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西南一隅的昆明被赞为“民主堡垒”。但实际上，当时的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省会，也是军统的一处重要据点，仅被其掌握的公开机构就近20个；另有数十万中央军精锐分布全省各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昆明的民主运动为何能够迅速发展呢？
日寇进逼下，大批民主人士和学校云集昆明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平津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大学迁往内地，先后有几十所高校转移到西南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这些流亡大学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知名高校，其中，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于1937年南迁，1938年4月陆续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随着这些高校来到昆明的，还有国内许多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专家、教授。云南省主席龙云对西南联大的建设非常关心，从各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并经常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交谈，“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政治，大家都深恶痛绝。”
民主力量增强的同时，特务也大肆活动
在云南活动的中央系统特务组织中，最猖狂的就是军统云南站，1938年以前的云南站人员少、活动低调，武汉会战时还一度撤销。但1939年重建后，人员和装备大量增加，掌握了一批公开机构，还明确了专人负责收集整理云南省政府的相关情报，尤其是龙云及卢汉等滇系大员的一举一动。
军统云南站站长黄毅夫利用曾担任贵州省保安科长的机会，从贵州大批抽调特务渗透云南各行各业，在滇西、滇南等地设立大理组、河口组等组织。1943年，军统滇缅办事处在云南成立，戴笠多次亲临指挥，并安排在云南各县设立和扩充特务组，四处刺探情报，连龙云回老家昭通扫墓对家乡父老的讲话都第一时间整理上报。
特务的猖狂活动招致云南地方派抵制
特务活动的猖獗让云南地方实力派深恶痛绝，遭到有意无意的抵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云南的民主力量。某次特务头子戴笠、康泽到云南，要求配合镇压学生运动，龙云说：“有些人无事找事，学生说几句话要根究，教授讲学也干涉，结果越压越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其伤实多’。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乱来，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最后，事情不了了之。
1941年，龙云被任命为昆明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在滇所有部队。龙云利用这一职务之便，不仅禁止特务在昆明市区肆意活动，还不许中央军进入昆明市区，对驻扎市内的宪兵13团、警察等不许随意带武器上街，未经许可不能随意执行任务，这样就有效保护了昆明地区的民主活动。
滇缅战场的紧张形势，牵制了中央系主要力量。
全面抗战中，云南是多条国际援助通道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的所在地，日寇一直虎视眈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于1942年春大举入侵缅甸并迅速占领缅甸全境。5月初，一路追击中国远征军的日军部队进入滇西，先后攻占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等地，进抵怒江西岸。
中央军宋希濂部紧急驰援怒江，经过激烈战斗，将来犯之敌赶回了怒江西岸。但日寇并未死心，反而以龙陵松山为重点大力修筑阵地，与中国守军隔江对峙，并在随后的两年多里先后发起过多次渡江进攻作战。这些偷袭或强攻行动虽然都没有得逞，但却极大牵制了中央军在云南的数十万兵力。
蒋介石意图彻底解决云南问题而欲擒故纵
随着1945年的到来，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不过也就从这一时刻开始，因抗战而暂时缓和的国内各种矛盾重新表面化，而且更加激烈。在东北、华北，蒋介石加速调兵遣将，准备与中共抢地盘、打内战；而在西南，兵力雄厚的蒋介石准备彻底解决云南问题，使之彻底中央化。
为了一举拿下主政云南18年的龙云，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前后经过了近10个月的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为了麻痹龙云及其属下将领，蒋介石一度放松了对云南民主活动的镇压活动，《新华日报》中共分社在昆明建立，并与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等一起开始在昆明公开发售。各类进步组织在昆明建立，甚至提出了“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军统帅部”等主张。
昆明成为国统区著名的“民主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