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有望突破 10000 美元大关，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桎梏并不容易打破，一旦失败，将困在中等收入阶段长达几十年，社会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将面临巨大损失。近代史中部分拉美国家的发展是前车之鉴。
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典型的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拉美的衰退和东亚的成功。其中以巴西和韩国最具代表性。
近代以来，巴西和韩国都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模式的转变，两国发展轨迹在短暂交集后出现分化。
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经历20世纪60、70年代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巴西奇迹”后，率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韩国的现代化起步晚，直至60年代末期时经济总量还远低于巴西。
阶段一：1967年，两国经济差距达到峰值，巴西人均GNI是韩国人的2.2倍。此后，两国差距逐步缩小。
阶段二：80年代起，韩国的人均GNI开始超越巴西，并逐步达到高收入水平，而巴西则危机不断，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
巴西和韩国过去50多年间的发展历程对比显示，中等收入时期的增长质量是决定这一阶段延续时间的关键因素。由于增长率无法达到跨越中等收入所需的必要水平且频繁大幅波动，巴西长期深陷这一发展阶段；相反，正是由于保持了相对高质量的增长，韩国得以在发展中经济体中脱颖而出，较早地进入高收入阶段。
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
（1）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
（2）科学技术落后；
（3）贫富差距悬殊，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
“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陷阱”——在工业革命变革过程中，跨国公司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形成和跟进，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似乎在走拉美国家的老路，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分析拉美国家失败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做出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升，中国未来增长依然可期。
拉美国家失败的经历体现了当时社会有迹可循的以下三点：
（1）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分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拉美国家的 TFP 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东亚国家持续显著为正，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TFP上升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
拉美与东亚在中等收入阶段后的TFP变化
（2）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分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人均 GDP 高度相关，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提高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均与第二产业相当甚至高于后者， 实现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此阶段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滑明显，快速扩张的低效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人均GDP
（3）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分化。跨越陷阱国家或地区受益于现代服务业比重提高， 低效服务业占比下降，服务业结构顺利转型升级，而落入陷阱的国家则败于服务业结构调整。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伴随服务业转型
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实现中高速发展的秘钥。2018 年我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过半，对 GDP 的贡献率近六成，国民经济增长日渐依赖其生产率的 提升。但国际经验表明，世界各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过程，同时也是 GDP 增速下降的过程，同时低效传统服务业还会引发鲍莫尔成本病，使经济整体陷入高成本、低产出状态。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伴随着GDP增速的下降
如何提高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I. 通过技术创新，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利用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本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主体，形成独立的产品平台、研发体系和实验体系，是后发国家在技术层面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路径。
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将加速替代简单重复劳动，减弱人力成本对服务业的约束。在高新技术的使用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如中国每万名制造业工人拥有的机器人数量为 97 台，而韩 国工人拥有 710 台，服务业的科技化和人工智能化将会成为提高服务业劳动生 产率的重要抓手。
中国现代技术使用不足
II. 发展先进制造业，向高附加值服务业转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工业化后期的一般规律，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需要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 因此发展高质量现代服务业，实现向高附加值服务业转型，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发展国内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一览
III. 加快推进非市场化服务业有序开放。我国医疗、教育等非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市场化服务业的 39%，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医疗、教育、 养老有望成为拉动内需的“新三驾马车”，是我国未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当前这些“马车”由于市场化不足，其发展需求与获得的投资严重不匹配，如 2017 年外资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占比不到 1%，造成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滞后。加快这些领域的开放，有望明显提高生产率水平。
中国医疗行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
中国非市场化服务业投资占外资比重不足%
IV. 突破“制度高墙”。人均收入处于10000~12000美元区间的国家可能因制度原因出现增长分化的现象，称之为“制度高墙”（The Institution Wall）。该现象揭示了制度演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对制度的需求上升，要求提高，制度的完善程度和质量高低变得更加重要。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集中推进制度改革与完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保护和激励创新，减少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在较短时期内突破“制度高墙”，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适宜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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