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一位身材矮小的“妇女”提着一个大藤条箱，急匆匆地走进了天津火车站的候车室。便衣忻警官看到后，立即走上前去帮忙。可没成想，竟然发现了一个轻功了得的飞贼，破获了一起颇为离奇的偷窃大案！
“大嫂，我来帮你拿吧。”警官伸手去接妇女手中的藤箱，却意外地感到非常沉重，自己单手提很吃力。
妇女警觉地望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而是快步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并把藤箱放在相邻的一个空位上，然后低下头打起了瞌睡。
不一会，候车室就坐满了旅客。
这时，走进来一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看到她站得很辛苦。忻警官就走到正在低头休息的妇女面前，请她把藤箱放到地上，好让孕妇坐下休息一会。
不管怎样劝说，可这名妇女并不买账。忻警官有些气急了，就伸手去拉她的藤箱。
妇女一看，显得十分紧张，挥拳朝他的头部打来。忻警官回手一挡，意外地打掉了妇女头上的假发。
“原来是个扮女装的大男人！”
就在忻警官吃惊之际，这名男子已经拎起箱子，迅速跑出了候车室。
忻警官见此，知道必有隐情，立即呼叫增援。当一群人追着男子跑到站台时，就见他急奔两步，抬脚一蹬一窜，竟然跃上了驶进站台的火车车顶。
当警察紧急喊停列车时，那名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好在男子逃得狼狈，不得不舍弃了手中沉重的藤条箱。
箱子被带回铁路派出所，当众人打开箱子一看，顿时傻了眼：满满一整箱的钞票！这么多的钱，在场的所有人都没见过！
经过仔细清点，这些面额都是10元的人民币，一共有100扎，合计整整10万元。
1980年，1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30元，按一年收入300元算，一个人要干333年才行。
如果是合法财产任谁也不会放弃不顾，这笔钱一定来路不正，那逃走的男人又是谁呢？
办案民警在藤条箱子底层发现了一张邮寄挂号标签纸，上面留有：“河南汝南某家沟”的文字。
某家沟是一个只有6000多人的小镇，镇上只有一个邮电所。按照投递员给出的线索，很快查到了这件货物的真正收件人是供销社社员刘敏华。
刘敏华出生于广州一个大富豪家庭。在特殊年代，他被下放到汝南某家沟接受监督改造，因常年处于紧张、害怕之中，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就在前不久，刘敏华得到上级通知，按照政策他可以调回广州原籍工作。
刘敏华是此案的唯一线索，就在办案人员打算从汝南前往广州取证时，却恰好遇到了刘敏华的亲妹妹刘敏英，而她正是为这10万元的失款来的。
刘家的资产在60年代被冻结，直到这两年，才落实了政策，陆续收回了财产。
一年前，老父亲病危时留下遗嘱：把所有财产平分给所有子女，其中刘敏华分得10万元。
刘敏华从妹妹那里借了一个藤条箱，就把这笔钱带回了汝南。除了放钱之外，刘敏华还将一些重要的信件、笔记等放到箱内。
刘敏华在平反回广州后，因为病情严重，住进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刘敏英赶去探望时，却发现哥哥装钱的箱子不见了。她当即报了警，并赶到汝南请求当地公安协助查找。
这才遇到了，前来调查这笔巨款失主的专案组民警。钱款归还了失主，可盗窃钱财的人到底是谁呢？
为了查清真相，专案组来到刘敏华居住的小镇，对其社会关系网展开调查。最初选定的怀疑对象是刘敏华的3个朋友：胡清平、沈阿大和胡家诗。
这三个人经常到刘敏华家中喝酒，也听他说起过家中有笔巨款。可经过专案组仔细排查，3人都有证人证实根本就没去过天津。
这条线索断了，只能从头梳理，办案民警开始从镇子里会武功的人查起。排除老人和妇女，还剩下900多名成年男子。
最终锁定了一个名叫李锡诚的中年男子，他曾经在县杂技团做过小丑演员。因轻功了得，他还学会了杂技团中的“空中飞人”绝技。
当警察找到李锡诚时，他没有再反抗和逃跑。而是老实交代了作案的经过：
离开杂技团后，李锡诚被分配到公社供销社当了一名股长，在这里认识了“酒鬼”社员沈阿大。
有一天，沈阿大醉酒后，炫耀他的朋友刘敏华很有钱。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李锡诚开始留意起刘敏华的作息。
就在刘敏华动身要回广州的前一天，李锡诚动手了。他用轻功跳进刘敏华屋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了装有巨款的藤条箱。
得手后，李锡诚不敢花这笔钱。他想起有个朋友在东北淘金，便打算去找朋友，把这笔钱换成黄金，再带回来光明正大的使用。
当他乘坐火车，在天津站换乘时，被便衣警察识破。丢了钱的李锡诚，便老老实实地回来上班了。
至于李锡诚偷这笔钱的原因，是因为女儿得了重病急需医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锡诚爱女心切可以理解，可惜他用错了方法。念及他没有造成实质上的危害，以及在最后抓捕时，他停止了反抗的行为。警方替其求情，最终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按照80年的法律，盗窃金额特别巨大者，是可以判处死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