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关于人和历史的总体性批判思想被一些人拆分为局限于某个学科或知识领域内的学说，由此，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现实的解释力和批判力。正因如此，20世纪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发出了“回到马克思”“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呼声。尽管它们分属于不同国度和学科领域，研究主题和理论观点各异，但从本质上都是将马克思辩证的和人道主义的哲学重新拉回到理论中，以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进一步发展出一种批判的社会历史理论。
在这一理论演进过程中，切身经历现代文明“阵痛”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疑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强烈的追求。他们构成了具有独特理论定位和价值追求的精神共同体，从个体存在层面探讨了人、历史、文化、道德和自由解放等问题。在这些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er）对此贡献了独特的理论范式和激进的社会历史理论。她确立了以个体和日常生活变革来实现社会理想的哲学信念，从自觉地建构日常生活批判和对社会历史的微观分析入手推动理论范式的转变，试图通过唤醒个体的良知和责任，不懈地追求个性的生成来重建现代文明和社会。
用“激进哲学”反思日常生活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多地是要恢复马克思辩证的和人道主义的哲学。因此，这种批判理论的人道主义内涵一方面体现在对哲学的激进的人道主义理解和反思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从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通过多重理论主题和问题意识对人道主义理论总问题进行具体阐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回归马克思哲学人道主义的要求是与东欧历史上的民族和文化体验、个人在纳粹集中营的生命经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之于生活和世界意义的问题，推动他们思考如何将个人和个别民族的灾难转化为人类理论和实践的成就。若要真正恢复马克思主义原本的关于人的思想，就不能仅仅停留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点和阶级观点，而是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发现人并在人的内部寻找人的生存根据。
基于这种理解，赫勒提出，真正的社会历史变迁不仅是宏观社会结构的改变，也一定内含于个体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变革之中。因为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结构，他们就必须再 “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因此，赫勒在卢卡奇的指引下，建立了日常生活批判这种崭新的理论范式，以“保持对马克思精神的忠诚”。由此形成了通过对社会历史的微观分析来探索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的思想路径。同时，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在人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得以改变，需要一种能以规范的方式为人类个体敞开新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 “激进哲学”。一方面，个体需要通过这种哲学意识到人之为人的批判性和超越性，需要这种哲学来提供一种规范，引导个体从实然向应然跃迁。另一方面，哲学想要成为切中时代和改变世界的话语，必须通过对人和世界的更崇高而广阔的理解来重拾自己的王冠。这个最高的善就是人在历史之中揭示的世界总体和存在于世界总体之中的人。
在个体存在深处寻求改变世界的力量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想成为群众掌握的物质力量，就必须在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具体化。与其说历史哲学和伦理学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术兴趣所在，不如说这种立足于个体生存的理论逻辑必然将他们引至两个貌似互不关联的领域。早在《日常生活》中，赫勒就确立了个体的伦理内涵并立足于个体道德揭示历史之真理。作为个体内部创造规范的典范，代表着个人在一生中对人的能力的自由确证和发展所能达到的可能性。作为人们自觉选择和按照人们的设计创造的历史，就是人们按照个性所提供的尺度，把个体的日常生活变成 “为他们自己的存在”，使人的世界和人自身在这种有意义的生活中持续地得到更新。人类真正的历史必然是充满矛盾的，并表现为社会个体的人对自己给定状态的不断超越。
事实上，这种立足于个体存在的人道主义理论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历史性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因此，对人道主义总问题的具体化必然涉及历史意识和价值判断。赫勒在 《历史理论》《碎片化的历史哲学》《现代性理论》构成的“历史理论三部曲”与《一般伦理学》《道德哲学》《个性伦理学》构成的“道德哲学三部曲”等著作中所做的理论探索，其目的正是要为个体生存确立自己的历史意识和价值判断提供“拐杖”。她从现代人偶然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识出发，探讨如何通过保有良知和承担责任来主动担负起人自身的命运，走向个性的生成和自为的自由，过有意义的生活，让世界成为人类真正的家园。
“合理性的乌托邦”及其缺憾
以赫勒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批判和解构宏大叙事，着眼于从微观层面建构指向崇高的“合理性的乌托邦”的哲学话语，通过对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微观分析和透视来探索社会人道化的可能性；二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在个体深处探寻改变世界的道德力量，重建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统一。因此，其理论贡献在于：一方面，在20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并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创造性的推进；另一方面，自觉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对于打破抽象化普遍化理论范式的 “傲慢和偏见的文化心理”，突破由此造成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盲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强调个体和日常生活人道化等微观层面变革的重要性，并非要彻底拒斥或抛弃社会历史理论的宏观维度，而是要防止理论发展为那种完全剔除人和个体存在维度，片面强调经济观点的抽象的社会历史理论。
然而，不得不承认，这种回到人性深处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种抽象阐发，虽具理论合理性，但逃不脱乌托邦的软弱和无力。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更多地关注个体层面和道德领域的自我规范，忽视了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通过对现实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分析来寻求改变世界力量的现实维度。马克思曾告诫人们，人的解放决不可能是某个领域的解放，而只能是整个社会的解放。这意味着，通过道德解放来实现人的解放并不具有现实性。显然，在这个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将希望寄托于脆弱的人性力量和不确定的自主选择之上，看似是一种对人的力量充满自信的乐观主义，实则是一种渗透着悲观主义的倔强呐喊。面对着日益复杂的现实，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想要改变，却深感无从下手，于是他们回到人性深处来寻求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无从选择之下的选择。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赫勒和众多20世纪思想家西西弗斯式的抗争，是要唤醒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自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列菲伏尔城市现代性思想研究”（14BZX002）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笑夷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