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
民族魂鲁迅，汉奸周作人，兄弟俩反差咋这么大？
刘宜庆（柳已青）
现在手边有一套《知堂回想录》，是止庵的校订本。周作人一生有太多的谜团，读他的回忆录，试图解开历史谜团。
知堂诞生“是极平凡的”，但因为族人传言白须老人投胎转世，说他的前世是一老僧，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知堂对这样浪漫的传说，是相信的。五十知天命之年，打油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他在回首一生的时候，以“老人转世”开始，真的有宿命的意味，他一再说，“寿则多辱”，事实上也是如此。
读过不少书，揭秘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公案，总感觉，说了等于没说。还是忍不住，看周作人他自己如何说。周作人“不辩解”，什么都没有说，但好似什么都说了。“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知堂就是这样的态度，对后来的下水也是如此。难怪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这样评价周作人：“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盅惑……”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
鲁迅和周作人两人，性格差异虽然很大，可总觉得，他们两人是从一座山峰的正面和背面攀登，到达的是同一座山峰。鲁迅金刚怒目，是绝望中的战士；周作人菩萨低眉，是悲凉中的隐士。鲁迅在铁屋中的呐喊，在绝望中争取希望，一个也不饶恕；周作人在苦雨斋作文，在悲凉中品尝人生之万象、世相之百态，竟然在生之趣味中发现虚妄。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
这可以从周作人很喜欢的《布施度无极经》中可以看出来：“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饮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在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佛教中这种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思想，是否可以看作周作人精神背景的一面呢。
兄弟失和后，鲁迅和周作人，一个在上海，一在北平，东启明西长庚，永不见面。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紧逼，频频在华北制造事端。而周作人依然与日本人交往密切，并不避讳。鲁迅对三弟周建人说：“启孟真昏！”说这话时，一边摇头，一边叹气！1932年11月20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隐隐看出，鲁迅对周作人的处境表示担忧。鲁迅写信给章廷谦（川岛，兄弟两人共同的朋友），请他劝说周作人南下。周作人以他的沉默，把委婉的建议顶了回来。
周作人在八道湾故居前。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一代文坛巨擘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5岁。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鲁迅病逝，周作人并没有去上海治丧。但他内心有悲痛，毫无疑问的。他参加了在北大法学院礼堂举办的纪念会。鲁迅病逝第二天，他北大有课，讲《六朝散文》，他没有请假。他手中拿着一本《颜氏家训》，准时走进课堂。这一堂课，始终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如往常一样。下课时，周作人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同学听了一愣，发觉周作人面有戚色，如被乌云笼罩的天。
周作人的这句话，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鲁迅的老太太不就是周作人的亲娘吗？两兄弟失和后，老太太是跟着鲁迅过（朱安侍候），老太太也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她曾说过一句话，“就当没有（周作人）这个儿子”。周作人这人，连亲娘都不认了？！连亲娘都不认了，还是人吗？！
连亲娘都不认的“人”，下水当汉奸，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羽太信子、周作人和哥哥羽太重久合影。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缘于信子的造谣。
如果说兄弟失和是影响两人生命中一件大事，那么，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将周作人推向另外一种人生。苦雨斋中日军的刺杀行为，对他影响太大了，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从此，周作人就当了伪教育总署督办。
1937年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的同仁纷纷选择南下长沙。周作人接到胡适的来信，劝他南行：“梦见苦雨斋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周作人以家累为由，选择留在北平。他难道不是智者？不识得重与轻？周作人与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成为留北平的教授。“蒋（梦麟）校长还打一个电报给我，叫我保管在平校产”。对周作人来说，选择留下，就站在河边了；枪击事件好似一阵风，将他卷入水中。历史就是这样荒谬，假如他毛衣上的一粒纽扣没有挡一下子弹，那他是个英雄式的人物。然而，他成了汉奸。
以汉奸罪被带上法庭的周作人。
在时人和后人看来，周作人不应该落水。他的老友钱玄同宁因贫病而死，也拒不接受伪聘。有人说周作人落水是因为他的日本太太，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太喜爱日本的文化趣味。我觉得，这些因素都有，在周作人的精神深处，有一个虚无的黑洞，使他将名节之念、手足之情，都淡化了。孟心史卧病在床，曾给北大的同仁出示讽刺郑孝胥的诗作，周作人也看了，但无法对他产生触动。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审判时，他曾以看北大校产为自己开脱。对自己的人生，从不考虑他人和外界的评价和态度，这一点，周作人和张爱玲有点相似。
我在这篇文章中，一会把写作周作人，一会写作知堂。是因为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和鲁迅失和的是周作人，下水的是周作人，一意孤行的是周作人。谈北大旧人旧事的是知堂，苦口甘口写吃食的是知堂，平淡冲和的是知堂。这也就是一个人的两面。
青年鲁迅，后来是一家之主。因为兄弟失和，对大哥鲁迅的性格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难以揣测。
曹聚仁约请周作人写《知堂回想录》，最初叫《药堂谈往》。药堂，是他的笔名，他的这本回忆录中果然有中药味。当然不仅仅弥漫于“父亲的病”章节。鲁迅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可能就是从给父亲看病中产生的，他对中医有一种不信任感。家中的一切，有大哥周树人顶着，难怪周作人的精神趣味是闲适的。周作人回忆起“父亲的病”，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了生死，没有悲切的意味，他的超脱在药味中。
周作人晚年写《知堂回忆录》时，是否原谅了大哥鲁迅，不得而知。1949年后，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周作人身上背着历史污点，翻译，写文，有时不得不靠着回忆和解读鲁迅来过活和谋生。鲁迅早年提携他，帮助他，死后还为这个兄弟混碗饭吃，真是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