筑的土堆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祭祀台，但因年代久远，现在只残存了半座，不便在此复原，而成都地区的古蜀王朝与三星堆古蜀国有承继关系，所以历史学家将羊子山祭台的结构形状采借于此。
几千年前的祭祀，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虽糟粕不少，但古人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之道在环境污染不断恶化、雪灾、旱灾、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仍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同时，作为国家大事的祭祀活动对于当时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增强社会团结、社会教化以及对宗教、文学、艺术等形成和发展客观上也曾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