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孙殿英(1889年-1947年)被蒋介石收编。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身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兰峪，盗掘了清东陵中的定东陵（慈禧）和裕陵（乾隆），得到了大量稀世珍宝，装了四五十箱。后来他回忆说:"乾隆的墓堂皇极了，棺材内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和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1943年4月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满人哗然。部分旗人团体，以及逊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满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1899-1969年)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
裕陵（乾隆）隆恩殿
裕陵石五供
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裕陵地宫
红圈处就是裕陵地宫盗洞口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
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怠。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慈禧陵神道碑楼
慈禧陵（定东陵）隆恩殿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慈禧陵（定东陵）方城、明楼
慈禧陵（定东陵）地宫
谭温江被释放后，隐居天津，其间不断接触进步人士，思想有所转变，尽力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全国解放后，谭温江曾担任天津市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他是当年那些军阀将领中能保持晚节，最后尚能为人民服务的少数人之一，于1969年7月8日病故，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