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貓保護面臨一定壓力

大熊貓保護仍然面臨壓力，特別是由於棲息地的喪失和破碎化，這大大增加了小型和孤立的大熊貓種群滅絕的風險。

此外中國政府實施了新一輪的集體森林改革，其中24%的森林所有權轉讓給四川省大熊貓棲息地內的居民。

然而只要生態保護的補償標準低於森林開發帶來的預期收益，居民就會傾向於砍伐樹木和棲息地喪失的剝削作業。

保護區的結構及其薄弱的管理系統限制了大熊貓保護區的發展，PA也受到經濟增長推動的地方發展和城市化的負面影響。

總的來看大熊貓數量的增加歸因於政府的努力，重點是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建立自然保護區和增加資本投資，從而減少了棲息地的干擾。

這些當地的干擾源包括許多，其中竹子伐木、拾柴、狩獵、栽培、草藥採集和放牧等最為主要。

但強大的宏觀經濟壓力，如資源消耗以供給社會和經濟發展、氣候變化的影響、採礦造成的棲息地破壞、農業用地擴張、旅遊和休閒、道路建設和交通以及重工業溫室氣體排放等，在大熊貓棲息地是持續存在的。

並助長了生境擾動的增加，地方社區一級的壓力明顯，易於控制，自然保護區的建立基本上控制了地方一級的干預。

相比之下，宏觀壓力對物種和棲息地的保護構成更大的威脅，其影響被注意到的速度更慢，因此難以控制。

人類活動進一步加劇了棲息地破碎化的程度，對大熊貓的生存、繁殖和發育造成重大幹擾，與此同時由於政府的農業政策和新作物的引入，大熊貓的歷史分布區域的土地利用發生了很大變化。

歷史上的社會發展導致大熊貓棲息地迅速喪失和破碎化，人口擴張導致大熊貓種群分布面積急劇減少，最終導致大熊貓局部滅絕。

經濟增長目前是氣候變化加劇的主要原因，而氣候變化又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機制。

因此經濟增長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催化劑，生態可持續性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很難解決，特別是在貧困的農村地區。

這些地區通常在地理上與生物多樣性熱點重合，事實上專家已經探索了經濟發展與物種豐富度之間的關係。

儘管一些學者實際上已經認識到經濟增長是野生動物保護的限制因素，但還是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經濟增長與生物多樣性之間沒有根本衝突。

相反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是由於人類的偏好和低效率，這導致經濟發展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這種現象可能對物種保護，特別是大熊貓保護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大熊貓的保護狀況從「瀕危」降至「易危」，原因是中國的保護工作，導致野生大熊貓種群恢復緩慢，儘管IUCN的地位是基於相關數據和技術指標。

但這種地位的降低立即受到國家林業局大熊貓保護和管理專家的質疑，這些專家認為，由於其棲息地的破碎化、種群之間的連通性低以及當前的保護計劃，該物種仍應處於「瀕危」狀態。

大熊貓保護研究區域

四川省自然地貌條件優越，氣候多樣，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物種保護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川是中國野生和圈養大熊貓種群的主要地區，支持著最多的野生大熊貓種群、最佳棲息地、人工繁殖的大熊貓數量、大熊貓自然保護區的數量和面積。

近年來，用於國內和國際合作項目的大熊貓數量以及飼養和釋放到自然界的大熊貓數量占比，約占據全國野生大熊貓總數的74.4%。

在目前的調查中，有關專家的實地調查了中國四川省的16個大熊貓保護區，並參與了440隻野生大熊貓的監測，相當於四川省所有大熊貓的30%。

此外家庭調查有助於闡明保護區和周圍社區內保護和開發的現狀和問題，而家庭調查採用結構化問卷進行。

重點關注人口特徵、農業、林業和土地資源、收入、保護成本和效益、保護態度、對保護區的認知和滿意度、資源利用以及每個家庭進行的所有活動。

具有豐富社會調查經驗的博士和碩士生組成的團隊，對農民進行了一對一的問卷訪談，進行了一次快速的農村評估，以提供有關農村家庭及其生計的更完整的背景資料。

調查者在每個村莊選擇了五到八個家庭進行半結構化訪談，所有面試官都及時出席並記錄了結果。

首先，查組組長做了自我介紹，並介紹了所有團隊成員，然後討論了農林生產以及經營活動，最後討論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態度和滿意度，每次訪談在2小時內進行。

在問卷調查結束後，首先根據其特定的自然環境，選取了40個大熊貓保護區它們都呈現出不同的群落生活水平和生計策。

例如，臥龍、唐家河、旺朗、九寨溝、龍溪虹口等生態旅遊高度發達，社區戶參與生態旅遊管理，生態補償高，對農林生產的依賴程度較低。

在貧困縣的馬邊達芬頂、梅古達峰頂、馬米澤，社區戶收入水平較低，主要依靠農林資源，在其他不依賴生態旅遊的保護區。

大熊貓棲息地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仍處於起步階段，這都是需要人們密切關注的問題。

然而強大的經濟壓力加劇了區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為了追求區域經濟發展，當地政府對保護區周圍地區自然資源的社會和經濟利用保持默許態度。

區域、社會和經濟發展繼續由資源消耗驅動，經濟增長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由於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普遍呈倒U型關係，這些地區的人均GDP仍然較低。

重工業的發展將增加有毒氣體和溫室氣體的排放，導致棲息地污染和氣候變暖，野生動物保護立法在中國非常重要。

大熊貓是這方面的代表性物種，鑒於大熊貓作為旗艦物種，我國逐步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授權的法律法規來保護該物種，使大熊貓管理得到法律的執行。

近年來，國際組織開始改變當地的住房和地區發展，旨在通過用爐灶代替柴火爐、提供替代生計，以及將就業轉移到更可持續的工作，來減少農民對自然保護區的依賴。

這種方法已成為保護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在未來或將繼續實施。

向非農業就業的廣泛轉變，對替代能源的日益依賴，以及這些替代能源的普及，大大減少了農民對森林資源的依賴。

與貧困和對法律保護要求的無知相關的環境威脅也有所下降，因為當地農民變得更加具有生態意識和對生物多樣性的熱情。

這種政府和社會的參與，促使棲息地質量和可用性的提高，使大熊貓種群的快速增長成為可能。

大熊貓保護面臨的最大威脅

大熊貓保護面臨的最大威脅是經濟和社會發展，這對自然資源產生了各種需求。

包括直接開發受保護物種和間接開發大熊貓使用的棲息地資源，這種開發往往會破壞生態系統並威脅到物種的保護。

目前，由於經濟增長，大熊貓棲息地的開發和利用相當可觀，據有關數據顯示，四川大熊貓棲息地有314座水電站，1192公里的道路，453個礦山和14個旅遊景點。

然而某些因素如經濟和文化，也可能對儲備系統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直接影響包括商業開發和利用，特別是公路和水電設施等基礎設施的建設。

隨著大熊貓棲息地周圍人口的迅速增加，了解大熊貓的確切棲息地需求對於確保其種群的長期可持續生存至關重要。

大熊貓棲息地內和周圍的人類活動，例如房屋和道路建設、放牧和採礦等，可能導致這些棲息地的喪失、破碎和破壞，所有這些都直接威脅到大熊貓的生存。

生態旅遊的發展效率低下，基於缺乏遊客吸引力，建設速度慢，環境教育不足，發展緩慢，這些問題違背了生態旅遊更加重視自然景觀保護的初衷。

由於對保護的投資，對野生動物的威脅已經減少，許多瀕危物種表現出快速恢復，然而大規模的生境環境壓力仍在增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因此儘管國家和社區一級的努力在短期內減少了傷害，但這種努力並不是持久的解決辦法，相反威脅被轉移到區域和全球發展。

這兩者都可能導致物種的減少或滅絕，除了考慮當前的種群密度和棲息地面積來確定物種的保護狀況外，還應將未來可能的變化納入評估標準。

例如應根據人口變化和社會經濟發展對大熊貓生境的影響程度，制定種群密度和生境面積預測模型，以更準確地評估對瀕危物種的威脅。

此外還應考慮在區域和全球範圍內開展物種保護的方法，以及如何利用保護要求來改進社會發展法律。

而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也應從地方範圍轉變為區域範圍，甚至全球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