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制作的国家地图相当少，直至15世纪，地图才首次用于描绘国家的边界线。其中最早的实例之一是1444年亨利·阿尔诺·德索利( Henri Arnault de Zwolle)制作的地图，他是勃艮第公国的统治者好人菲利浦( Philip the Good)十分信赖的一位议员。这幅地图体现了勃艮第和法兰西之间具有争议的领土主权问题。勃艮第人试图利用地图画出被法国人包围和侵占的领地，作为强迫他们撤离的前提。
中世纪时期对于国家地图如此不感兴趣的原因不胜枚举，但最主要的是由于当时盛行的政治和社会大环境。15世纪，人们热衷于标示地点、省份和地区而不是国家。譬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国人更喜欢把自己看成一个布列塔尼人( Breton)、诺曼人( Norman)或是勃艮第人( Burgundian)。
对国家地图需求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并不把地图当作一个为旅行服务的工具。实际上，中世纪的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生中，活动范围都在以其出生地为中心的方圆25公里以内。如果到居住地以外的地方冒险，中世纪的旅行者似乎使用文字说明和地名一览表，而不是地图。
马修帕里斯和他的地图在中世纪众多杰出的地图中，就有马修·帕里斯绘制的地图。帕里斯是一位英国圣本笃教修道士，出生于1200年左右，在今天的赫特福德郡( Hertfordshire)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度过了成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绘制的地图中有15幅被保存了下来，包括四个版本的英国地图，其中第三个版本是他的朋友—来自沃灵福德( Wallingford)的约翰(John)完成的约翰是修道院的一位救济品发放员，他共署上了六十多个自己的名字。
在马修绘制的地图中，能看出他正在实验当时不为人所知的绘图概念。只有极少的地图流传了下来—事实上，地图的真正意义并不被普遍接受。英国地图尤为有趣。至今尚未发现那个时期描绘欧洲某一个地区的地图有两幅是类似的，最接近的是埃布斯托夫的《世界地图》中有关德国的描绘。甚至到了14世纪，唯可以相提并论的是1320年左右绘制于那不勒斯( Naples)的一幅意大利地图和幅可以追溯到1360年左右的所谓高夫氏( Gough)英国地图。帕里斯绘制的四幅英国地图的第一幅出现在三卷本《世界编年史》的缩略本《编年简史》的卷首；第二幅出现在《世界编年史》的第二卷；第三幅被用到约翰自己的作品里；第四幅出现在《世界编年史》缩略本的最后一部分，即包含《英格兰史》( Historia Anglorum)的这一卷的卷首。
这四幅英国地图可能借用了同时代的世界地图中的海岸线部分——在它们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的世界地图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添加了其他信息。为了便于编辑，帕里斯可能参考了当时的旅客所写的文章和报道。他完全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测量工作，因为这种绘图方式对于他和当时所有其他西欧的制图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正如他的所有地图一样，这四幅英国地图是他在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研习期间独自完成的。
现在讨论的这四幅图中，《编年简史》中的那幅绘制得最仔细，尽管《英格兰史》中那幅速写式的地图更准确些。虽然有些问题可能与前者过窄宽度有关，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清楚。例如，缺乏空间是许多地名放错位置的原因，像科尔切斯特( Colchester)、圣奥西斯(StOsyth)以及泰晤士河南部的埃塞克斯(Esex)。帕里斯好像认为把地名放在错误的位置也比地图上完全没有地名强。
《世界编年史》中不仅有这四幅地图。在这部三卷本的书中还收录了一个五页的条形图，显示了从伦敦到意大利南部的路线。更早些时候，吉拉尔德斯·坎布雷恩西斯( GiraldusCambrensis)尝试过绘制此类地图，他生都渴望成为威尔士圣大卫教堂的主教，令人沮丧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未任用他。这一事件在1210年左右吉拉尔德斯绘制的欧洲地图中有所体现，因为尽管大不列颠群岛的八个主教都被标了出来，唯有坎特伯雷和圣大卫教堂主教的位置明显空着。在这幅地图中，还附有吉拉尔德斯编纂的区域性地名词典，以及他个人游历罗马的见闻录。他先后四次出访罗马：前三次都是为了主教委派的事宜，而第四次是作为朝圣者前往的。
除了从南到北的一条路线外，帕里斯的英国地图上没有显示其他道路。直到1360年，标注细致的英国路线图才首次问世。以钢笔、墨水和水彩绘于两张羊皮之上的这幅地图因理查德·高夫(Richard Gough)而得名，他是18世纪的一位古董收藏家，在1774年的一次拍卖会购得此图。它的来历扑朔迷离，制图者的名字不详，但人们认为很有可能是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的宫廷书记员编写或至少使用过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管理；同时，也有迹象表明地图的问世与当时商人的需求密不可分，尤其是与国家的支柱经济——羊毛贸易——紧密相关。也许它是金雀花王朝“在全国建立君主制”这一决心的体现。确实如此，地图标明了爱德华一世( Edward I,1272-1307年)为巩固其对威尔士的收服而沿西北海岸建造的一连串城堡。
该图上东下西，像泰晤士河、塞文河( Severn River)、亨伯河( Humber River)这些重要的河流标示醒目。其他地貌特征是用象征符号标注的：例如，英格兰南部新福里斯特( New Forest)的位置用一棵树标示。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图不同,该图的文字说明极少，但地名却无处不在。连接城市和乡镇之间的路线用红色标出，并标有二者之间的距离。从制图学的角度来说，此图的很多方面都非常准确，尤其是哈德良长城和沃什湾(the wash)之间的区域，以及图上布满城镇和路线的英格兰东南部。相对而言，在苏格兰只有极少的村落被标了出来，而没有标注任何路线。
大多数地方性地图——现存的大多绘制于英国和意大利可以追溯到约公元1400年之前，这表明只有从那时起，整个中世纪的人们才开始重视精准的地图在解决土地争端或类似的纠纷中提供的帮助。英格兰林肯郡的平奇贝克村( Pinchbeck)沼泽地带图就是这样一幅地方性地图，它可追溯到1430年左右。人们认为此图完成于斯伯丁小修道院( Spalding Priory)——这一地区三个重要的修道院之一，目的是记录图上的几个村庄哪个有权利在共享的沼泽地带牧羊。显而易见，其中五个村子享有这种特权，但一个村子例外。此图只显示了一小块土地——不到16平方公里——但描绘得生动细致。
一幅类似的地图——被认为绘于15世纪中期或晚期,呈现的是英格兰萨里( Surrey)的彻特西修道院( ChertseyAbbey)，修道院周围的土地以草图的形式表现——也是打算以图解的形式平息个类似的纠纷，这次是关于修道院和当地的农民之间谁有在哪些地方放牛的权利。该图详细地描绘了修道院和它所拥有的地产、附近的村子雷奥汉姆( Laleham)、横跨泰晤士河的一座桥，以及修道院所属的分立于河两岸的两个水磨坊。
尽管只有极少数中世纪的城市地图流传了下来，但它们都非常有趣。不足为怪，耶路撒冷高居榜首：在12至13世纪期间——穆斯林最终占领它之前一一至少有15幅耶路撒冷地图问世。据说，在1291至1483年之间，一系列描绘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地图出炉了，虽然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提及的城市平面图出现得比这一时间早。据记载，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742/747-814年)拥有自己的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两座城市的地图。但如果真如记载所言，这些地图很有可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而非中世纪的杰作。
尽管如此，似乎直到中世纪晚期，人们才对绘制新的欧洲域市和乡镇平面图表现出一定的兴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由于对古典世界杰出成就的兴趣的复苏才有所好转。在15世纪40年代，列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年)完成了其著作《罗马市全景》( Descriprio Urbis Romae)，书中概述了如何利用角度测量法和步测法来更好地绘制一幅比例正确的罗马地图。
虽然一幅详尽的维也纳城区图在更早些时候问世了，但我们对绘图者一无所知。原作完成于1422年左右，流传下来的是一幅15世纪中叶的复制品。这幅城区图以距离测量为基础并附有比例尺。尽管没有表现城市街道实际模样的愿望 ，但该图还是以基本而夸张的透视标出了城市的主要建筑。
中世纪最后一幅《世界地图》是修道士毛罗( Fra Mauro)的作品，他是来自穆拉诺( Murano)岛修道院的一位威尼斯修道士，他在那里管理着一个高效的制图作坊。受威尼斯参议院的委托并得到了安德烈亚·比安科( Andrea Bianco)，当时最杰出的图解航海图的绘制者之一的帮助，毛罗在1448年左右着手这项伟大的任务，完成于1453年。他为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 Alfonso V)制作了份副本，但可能丢在了送往里斯本皇宫的路上。毛罗已着手为威尼斯参议院再制作一份更完备的副本，但未完成就去世了，之后由比安科接手。
毫无疑问，这幅图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地图之一：毛罗“无与伦比的地理学家”的称号名副其实。此图尺幅巨大，直径有1.9米，细节用天青石色和金色树叶加以强调。该图兼顾了恢弘壮丽的美感高度精确的绘制，以及有价值的信息；这些都证实了威尼斯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如日中天的地位。
尽管毛罗保留了一些传统《世界地图》的特色，例如，圆形版式的运用，以及用图画表示城市、乡镇和城堡，其他的则以最新的地理知识为基础，面目焕然一新。此图上南下北，沿袭了阿拉伯人的制图惯例。耶路撒冷不再是舞台的中心，而惯常的繁缛装饰也荡然无存，唯一例外的是对天堂的表现。没有用怪兽填补空白的区域：毛罗坚定而实事求是地将他不了解的区域标作未知领地( terra incognita)。
在绘制欧洲的版图时，毛罗借助图解航海图把地中海和黑海区城的海岸线绘制得更精确，而他对北欧的描绘远远胜过以往的地图。图上的一处文字说明提到了彼得罗·奎里尼( Pietro Querini)的船只失事事件，这位威尼斯探险家1431年在挪威海岸遇险，这表明，毛罗从他口中获得了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信息。至于非洲西海岸，毛罗得以使用葡萄牙人的航海图——在1445年前，葡萄牙绘制了远至佛得角( Cape Verde)群岛的航海图，而阿拉伯人为他提供了非洲东海岸的信息。关于欧洲东北部内陆的信息，他转而求助了来自科普特教会( Coptic Church)的使者们，这些人正如他所记录的那样“亲手为我在图上标出那些省份，城市、河流和山脉的名字”，东部的印度洋被描绘成开放的海洋，而且，中国的两条大河也首次被描绘了出来，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这也是西方地图中第一个标示日本的地图，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是九州岛——出现在爪哇岛的下方。
总的来说，比起20年之后开始广泛流传的托勒密版本的世界地图，毛罗的地图更时新。毛罗意识到要借鉴前辈的作品，但并没有完全照抄。他说道:“如果不遵循托勒密的体系，也并不是诋毁他，因为要想观察到他的子午线、平行线或纬度，忽略许多他没提到的省份也是必要的。”毛罗修道土的目的仅仅是证实他所坚信的事实。如他所言：一生中，我奋斗不止的就是通过多年的调查和与忠实记录亲眼所见的那些值得信赖的人进行的交流来证实这些著述。
作为随后而至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先驱者，没有比这更好的墓志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