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历代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对债务的创造性利用，尤其是在美国内战之后。就企业或大宗层面而言，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债务退避三舍，而是将其视为获得盈利的另一利器。基于制造业和海外贸易的资本主义朝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较之以前，它更加依赖债务。
19世纪的华尔街清楚地显示了个人债务和大宗贸易债务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内战之后，抢占和争夺股票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绝大多数情况下，在金钱市场中获得资金是成败的关键。控制信贷机制是将债务变成武器的重要措施。
自证券交易诞生之日起，保证金交易制度就制定了，赊账购买证券已是通行做法。投机者按照实际价格的很小比例支付保证金，即可购买某公司的股份。贷方非常乐意支付现金，因为他们获得的利息将远远超过日常放贷。有些中西部州发现，由于无法将资本从纽约的金钱市场中吸引过来，因此要想吸引纽约的贷方和投资者异常困难。
从1830年到内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美国金钱市场利率经常会超过绝大多数州制定的重利上限，往往会达到5%~18%的额度，最常见的是低于10%。高额利率能够吸引贷方放贷给股票市场的投机商。
这让《重利法》的反对者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他们宣称人为操纵的低利率将使资金转入风险更高的放贷领域。这种观点先前就有，然而潜在回报还是让不少贷方不顾一切冲进了19世纪的牛市和熊市。除此之外，很多股票市场的操作者都是名声在外的投机者，而在那个年代，名声对放贷至关重要。
其中一种股市操作盈利颇丰，那就是将股票出借给看跌的市场操作者，他们会将股票卖空，再借钱以更低的价格支付（购买）股票。另外，出借者也会出借给看涨的人，他们赊账购买，等待股票价格上涨。不过对于不精此道的观察者而言，股价看跌还是看涨很难把握。成功完成一只或多只股价看跌的操作，唯一的障碍就是能借来多少钱以支付空头。如果现金不足，导致无法支付空头，市场将会出现混乱。
伦敦《泰晤士报》解读了其中一种操作，以此来警告英国投资者远离纽约证券市场。文中提到：“上周纽约大陪审团起诉各类华尔街经纪人和放贷者，他们违反《重利法》，收取利率高于法定7%的上限。放贷者已被逮捕，还被告上了法庭，众人无不感慨，纽约大陪审团突然奇迹般说起伦理道德来。”
可是伦理道德是无踪无影的。这次逮捕的起因是股市看涨一方指控看跌一方，认为后者为空头头寸以高额利率借钱，虽然保住了自己，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报道总结道：“因此，大陪审团哪里可算是法治，同理，华尔街的投机商和操作也算不上是高效。”
华尔街对《重利法》的存在视若无睹，因为这些法律压根儿是在妨碍他们赚钱。华尔街的老油条亨利·克鲁斯（Henry Clews）早在1888年就说过：“原因很简单，这些法律在现实中一无是处，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避开这些法律的手段多如牛毛，现实社会中几乎没有什么能给利率一个限定，除了贷方的良心，可这玩意儿往往是变幻莫测的。”
银行家们掌控着金钱市场，很大程度上也控制着股票市场的操作。如果股票看涨派能抢夺股票看跌派的保证金，那么空头交易就会流产，股票看跌派就一败涂地。只要看涨派控制资金不流入金钱市场，他们就能得偿所愿。
显然，时机一变就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因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是拆款。19世纪看涨看跌之争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而借入资金则是市场操作的核心。未来一个世纪还会看到更多对借入资金的创造性使用。
高额市场利率将钱从小额借方那里吸走了。美国内战之后，小额借方没有多余的可贷款资金。那些需要低于50美元消费贷款的人能找到其他渠道，不过利率普遍偏高。
美、英两国皆是如此。消费贷款能让人安度一段日子，直至下一个还款日。至于个人购买大量商品和服务从而通过消费刺激经济的现代观念，在当时尚未进入经济理论。那一时期，消费还是为了维持生计，而不是出于享受。
素材来源：《借钱：利息、债务和资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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