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识罗朗，是因为他的特殊经历——2013年到2016年，他在两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官邸担任大厨兼管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收集瓷器餐具，给自己的拿手好菜起名“宋锦”，制作甜品时知道“中国人喜合不喜分”。他制作过的中国美味进入过无数名人的肚子，很多人说他是“最会做中餐的老外”，但在他看来，自己只是一名热爱中国传统美食的普通厨子。
15岁时，在好友们踢球、打游戏的时候，热爱食物的罗朗在一家名叫“龙珠”的中餐店工作。每日的工作主要是打包外卖，他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肥仔”。在“龙珠”的四五年里，他迷上了中国“味道”。高中毕业后，他拿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奖学金，来到中国学习。父母对长城、故宫这样的地方感兴趣，但在罗朗的家书中，提到最多的是“校门外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叫煎饼，里面包着的东西叫油条”“今天我吃的东西叫鱼头，有人直接放在我的盘子里，（鱼）眼睛也吃了”。
他对中国美食产生了真正的热情，梦想开一家最好最正宗的中餐馆。此后几年，他在中美两国之间不断往返，完成了大学学业，也敲开了唐人街上一家中餐馆的大门，正式学做中国菜。有一次，他因为做不好小笼包而沮丧，大厨认真地帮他分析原因：“你不是中国人，你没有这道菜的根，这不是你的食物，也不是你的文化。”
因为这句话，罗朗再次回到中国，他想找到食物的“根”，和中国菜建立一种深层次的连结。2009年开始，他跟随中国最好的面点大师张凤玲一起工作，并且顺利拿到了中国高级面点师证书。但他仍然感觉，自己做的中国美食里没有“灵魂”，就是一堆食材的加工组合，尝起来口感不错，仅此而已。他意识到，自己不能从一本书、一个老师或是一座交通拥堵的城市里寻找到这个答案，他需要开拓和旅行，去自然中、去村落里，去更远、更真实、更隐秘的地方，寻找自己和食物的连结。
2010年，他和好友骑车上路，一些绝妙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印记。他曾在青海给牦牛挤奶，在新疆制作馕饼，在内蒙古品尝奶豆腐，在陕西磨黄米，在贵州耕田……他从人们最常见的反应里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有人在路边做面条、豆皮、腐竹，他都会带上照相机过来询问：你在做什么？
他在最普通的农户家中，找到了一个个活着的“食谱”。跟随村人一起腌酸菜、杀活猪。一路上，他感觉最有意思的就是中国人腌制食物的方法，泡的、晒干、熏酱等等，用各种方式控制食物的新鲜度，用最原始的方法存储和发酵美味，在他看来这就是文化。他说：“原来文化不仅是看的或者听的，也是吃的。他们储存食物的时候、他们制作美味的过程，就是文化本身。食物里面不仅有时间，有细菌，也有制作者活着的一部分。”
旅程来到贵州时，罗朗想去威宁，一个以传统火腿出名的地方。他看到一些桌子摆放在路边，好像在准备食物，就过去问路，原来对方家里有人要结婚了。他在那里呆了三四天，享受了婚礼和烹饪，和村民们一起准备了上百道菜。有一天，大家炸鱼，罗朗做了一种由辣椒和香草制成的酱汁，整道菜看上去非常美味。他问一个伴娘：“你能给我一个毛巾吗？我把酱汁弄到碗边了，我想清洁一下，让它看上去好看。”伴娘却反问：“谁关心这道菜是否好看？大家都在享受欢乐，食物很好吃，他们很快乐，这就可以了。”
这句话击中了罗朗，“我是什么时候失去了这部分，不是为了奖项、表彰或者媒体宣传，而是为了快乐和连结而做饭的初心？我的思想在那一瞬间发生了改变。”后来，罗朗被骆家辉大使请到北京担任私人厨师，他的厨艺不断进步。但对于中国美食，他仍然有很多困惑：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怎样制作出最正宗的中餐？传统中餐中的很多食材其实并不来自中国，不产自中国的玉米、土豆、辣椒、小麦、芝麻等，又是什么让它们属于真正的中餐？
经历过反复地思索和寻找，他最终意识到，他在中国寻找的“根”，跟他是谁，他在哪里长大，他受到什么教育其实没有关系，这些经历并不意味着真实，让一切变为真实的是他试图用美食传达出的自己。他不断上路，从中国民间最传统、最质朴的食物中寻找灵感；他走访偏远的山村，寻找一些濒临失传的味道和手艺；他希望将自己了解到的中国饮食和文化传递给全世界，不再考虑菜肴是否正宗，而是希望让其成为一个个故事。那些故事里，有他看过的山、走过的路，有他对中国传统饮食的理解，有坦诚的、开放的、甚至是脆弱的他自己。 本报记者 李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