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李自成为何对襄城此人恨之入骨？‖老家许昌
文‖应军
在明清时期，从山西洪洞县迁襄的张姓约有三大支，他们分别是茨沟张姓、王洛张姓和山头店张姓，而茨沟张姓最为著名。
茨沟乡茨沟张姓迁自于山西洪洞县，明初来襄，始祖为张本光，后生五子，其子孙各立祠堂，其一支又迁村西约六里一个地方，起名张庄。张庄又立门户，今80多岁的村民张疙艺家所存族谱上曾记：
“始祖，讳公远，诰封文林郎；二世祖，仕山东定陶县知县；六世祖，诰封中宪大夫，仕安徽凤阳府知府；七世祖，壬辰进士，仕四川按察司兵备副使，讳宁，字坤一；八世祖辛酉科举人，奉旨不仕，讳永祺，字多祝。”
张永祺的父亲张宁，性情刚直，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 年）中进士，先后任南京扬州府江都县知县，南京刑部主事，凤阳府知府，夔州道兵备副使。他为官刚正不阿，不忍朝廷腐败和官场黑暗愤而辞官。回襄城后，帮襄城知县谭性教编纂《襄城县志》。
张永祺小时候，张宁对其管教很严，而受父亲的熏陶和教育，幼年的张永祺就知书达礼，敢作敢为。父亲过世后，张永祺精心侍奉母亲，一日三餐，早晚问安，从无懈怠，但也时刻不忘读书。
时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特别是崇祯年间李自成兵犯中原，河南地域屡遭兵燹。胸怀大志的张永祺也深知于心，襄虽属东南西北通衢之地，城池坐落于一土丘之上，虽处高地，但海拔高度只有几十米，坡度较缓，而且很狭小，面积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南城门外有一护城河，但水势不大，几乎无险可守，城内百姓因此惶惶不可终日。
襄城的地方官吏为保一方平安，即动员县城以内的学子士绅以及在百姓中有威望者守卫城墙。当时，已中年的张永祺被指派分守东城门，他召集家族中年轻力壮者和家中的仆人值守。白天在城墙上修补那些坍塌缺损的地方，夜间则露宿于城墙之上。
时百业凋零，城中百姓生活非常拮据，家无余财，县衙所属的库房里也空空如也，难以筹集到修城池、铸造武器等其它费用。此情此景，使张永祺感慨万端，为表忠心，他就倾其能力，把家中余财贡献出来，以充公用。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九月，李自成占领叶县，同时向四邻各州县传送檄令，让各州县归附农民军。当时的襄城知县曹思正倡仪归顺农民军，大多数人同意了。
张永祺却大声拒绝：“我等是明朝的臣民，又是全县百姓的表率，今日，一群大逆不道、烧杀抢掠的贼寇来此，我们就胆怯腿软不发一枪一炮地大开城门吗？这不等于引狼入室？我们平时所学所讲的忠孝节义，平时只是挂到嘴上，临危时刻就抛于脑后了吗？”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不吭声了。
曹知县早知张宁为襄城名人大家，也知张宁次子张永祺非等闲之辈，其忠于朝廷且性格倔强，是个“拦路虎”，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待张永祺激昂陈词后，他并未生气，也不和他强辩。
场面冷静后，曹知县就命人拿白纸写下归降书，然后让大家签名画押。待降书转到张永祺手里时，他不但拒绝签字，还无限愤慨，严厉斥责在场者道：“可知我父当年至死不肯为奸佞魏忠贤建生祠的事吗？那就是他行的大义之道。”
据说有口吃毛病的张永祺还说：“贼来吾期期举炮一击，余期期任公等身！”意思是，如果那些强贼到了，我就会用火炮相迎，我不管你们这些人怎么做！说完掷笔于地。
曹知县多次催逼，也无济于事，就不再和张永祺计较，他回头对堂下的役吏吩咐道：“在城内通衢处，人烟稠密处多多贴下告示，严禁肇事开衅，有敢轻放一炮，轻发一兵者，斩勿赦。”
张永祺知道曹知县主意已定，也知道其他执事者都随了曹知县，也知道曹知县是为形势所迫，感觉自己强争也是枉然，留下来凶多吉少。
傍晚时分，他便出城奔至茨沟，祭奠了祖宗的坟墓，回到城内家中，收拾好行囊，携带老母和妻室悄悄出城，向局势安定的黄河以北避难去了。
这就是“张永祺破家守城不押降书”的故事。“破家”就是拿出家当以充守城之用，按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把家都破上了；“守城”，就是亲率兵丁们在城头巡逻打更；“不押降书”，就是拒签投降书。
张永祺虽然背井离乡、隐姓埋名，但他不押降书的事还是传开了。力战叶县的李自成知道了，明朝朝廷也知道了，著名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在写给崇祯皇帝的奏章中，极力赞扬张永祺“破家守城不押降书”，并向朝廷推荐擢用张永祺。
张永祺在外飘荡了近四个多月，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五年，春节过后，张永祺听到了一个令自己很振奋的消息，朝廷又指派汪乔年代替战死河南项城的傅宗龙，担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围剿河南境内的李自成农民军。
二月七日，汪乔年即率一万精兵，撇下重武器，从洛阳赶赴襄城，准备和李自成东面的左良玉夹击李自成。
张永祺非常关注汪乔年的行动，他想借此投奔汪乔年，可又怕自己不被接纳，于是，他就找到郏县西汪乔年所部歇息的地方，准备先拜谒总兵郑家栋，看看情势如何，以便下一步行动。
二月十二日，在官军行至郏县时，张永祺设法见到了郑家栋，并说明来意。可郑家栋对曹思正率襄城官民奉迎李自成的事耿耿于怀，更不了解张永祺，不愿和他多说怎样收复襄城之事。
为说服郑家栋，为朝廷尽忠，张永祺急写一篇《为传闻襄城从逆始末及迫切望救呈词》，文中详细介绍了李自成占领襄城的经过，以及那些忠君官民们的迫切心情。写好后，即拜托郑家栋，赶紧转交呈报汪乔年。
郑家栋也不了解襄城底细，见文之后，知是汪乔年迫切所需，不敢怠慢，赶忙递了上去。当天晚上，汪乔年百忙中就看到了张永祺的呈词，并立即接见了张永祺。两人畅谈许久，张永祺表达了自己报国无门的愁苦，也表达了自己要灭贼报国的决心。
汪乔年为张永祺的理想和抱负所感动，也十分佩服张永祺的矢志不渝，更欣赏张永祺的文采。
此时的汪乔年，由于是远程奔袭，对于襄城一带的山川地理以及民风民俗，一概不知，正急需一个向导来给自己开路，于是他就安慰张永祺：“本官奉圣上之命征剿逆贼，非是讨伐那些被李贼迷惑的襄城官民，我担心他们不知道我这是拯救他们，也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我到达时，他们可能会闭门不开，会另有打算，甚至行动不当，彼此都误会更深。我想，明天让总兵郑家栋使用我的仪仗、名号先行一步，看看襄城官民的反应如何。麻烦张兄一同前往，若得襄城，本官一定会上报朝廷，为兄请功。”
听了汪乔年一席话，张永祺十分激动，他本想立刻应承下来，但近几个月现实的残酷和经历的曲折，使他遇事不得不仔细思虑：“若这些平贼者轻进襄城，以讨逆之名对老百姓烧杀抢掠，岂不有悖我的初心？”心里想着，面露难色，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汪乔年见张永祺犯难，猜其可能是怕部下入城会有屠戮，便发誓道：“我等入城后，若有欺民伤兵之举动，天怒雷劈！”
张永祺听后，忙跪倒在地，解释道：“刚才学生有担心，怕襄城士民们和入城官兵相激生变，不想惹督公对天发誓，真是死罪呀，死罪！”顺便说一句，督公，是民间对总督大人的尊称。
汪乔年也趁机自嘲道：“本官并非是一个随意发誓之人，只因此事关系重大，不得不发，愿张兄先行，将我誓言传于襄城士民，切莫使他们有猜忌、恐惧之心。”
兵贵神速，汪乔年即命张永祺随郑家栋连夜赶往襄城。
当夜四更天，张永祺奔至襄城北门。由于不了解城内情况，他不敢贸然而进，就想办法让城中知晓。
那些为保命归附李自成的人，本是临时为之，而李自成主力这些天只顾在郾城和左良玉对峙，在襄城也基本没有什么驻兵，当他们见到张永祺，知晓汪乔年已兵临城下后，深受忠君思想熏陶的士民们也都“心回意转”地迎接大驾。
汪乔年稳住襄城后，发兵于襄城东南四十多里的地方，准备与李自成大战一场。
汪乔年奔袭之事，探马早已报知了李自成，但他并未胆怯，他深知襄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深知汪乔年若站稳脚跟对自己的威胁是多么地大。
事不宜迟，李自成将计就计，果断地率农民军，假装撤兵西进，伺机消灭左良玉。
左良玉果然中计，出城追击，被李自成击溃。然后李自成迅速地调主力挥师西进，于二月十四日下午，击溃汪乔年城外部队，很快包围了襄城，并持续不断地发动攻击。
撤退进入襄城的官军虽有一千多人，但因绅士及其他各界人士憎恨李自成杀死曹知县，所以都积极帮助汪乔年所部。李自成虽然兵多将广，攻势强大，喊杀声震天，也很难撼动守城军民。张永祺也被分派上城，昼夜驻守在城楼之上。
至二月十七日中午，襄城被攻破。李自成对张永祺恨之入骨，他不但知道去年张永祺拒签降书的事，也知道张永祺投靠汪乔年，并将其引入襄城之事。在破城后，李自成把汪乔年、张国钦等抓获后下令，悬赏捉拿张永祺。可是，一直搜索到晚上，还未见张永祺的踪影。
愤怒的李自成想将张永祺的亲族各家全部杀死以泄恨，那些家族中有预感的，就提前逃之夭夭了。今“茨沟张”已分布在襄城许多地方，与当年李自成追杀有很大关系。对此，《明史》记：“自成购永祺不得，屠其族。”
据谢承仁的《李自成新传》介绍，当时，张永祺已被俘虏，押在另一支农民军首领曹操的军营中，只是其身份未被暴露，没有被认出来，后来被该营一个叫黄龙的小头目私自放走。
四年后，清顺治三年（公元1645年），清军进驻襄城，局势大体安定下来，隐匿于深山老林的张永祺才得以归家。而清朝政府为网罗人才，就让任上的那些官僚们遍寻有识之士入朝为官，以安民心。
当他们知道张永祺的事迹后，就多次征召张永祺入仕从官，但张永祺却看透了世间万物，把人间争斗视如烟云，隐居在家十八年，对多次征召一概谢绝。
张永祺晚年著有《偶然遂纪略》一书，书名取自杜甫“生还偶然遂”诗句，其意义为，人之生死皆是偶然，富贵不必强求。该书详细记述了自崇祯五年至十五年，襄城抵抗农民军数次攻掠的过程，成为难得的历史资料。康熙元年即1662年，张永祺寿终于家。
张永祺“破家守城不押降书”，被载入《明史》汪乔年传中：“次郏县，襄城人张永祺等迎乔年”。《绥寇纪略》中也有记载。
张永祺的事迹不但见于官方记载，还见于民间记载。襄城《朱氏家谱》中曾记崇业妻张氏：“生于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子时。明天启辛酉科举人，李自成犯襄城，破家守城不押降书、奉旨擢用事、载明史讳永祺之玄孙女，邑庠，讳松林之次女，卒于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未时，享寿八十一岁，例封四品太恭人。”
【作者简介】应军，网名“首山望汝”，许昌市襄城县人，农民。爱好文史，数十年来挖掘整理史料200多篇，被政协襄城县文史委员会特聘为文史研究员，2017年当选襄城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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