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外界总认为四川盆地交通闭塞、文化滞后。因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历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南北两条线路，“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夔门、剑门是四川的南北两大门户。北线剑门蜀道是过剑门关、棋盘关后，穿行在米仓山、秦岭这些大山中往汉中去的山路。南线出夔门经长江三峡直达湖北。诚然，纵观巴蜀地理，从西北的邛崃山、岷山，到北面是龙门山、米仓山至东北的大巴山脉、巫山，向南是武陵山，西部为夹金山、大小相岭、大凉山，东南为大娄山、云贵高原，海拔均为1000米至3000米，而盆地底部为海拔200—750米的丘陵与平原，使这一片地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丘陵性盆地。但是，巴蜀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四塞。齐鲁多鸿儒，燕赵多壮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在四川，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岭，也有江南水乡一般烟柳葱茏的平原，更有水网密布的水乡泽国。天府之国固然滋养文化，然而天府之国的富庶与陡不可攀的高山，这样一个刚健与柔媚、激昂与含蓄的环境，更使川人在探索与自省相契的状态中，走出封闭的天地，人才辈出。
川人留川磨成牛，川人出川惊海内。俗话说：一出夔门天地宽。对川人来说，夔门是混合着苦乐和梦想的象征之门，是实现飞升一跃的龙门，多得难以胜数的川人正是从这里壮怀激烈地走出盆地。自古以来，川人同环境相抗争，从鳖灵决玉垒山到李冰修都江堰，从南方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的开辟，正是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川人开放的经济意识，进一步影响了文化氛围，形成了开放的巴蜀文化意识。
巴蜀士人游学或仕宦于巴蜀与中原之间，沟通信息，也是促进巴蜀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早在秦汉时期，已有不少士人游学或仕宦于中原与巴蜀之间，如汉代第一才子司马相如曾三次往返于中原与巴蜀。当司马相如第一次出川前往帝都长安经过成都北郊的一座必经之桥时，他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口吻指着桥说：我要是不当个大官坐着四匹高头大马拉的车回来，就不从这上面经过（于是后人把这座桥叫做驷马桥）。然而汉景帝对词赋毫无兴趣，素以文才自负的司马相如游学到了梁国，写出了成名之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他只好怀揣着几分伤惋返回成都。直到赏识司马相如才情的汉武帝登基，司马相如才又二次出川前往帝都长安。
公元725年，诗仙李白25岁，他“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于是，东出夔门开始了长达37年的游吟生涯。迈出三峡后，他再也没能返回蜀中故土，公元758年，当他58岁时，因涉嫌永王之乱，被万里流放前往夜郎，来到巫峡时幸遇全国大赦被赦免，这是出川后他距离故土最近的一次。
另一位四川的才子苏轼第一次出川则是随父亲苏洵北出剑门，走旱路万里迢迢前往京都赶考，那是北宋嘉佑元年（1056年）。苏氏兄弟双双高中进土。主考官欧阳修对苏东坡论为政宽与简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激赏不已，本拟点为388名新进士中的头名，但怀疑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于是避嫌改判为第二名：四川历史上共出过20名状元，欧阳修的“清正”之举使得天府之国少了名状元郎。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但因为亡母居丧守礼，苏东坡又过了两年零三个月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蛰居生活。居丧期满后，苏家沿水路举家迁往汴梁，他们从嘉州（今乐山）大佛下的岷江上船，一路飘出夔门。此次出川让苏东坡激动不已，一路上作了78首诗篇。
此后，苏东坡还回过一次四川，那是宋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护送父亲灵柩回乡，服孝期满后不久，苏氏兄弟再次北出剑门从陆路返回汴梁，从此被拖入政治的旋涡宦游大江南北，再也没有回过故里。
巴山峨峨蜀水泱泱，还孕育出众多特立独行的奇人。成都人袁天纲是历史上著名的术数风水学大师。传说他与李淳风合著有一本与《诺查丹马斯预言》齐名的预言书《推背图》，书中共有60幅预言图，每幅图附有隐晦的预言诗和颂词。安史之乱后，人们才看懂其中第五幅预言图隐喻安史之乱的玄妙：唐玄宗由蜀道逃入四川，杨贵妃的葬身马嵬坡。
唐代影响空前的禅门领袖——马祖道一，是四川什邡人，俗姓马。12岁时他在什邡罗汉寺出家，曾到资州宁国寺随处寂法师修习“息妄修心”之法，后走岷峨、出夔门到湖南衡山，拜在禅宗六祖惠能的衣钵传人怀让禅师门下。史载他宗风大畅，有“入室弟子一百五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百丈、南泉、大珠、智藏、归宗等一代高僧都是他的弟子。
走出盆地不仅使巴蜀文化走向全国也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础上更多地推陈出新，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
20世纪，酷爱吃辣椒的川人掀起了多次出川浪潮，如世纪初年的留学潮，三四十年代的出川抗战潮，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狂飙突进的闪电下，人们领教到川人身上烈火般的“辣椒精神”。
20世纪初年，中国各地掀起了风雷激荡的出国留学运动，四川虽偏居西南，但很快就以高昂的姿态参与到这场新锐的摩登潮流。1901年，四川首次派遣官派留学生，当时的四川总督奎俊挑选22名青年才俊远赴日本。1904年后，继任四川总督锡良格外重视教育，积极推动留学事宜，当年便让160余人出川赴日，并派出官员、土子13人赴比利时学习路矿技术。到1906年，官派和自费的川籍留日学生迅速增加到800余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当时有960名会员，其中四川留日生就占127人。民国成立后，日本仍是川籍留学生的首选之地，这个弹丸小国迅速崛起的奥秘，令满怀民族主义热血的巴蜀青年们怦然心动。他们之中有邹容、吴玉章、张澜、郭沫若、张大千、戴季陶等等。
1919年至1921年，四川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先后有20批留学生远渡重洋奔赴法国。到1921年底，川籍留法学生已达511人（其中女生14人），分别来自全省98个县，约占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川籍留法学生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有邓小平、赵世炎刘伯坚、陈毅、聂荣臻、巴金等等。
赴法留学生以学习机械、路矿、外语为主，赴日留学生则以学习教育、军事政法、警察、铁路为主。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川籍学生留学于欧美各国，如留学美国的晏阳初，留学德国的朱德、王光祈等。清末民初的这场留学浪潮，像热烈的鲜红色曙光，浮动在四塞之地的四川。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川人挺身“雄起”。1937年8月7日，成都举行了10万人的盛大集会，呼吁立即发动全民抗战守土卫国，9月后，“四川王”刘湘相继带7个军的川军出川抗日，最早出川的部队是杨森的二十军，直接参加了淞沪会战。
据统计，八年抗战，四川共征集出川兵源及后勤劳力270万人，在全国各省中出力最大。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抗战八年，川军的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川人用自己的血肉长城为受难的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川人再次掀起“百万川军大出川”的滚滚洪流。这支百万大军是由原本因循守土的川人组成的打工族，他们席卷东西南北中的气势把全国人民都震住了，“道路是银行，工厂是金矿，身无分文闯城市，回乡盖起新楼房”，这首民谣表现出这些“打工川军”渴望用自己的双手打下一个花花世界的革命豪情。
出川，已变得稀松平常，往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时代已离我们远去，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已是川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