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麻烦手动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带给您舒适的阅读体验。
1951年,四川昭化城东的空地上挤满了人群,一位身着囚服的女人垂着头站在台上。
她胸前挂着的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
“反革命分子。”
这是一位隐藏在当地中学老师中的军统女特工。
而且她的父亲还是四川有名的大地主。
彼时,威胁新中国安宁的特务是人民公敌,镇压反革命运动也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这位被判处死刑的女囚犯在围观群众的眼中自然是罪有应得。
然而,就在行刑的战士扣动扳机的前一刻,一位通讯兵气喘吁吁地跑上台,手里还挥舞着一封信,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康副书记来信,这人杀不得。”
他口中的“康副书记”正是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康乃尔。
他为何会为一位军统女特工求情?
他们之间有何交情?
让我们从1940年康乃尔虎口脱险的故事说起...
美女特工,智救中共党员
民国时期,重庆市中山二路174号有一座森严的灰色建筑。
这里24小时岗哨林立,四周电网密布,只有两种人有资格进出:
一是拿着通行证的特务和国民党高官,而且特务们没有出行自由,无故不得外出。
二是活着进去,死了才能出来的犯人。
而且,每到夜里,此处都会传出凄厉的惨叫声。
这便是当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国民党军统总部。
1940年5月的一天,特务总队队长周伟龙疾步走进会议室。
在会议桌的主位上落座后,他清了清嗓子,对屋内的十几名特务交代道:
“来活了,三月份起头闹事的共产党有下落了,今天下午六点行动,记住,为首的叫康乃尔,一定要抓住他!”
他口中“三月份闹事”是指:
这年3月13日晚,成都发生了一起恶性打砸抢案件。
南大街的数十家粮铺和银行全都被砸得稀巴烂。
但特别的是,犯事的人不止一个,而是数百名民众。
但实际上,这次民怨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蒋介石政府自己种下的祸根。
1939年下半年起,国统区粮价持续上涨,商家为了赚取暴利,故意囤货不售。
百姓家中无米下锅,居民变饥民。
成都数百名民众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
而物价飞涨的原因全在蒋介石政府。
1933年4月,国民政府掌握了中央的造币权。
此后,蒋介石就将国家的印钞机紧紧攥在自己手中,国库的大半财产都流入了四大家族的口袋。
但民国年年战火不断,日本人的狼子野心越发猖狂,再加上蒋校长又热心于“剿共”,所以军费支出的数额十分庞大。
但他又不愿意自掏腰包,更不敢去撼动四大家族的钱袋子。
于是,国民政府就开始大量印钞冲抵军费。
但这一样来的后果便是:钱不值钱,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百姓受难。
很显然,成都的抢米事件就是是蒋介石自食恶果。
但他却将此事栽赃到共产党身上,并且借机掀起了一波反共高潮。
可彼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达成,蒋介石若胆敢再提“攘外必先安内”,必将招致四万万中国人的唾骂。
于是,这一场秘密反共的任务便落到了军统的头上。
而他们这次要抓的康乃尔是中共成都市委学生委员会书记,在川渝的革命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且他曾经领导过反饥饿运动和“三一三”抢米事件。
所以,国民党便污蔑康乃尔等共产党人策划了此次暴动,还称其贪污了五千公斤的粮款。
但任谁都看得出,这不过是国民党想借机打击川渝的进步势力的借口而已。
军统特务打探到,1940年5月这天下午六点,康乃尔和几个共产党员将在一间茶楼召开秘密会议。
于是,四川省国民政府秘书长邓明阶亲自下达了逮捕令。
所以,周伟龙对此次行动极为重视,在会上就详细计划做了精细的安排。
“哎呀,小王,你这是怎么了?”
突然,一声惊呼打断了周伟龙的话。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叫“王化琴”的女特务身上。
只见,脸色煞白的她身子往前一倒,猛得吐出一口血来。
周伟龙不耐烦地皱着眉,“啧”了一声后,吩咐道:
“叫两个人进来,送她去医院!”
而后,王化琴在两个女特务的陪同下,前往军医院就诊。
出了军统的大门,几个姑娘都有些雀跃,
因为最近秘密任务一桩接着一桩,她们已经很久都没有放过风了。
行至医院大门口,王化琴笑着对那两名女特务说: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难得出来,不如你们趁这个机会出去逛逛,我这边少说也要两个小时,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回去就是了。”
这话正中两个女特务的下怀,她们假意推脱了几句后便离开了。
看着对方的背影渐渐远去,王化琴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被咬破的舌尖传来一阵刺痛。
但她已经顾不上疼痛,着急忙慌地喊来一辆黄包车,报出了那间茶馆的名字。
刚到店门口,四溢的茶香和“哗哗”的麻将声便传了出来。
王化琴不等黄包车停稳,便将车钱扔到座位上,急匆匆地跳下了车。
她在门口深呼了口气,故意冷着脸走进店里。
转了一圈,王化琴终于在二楼的一张牌桌上找到了康乃尔。
她径直走了过去,假意观牌,然后不着痕迹地拍了拍康乃尔,低声说道:
“你起来,我来打。”
说话间,王化琴冲他使了个眼色,示意其快走。
康乃尔惊愕地抬起头,但马上便明白过来,立刻带着其他同志离开。
几人虽然满腹疑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们还是选择立刻脱身。
下午六点,军统的特务们气势汹汹地冲进茶馆,但店内早已人去楼空。
待到了安全的地方,几个共产党员这才开始复盘刚刚发生的一切。
有人率先问道:
“这是我们的同志?”
康乃尔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但她之前是党员,但后来脱了党。”
此话一出,立刻有人提出了异议:
“那她为什么帮我们,这情报可信吗?”
一个脱党人士为什么会帮助以前的同志,是良心发现,还是别有用心?
这一切要从王化琴的出身说起...
地主千金,误入歧途
王化琴原名王昭,是四川昭化南门巷一个地主家的千金,家境十分殷实,
光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就有千余亩之多。
此外,王化琴的父亲王连山还曾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需官。
他凭借自己的人脉和资源大兴实业,创办了两个丝厂、一个铁厂,外加两个钱庄。
原就富裕的王家到了王连山这一代,可谓是富甲一方。
他一共有七个儿女,王化琴排行老二,所以又被人称为“王二小姐”。
幸运的是,王连山算得上是个开明的父亲,不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套迂腐之词。
王化琴五岁时便得以上私塾,学文化。
而她的聪明才智也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番苦心。
很多拗口难懂的古文,她一读便会,7岁时便能作诗填词,担得起“才女”二字。
王连山见女儿有悟性,便将王化琴送到南充读小学。
也正是在这里,她结识了康乃尔和他的哥哥康克明。
因为王连山在南充置办丝厂时,结识了康父康余山,并与其结拜为兄弟。
如今女儿只身在外求学,他便自然而然地将王化琴托付给义兄一家照料,
还主动承担了康乃尔兄弟往后的所有学费。
因此,康王两家亲如一家,
王化琴与康家兄弟也结下了胜似亲兄妹的情谊。
王化琴一直在南充读完了初中,
而后,又以优秀的成绩分别考入重庆和上海的中学学习,最终
获得了国民政府公派留学的资格。
1935年,她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深造。
在东京,王化琴亲眼看到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她深受震撼,不禁想:
“一个国土面积不足四川省大的岛国尚能成为世界强国,我泱泱中华如何不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被驱逐出境。
粗暴的日本军警将王化琴他们赶上了回国的轮船。
这一屈辱的经历也让她的家国情怀更上一层楼。
回国之后,王化琴在成都市公民训练班工作,并且再度遇见了在川大读书的康乃尔。
当时,康乃尔已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正在以学生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受其影响,王化琴和进步学生们一起加入了工农群众的队伍,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赈济灾民的斗争中。
后来,她又在康乃尔的帮助下,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且成功通过考验,争取到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机会。
这年8月中旬,王化琴与一群进步学生踏上了延安的黄土地。
抗日根据地的条件不比国统区,吃住用行都要自立更生。
初到延安时,他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自己挥镢头挖窑洞。
盛夏的延安万里无云,头顶的烈日如同火炉烤得大地又热又燥。
但王化琴他们虽然累得汗流浃背,满身泥浆,却个个干劲十足,一边挥着镢头,一边唱着歌儿。
这样的重体力活儿对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来说,肯定是超负荷劳动了。
第一天,王化琴便起了满手的血泡,白嫩的皮肤也被晒得通红起皮。
但她没有抱怨过一句,受伤了也不下火线,并且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1938年初,日军为了连接华北和华中战场,妄图打通津浦铁路,南北夹攻徐州,以扩大侵略。
为了打破敌人的奸计,中国军队出动了29万兵力欲在台儿庄一带与日伪决一死战。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阎锡山麾下的孙连仲部也奉命参战。
为了鼓舞士气,阎锡山亲自致电延安,请求中共派一批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前往战区。
王化琴和另一名叫“陈云洁”的同志被选中,前往孙部,担任其二十七师的政治教官。
彼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这样的安排十分常见。
到了孙部之后,王化琴将在抗大学到的政工经验全都运用于实际中,专门组建了一支宣传队,在前线为战士们写捷报、办慰问演出,以激励战士们的抗日热情。
她的工作做得出色,战士们在前线表现得也格外勇猛。
战至4月7日,台儿庄大捷,国军歼敌一万余众,取得了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胜利。
但日军很快便卷土重来,纠集了25万兵力,想要一雪前耻,消灭中国军队主力。
当时,国军虽然刚打了场胜仗,但自身也元气大伤,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只能暂时后撤。
孙连仲奉命越过津浦铁路,向西经由皖北,往河南潢川方向撤退。
王化琴和陈云洁也被迫随行。
没过多久,王化琴和陈云洁二人便与孙部走散了。
万般无奈之下,她们只能跟着逃难的百姓走,想要返回延安。
徒步一个多月,二人靠着一双脚,跨过淮河,穿过安徽与河南两省,终于到达了西安。
王化琴与陈云洁第一件事便是寻找八路军办事处。
不料,人生地不熟的她们在西安街头,靠捡剩菜果腹,流浪了小半个月也一无所获。
就在山穷水尽之时,街角的一张宣传单引起了王化琴的注意,上面写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简称“战干团”)招生简章。”
王化琴和陈云洁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相约去报了名,并且成功被录取了。
但战干团的学员无一例外都要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
王化琴单纯地想着国共都是一家亲应该不碍事,便欣然加入。
一个月后,一个来“战干团”视察的国民党少将找到她们二人,上下打量一番后,问道:
“你们俩是大学生?”
王化琴和陈玉洁不明所以,对视一眼后,茫然地点了点头。
那人眸光一亮,脸上挂着意味深长地笑,放缓了语气说道:
“你们报国勇气可嘉,但在这里太屈才了,我介绍你们去重庆怎么样?”
饱受战乱之苦的王化琴一听有机会回四川,便答应了下来。
但陈云洁就是陕西人,所以不愿意离开。
所以,两姐妹只能含泪惜别,从此分道扬镳。
但王化琴怎么也没想到,那位国民党少将竟然是军统的人。
因此,当她坐上军机从西安机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便已经稀里糊涂地进了军统。
军统的规章制度十分严明,做了特务之后,王化琴两年未曾与任何人通信,三年没有获准回家探亲。
1940年,康乃尔在重庆任川康特委委员,再见到王化琴,才知道她已经成了军统的人。
昔日同志此时已然分属两阵,尽管他们依旧是统一战线上的战友,但毕竟立场不同,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密切来往了。
直到上级下达了对康乃尔的逮捕令,王化琴便再也坐不住了。
在军统三年,她比任何人都懂这里有多么恐怖,无论是秘密抓捕的共产党,还是胆敢背叛军统的特工,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
王化琴绝不能看着亲如兄长的康乃尔来送死,才不惜咬破舌头孤注一掷。
不过康乃尔等人脱身之后,她也就成了军统局的首要怀疑对象。
侥幸脱身,临死获救
行动失败之后,军统高层震怒,下令彻查,还专门组成了调查组。
王化琴到医院后落单的事自然也瞒不过调查员的耳朵。
但万幸的是,该调查组的组长正巧就是当初视察“战干团”的少将。
毕竟是自己介绍进来的人,一旦出了问题,难免会殃及池鱼,
再加上王化琴又是大地主家的千金,
这位少将不信她会真的站在与工农为伍的共产党一边。
于是,他便极力从中周旋,在呈给高层的报告中写上了:
“王化琴无疑可查。”
如此一来,王化琴被关了六个月禁闭之后,便从这件事情中全身而退了。
1947年,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取而代之的毛人凤新官上任三把火,要肃清局内一切可疑人员。
有“前科”的王化琴便被调离了军统本部,前往广元,任邮电检查所所长。
没过多久,她便辞职去了泸州,从此不理政治,并与泸洲中学校长陆长明喜结连理,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解放后,王化琴夫妇回到了老家昭化,都在当地的中学任教师。
婚后,他们孕育了一儿一女,生活虽不似在闺中时富裕,但也算圆满幸福。
但这样的平静很快便被打破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政权还不太稳定,光是查获的特务就有60万余众,土匪山贼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尽快使人民群众过上安宁稳定的生活,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力度十分严厉。
作为曾在军统任职的脱党人士,再加上其父王连山又是当地的大地主,王化琴自然难逃一劫。
1951年,她在昭化县监狱被羁押24天之后,被判处死刑。
就在行刑的前一刻,一位通讯兵拿来了康乃尔的信,喘着粗气说道:
“康副书记亲笔信说,她救过党员,可以功过相抵,依法应当从轻处理。”
就这样,王化琴被康乃尔从鬼门关门口抢了回来,最终被判处管制三年。
她经过改造后,便去了宝轮中学担任英语教师,过着普通平淡的生活。
1985年,71岁的王化琴被确诊为食道癌,不久后病逝。
后记
王化琴的一生是令人惋惜的。
她曾有过光辉的进步岁月,也曾因一时失足而成千古遗恨。
但王化琴的悲剧人生终究是因她曾经的善举而得以有机会修正。
可见心存善念,行善积德,总会在关键的时刻得到命运的眷顾。
参考文献:
党史纵览:《冒死营救秘密共产党人的军统女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