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女孩」，靠打工度假簽改命

這幾年來，通過申請WHV到海外，儼然已經成為了一個熱門現象。2017年，《人民日報》曾有過報道，在紐西蘭打工度假簽證開放申請的當天，由於申請人數太多，官網一度崩潰。短短兩個小時內，1000張簽證被一掃而空。目前，對於持有中國護照的大陸公民來說，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是接受打工度假簽證申請的兩個主要國家。申請條件都限制了18到30歲的年齡，要求至少高中以上（澳大利亞需要大專以上）學歷，基礎的英語能力和兩三萬元人民幣左右的備用金（確保在當地的生活和返程機票費用）。

2017年9月15日，拿到簽證的當天，Lily就買了第二天飛往雪梨的機票，「訂完之後，我才告訴我爸，我明天要走了。」

「因為它很划算。雖然是旅遊簽證，可是有了這個簽證，還可以打工。對於我們這樣家庭條件普通，又想要出國看看的人來說，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Aray來自四川，2023年10月來到墨爾本，當前已經在澳大利亞生活了一年。和Lily一樣，一落地，她就開始拚命地尋找打工機會，最終在半個月後，進入了一家農場做起了摘橙子的工作。

小李畢業於一所211院校，曾在西安的一家建築行業國企就職，2023年，在得知自己中籤後，他沒有絲毫猶豫地辭掉了穩定的工作，衝進了赴澳打工的隊伍。一方面，是因為「有一個到外面看看的機會很難得」；但最重要的方面，還是為了多賺錢，甚至「80%的原因是因為錢」。

在來到澳大利亞後，他一刻沒有休息，馬上聯繫了一個華人老闆，跑到工地里安裝起了石膏板，身份也從從前高高在上的甲方，變成了一名灰頭土臉的建築工人，每天抱著電鑽，在牆壁上戳出一個個窟窿。對於這樣的轉變，小李無所謂，「因為來之前已經做好了準備」，而且時薪25澳元，一天十小時，一周六天，每個月算下來，能賺上6000澳元，較之從前5000元人民幣的工資，足足增長了5倍有餘。

小李在澳大利亞當建築工人。（圖/講述者提供）

甚至他還另外找了一份兼職：每個禮拜天，跑到附近酒店裡面去打掃房間。整整三個月，幾乎一天沒有休息過，整個人忙得像是停不下來的馬達。

社交媒體上，通過WHV簽證，去國外打工早已成為了熱門話題。在小紅書上，有人聲稱打工兩年攢下了近五十萬元人民幣；也有人自言通過打工，一舉還清了幾十萬塊的網貸。顯而易見，WHV雖然名為「打工度假簽證」，但在大多數奔赴異鄉的年輕人眼中：沒有度假，只有打工。

沒有度假，只有打工

由於WHV規定申請人不得在同一個僱主處工作超過6個月，且為了第二年續簽，WHVer需要不斷輾轉於各類工種：農場採摘、景區服務業、礦山碎石。

儘管能夠合法工作，但對於工作類別，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政府有著嚴格的限制。打工者所能從事的，往往只有最基礎的體力勞動。

Lily也踏上了打工流浪之旅。她最初的目標是，攢夠10萬元人民幣，就去世界旅行。

剛到農場時，Lily不知道晝夜溫差大，沒有帶厚衣服，凍得瑟瑟發抖，一位小夥伴送了她一件黑色大衣，她一直到現在還在穿。她在農場租了一個單人間，房屋是貨櫃改造的，一周租金一百三十澳元，雖然簡陋，但好在有獨立衛生間，隨時可以洗澡。

Lily穿了五年的黑色大衣。（圖/講述者提供）

從早上六點開始，到下午六點結束，一周六天。除了午休時間，十個小時里，她都蹲在地上，保持著彎腰姿勢，像只撲騰著翅膀的鵝，砍刀在手中不停地抬起落下。收割、裝筐，然後搬運，她重複著一成不變的機械運動。

裝滿了生菜的筐有二三十斤重，抱到幾十米開外的車裡，再用雙手一個一個高高摞起來。每天結束工作，Lily雙臂酸痛得幾乎舉不起來，癱在床上，連起身做飯的力氣也沒有。她有自己的解決之道：那就乾脆不做飯了，天天吃零食應付，不是泡麵，就是巧克力。

如此辛苦，一個月攢下來了將近三千塊澳元，付出的代價是「直到現在，肩膀上還有傷」。

在農場做了半年後，她隻身去往了一個偏遠的小鎮。因為澳大利亞政府有要求，打工者想要續上第二年的WHV，就必須要在偏遠地區，至少工作三個月。

凌晨搬家，因為錢不多，Lily沒錢打車，大箱小箱好不容易拖到火車站，火車還有一個小時才來。又冷又困的她躺在車站椅子上打算睡會兒，結果路過的小孩還去麵包店給她買了吃的。

小鎮是礦區，條件艱苦，人煙稀少，放眼望去，只有黃沙，幾乎見不到一丁點兒綠色。蒼蠅倒是很多，漫天飛舞，「有一次我剛說話，馬上吞了一個。」

礦工們只需要挖上兩周礦，就能獲得兩周的休息時間，不過這與Lily無關，她沒有假期，寸步不能離開，只能不停幹活。那時候她一口氣找了兩份工，一個工作是在工廠的實驗室裡面，用機器把礦石碾碎，查看成分，需要凌晨四點爬起來出門，一直做到上午十點；休息不了多久，又要跑到酒店做服務生，一直站到晚上九點才能結束。除了睡覺就是工作，幾乎日日不得閒。

累得受不了的時候，她就想想10萬元的目標。培訓時，管事曾反覆強調，看到金礦不准偷，抓住會很慘。「我在打磨的過程中，倒是看到過顏色金黃金黃的東西，但我聽話沒拿。可能錯過了一個億。」Lily開玩笑地說。

在礦區湊滿了三個月後，她決定返回到城市附近，但由於缺少人脈關係，害怕找不到工作，她選擇了回到之前的農場繼續收割生菜。事實上，那時她在金錢上面並不緊缺，打工近一年，帳戶上已經有了十萬元人民幣的存款，足夠支持她好好休息一段時間了。

但她不敢停下來，「忍不住給自己施壓」，「不停內耗」，總是在想：十萬塊錢花完了要怎麼辦呢？打工已然成了一種習慣，像一輛剎車失靈的車子，一旦衝起來，根本停不住。

如果不用打工，澳大利亞的農場景色真的很美。（圖/講述者提供）

小楊的打工生活同樣是從農場開始的。18歲那年到達紐西蘭後，她先在一家小鎮上，摘了三個月的奇異果。隨著採摘季的結束，她又趕去了另一座小鎮找了當一份在蔬菜罐頭廠的工作，做夜班，從九點到第二天清晨。車間裡水蒸氣瀰漫，像在桑拿浴房，她渾身濕透，一邊對抗著睡意，一邊盯緊了流水線。有一天，有人在番茄生產線里發現了一隻死老鼠，這給她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以至於後來，「一聞到番茄的味道就反胃」。

夜班錢多，她晝夜顛倒了四個月。白天也不閒著，每天早上一下班，她立馬要奔赴到附近的農場去採摘藍莓，六點開始，忙上兩三個小時才回到住處，一覺睡到午後。

小楊在農場工作。（圖/講述者提供）

Aray來到澳大利亞後，通過中介，找了一份農場裡摘蘋果的工作。她要爬上高高的金屬梯，將一個又一個果實塞滿採摘袋，再背著這十幾斤的重擔，從半空中一步一步挪回地面。只要不下雨，每天都要這樣爬上爬下八九個小時，顧不上來喘息，因為摘少了，會被老闆開除。日復一日，天天採摘幾百斤的蘋果，填滿整整8大桶，累到她「時時刻刻想要拎包跑路」。

如此辛勞了三個月，她和朋友實在無法堅持，便帶著賺來的13000澳元，果斷辭職。後來在別人的介紹下，進入肉廠，從一個烈日下的水果工，變成了整日舉著高壓水槍，對著牆壁和地板不停滋水的清潔工。時薪雖然35澳元，但依舊是體力活，要一天到晚攥緊了扳機，虎口生疼。長期的身體損耗，讓她得了腱鞘炎，「每一天夜半醒來，手都無法展開」。

「拚命打工」，幾乎是每一個打工度假者身上的標籤。原因不難理解，因為簽證有時效限制，對於亟需金錢來實現目標的人來說，一分一秒容不得荒廢。但並不是每一個旁觀者，都能理解他們的行徑，網絡上的冷嘲熱諷隨處可見。一些當地華人看不起持有WHV簽證的人，詆毀他們「窮得要死」「來到國外只為賺錢」，對此，Lily很憤慨，「來這不為了掙錢，那我們來這裡幹嘛？」

在她看來，這是因為打工者賺的錢比一些當地人還要多，所以引發了嫉妒和不滿。但他們很少意識到，「這些錢是用時間和生命換來的」。

對大多數的打工者來說，身體上的勞累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找不到工作。找短期工，一定程度上只能依賴於運氣。

小李對此深有感觸。為了湊齊在偏遠地區工作的時間，在做了三個月建築工人後，他動身前往了一個偏僻的小鎮，本來以為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結果到了之後才發現，「全世界的人都來澳大利亞打工了，狼多肉少。」

雪上加霜的是，那時候他剛買完車不久，還花了一筆錢去考取開叉車的執照，在付完四個禮拜的房租後，全身上下只剩下了500塊澳元。為了生存下去，他顧不上挑三揀四，到處找工作。起初找到過一份剪葡萄的活，在農場頂著烈日，舉著剪刀，站在一人多高的葡萄架下，「曲項向天歌」了一天，脖子都快斷了，還是被辭退了。原因在於他作為新手，卷不過來自其他國家的打工者。

打工者有的來自日本、韓國，有的來自法國、馬來西亞。他們少則剪了三十幾箱，多則剪了七十幾箱，小李雖然勉強完成了28箱的最低要求，卻位列倒數第一，「沒想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竟然卷輸了」。

他著急忙慌地找到新的工作、一份搬運箱子的活——每個箱子十公斤，搬一個箱子有不到一塊錢的收入，只能幹一天。

一天裡面，他足足搬了五百多個箱子，換來了400多塊澳元的現金。靠著這一筆錢，他支撐了一個月，直到進入了當地一家肉廠，開起了叉車。

小李在肉場開叉車。（圖/講述者提供）

不過，就算想要踏踏實實賺錢，打工者偶爾也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難題。小楊在紐西蘭工作時，曾遇到過黑心老闆。那是在一家印度人開的農場，她四點起床，踩著露水，每天工作四個小時，「半截小腿都是濕的」。辛辛苦苦地摘了十一天的草莓，等到結算工錢時，卻發現老闆只給了440紐西蘭元。在當時，紐西蘭的最低工資為一小時16.5紐西蘭元，這顯然並不合理。她不是沒有嘗試過勞動仲裁，可最終也沒有等到任何結果。

對打工者來說，這不光損失了金錢，也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尤其對於有著堅定目標的人來說，可謂打擊沉重。乃至離開了紐西蘭多年，提及這件事，小楊依舊難以釋懷，「我永遠不會原諒他們。」

「我太想擺脫自己的命運了」

每個人在出發前，都擁有出走的決心，和必須要出去的理由。

小李是想成為跳傘教練。2022年時，他曾去美國做過一段時間的夏令營輔導員。正是在那裡，他取得了跳傘運動員執照。從運動員到跳傘教練，需要累計跳傘五百次，這離不開大量金錢支撐，如果僅靠國內的那份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小楊想攢錢留學。作為黑龍江普通家庭的孩子，為了「賺錢存學費去讀幼教」，她選擇以打工度假的方式曲線救國。2018年，她成功申請到去紐西蘭的機會，十八歲的年紀，孤身一人出國打工。3萬多元保證金是和親戚借來的，全身上下只帶了1000元新幣，頗有些破釜沉舟的味道。可惜打工了一年，最後雖然攢下了五六萬元人民幣，面對三年三十幾萬的學費，想要留學，「有點兒做夢」。

簽證期滿後，她不得不返回國內，重新進入高中。畢業、高考、進入大學，人生似乎走上了一條按部就班的道路，不過在內心深處，那個要去留學的念頭卻始終未曾熄滅。於是在2023年，隨著大三學業結束，小楊捲土重來。這一次，她瞄準了澳大利亞，依然是打工，依然是攢學費。

Aray來到澳大利亞，是為了還買房的錢。2023年，她跟親戚朋友借了十萬塊錢，湊齊首付，在成都買下了一處住宅。按照原本的計劃，只需一年，就能還清借款，然而她忽然接連遇上了兩次降薪潮，月薪直接降到了7000塊。

Aray在國內工作時的公司。（圖/講述者提供）

既要生活，還要顧及每個月2900元的房貸，還債壓力陡增。她想過辭職另尋出路，可放眼一看，教培行業不景氣，其他公司一樣哀嚎遍野。後來是在朋友的慫恿下，她決定申請WHV簽證，到澳大利亞試試看。她之前沒有出過國，對於澳大利亞也一點兒不了解，「只知道能賺錢，就來了」。

阿橙來到紐西蘭之前，是浙江一家初中里的英文教師。出國的原因是對工作感覺到疲倦，「每天都要板著面孔面對學生」。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為了躲避「催婚」的困擾。儘管那時她只有27歲，卻已經被家人視為大齡剩女，「被迫每周都要去相親」，好像在完成KPI。

明明一件很個人的事情，卻變得像公開處刑，這讓阿橙感覺憤怒，也感覺無奈。2019年，她決定按下暫停鍵，瞞著父母，悄悄申請了簽證，帶上存款到紐西蘭待上一年，與其說是為了放鬆心情，倒不如說是為了避避風頭。

阿橙在紐西蘭摘藍莓。（圖/講述者提供）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持有WHV的中國大陸打工者里，男女比例並不相當。據小李的觀察，女性比例要占到七八成。

阿橙認為，是因為WHV給了女性一個可以「喘口氣」的機會，「比如說女孩子大學一畢業，好像結婚就要提上日程，但男孩子就算到30歲，也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而Lily看到的，是那些像她一樣沒有拿到太多好牌的普通女生，WHV成了她們渴望改變命運的救命稻草。

Lily清楚記得，2017年自己第一次申請WHV時，是在網吧，兩台電腦、一台手機，從早上6點搶到10點，沒搶到。她直接摔了滑鼠，眼淚突然爆出來，根本止不住。

那是一種孤注一擲後的絕望。那時候她做著月薪2700元的工作，還遭遇男友劈腿，「班也上不了了，因為在公司里有太多回憶，在成都待著的每一天，我都感到快要窒息了，我必須離開。」

她還想過很多plan b，澳大利亞申請不到，就申請去紐西蘭，紐西蘭也去不了，就去全球窮游。從窮游論壇上，她知道，人總會有辦法活下去的，有從義烏進貨，然後去東南亞擺地攤的；有從上一個國家進貨，然後去下一個國家賣的；還有用旅行經歷變現的、代購的。要是途中完全掙不到錢，她就去打工換宿，甚至想過要去美國或者歐洲做Au Pair，幫本地中產家庭帶孩子。

後來一位網友因為英語沒過，要了她的信息，從外地隨意登陸試試，竟然搶到了名額，就給了她，仿佛命運的安排。

「我太想出國了，太想掙錢了，太想擺脫自己的命運了。」

她將自己稱為「貧窮女孩」：普通學歷，普通樣貌，普通出身，在重男輕女家庭養成了自卑感和討好型人格——從小到大，爺爺奶奶沒有給她過過一次生日；每次和堂兄弟玩耍，最怕發生意外，因為不論對錯，挨揍的永遠只有她自己。

（圖/《狗十三》）

窮游、打工度假，對很多年輕人來說還充滿浪漫色彩，在海外從事體力工作，也成為打工人跳出牛馬日常、憧憬「遠方」的網際網路敘事。

但真正走出這一步的女性，她們的畫像並不浪漫，社交平台上WHV相關內容的評論區，充滿了類似的掙扎：

「24歲的貧窮女孩，國內月薪1w養一大家子。」

「24歲本科畢業，家裡有個弟弟父母的錢都是來托舉他的。」

「26歲，中專畢業，英文不行，在國內容易焦慮，想出去。」

「初中畢業就開始輟學，恍恍惚惚進入社會工作，負債二十多萬，打工三年還清所有債務還存了三十來萬，想去澳洲留學卻發現各種門檻，沒有雅思，沒有學歷，目前迷茫。」

「普通人，縣城都沒房，英語稍微還行，想出國（打工），有沒有女生一起，賺點錢，看看世界，回來東北買房躺平。」

Lily也很早就憧憬過「流浪的感覺」，那是和逼仄現實相反的「廣闊的世界」。剛上大學時，她讀到一本有關旅行的書，書中作者獨自乘坐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的故事，讓她深受震撼。於是等到大二暑假，靠著寫網文賺來的積蓄，她開始一路窮游，如同一個吉普賽人，走遍了東南亞幾個國家。

大學畢業，為了攢夠去澳大利亞的備用金，她努力工作，但旅行社的工作再怎麼省吃儉用，也要個一年半載。遭遇背叛後，她也沒想到人可以爆發出驚人的能量，沒有向父母求助，她獨自花了幾個月，用信用卡給別人訂機票套取現金的方式，終於湊齊了費用。

出國打工看似是一個重大的決策，但一定程度上，其實每個人都是在碰運氣。面對無法確定的未來，人們就像是走在一條沒有燈光的街道，除了方向，前方一切全然看不清晰。

要不要回國？

WHV一年期滿後，所有人都要面臨「要不要回國」的決定。一些人結束「暫停」、回歸國內的生活，一些人的人生軌跡則在「意外」中被改變了。

小李攢夠錢去當跳傘教練的計劃擱置了，主要是因為遇到了愛情。不過，從國內211國企打工人，到澳大利亞肉廠叉車司機的生活，對小李來說本身也充滿了「逆襲」的味道。

在國內時，靠著每月五千塊的工資，小李只能選擇合租，蝸居在一個小小的單人間裡，出行要麼公交、要麼地鐵。在澳大利亞，他靠著打工賺來的錢，很快就在墨爾本獨自租了一套高層公寓，地點位於繁華的市中心，房間有著漂亮的落地窗，一個禮拜的租金300澳元，跟收入相比，不痛不癢。兩個月後，他又花了8000澳元買了一輛二手寶馬。

小李在墨爾本租的高層公寓。（圖/講述者提供）

之後在肉廠工作期間，他結識了現在的澳洲女友。「如果和女友發展順利，我會留下來。」

阿橙因為在幼兒園照顧小孩子的兼職，發現紐西蘭的教育更遵從兒童天性，順其自然，不需要去刻意扮演嚴師的角色，這使得她重新燃起了做教師的熱情，2020年WHV一到期，她便重新走進學校，去讀教育專業。畢業後，阿橙留在了當地，成為了一名教師。

阿橙在一個學校看到學生的手工課。（圖/講述者提供）

也有人選擇離開。

Aray打算回國。在她看來，打工收入雖然高，但相較於自己降薪前的收入，還沒有高到自己非留下來不可。她覺得留在澳大利亞打工過於辛苦，不光損害身體健康，也「看不到任何事業發展」。在還清了十萬塊錢的債務後，她決定明年年初就回國，回歸到老本行。這或許與性格也有關，「以前我覺得自己獨立生活能力特彆強，但現在離開了自己的圈子後，我覺得自己並不適合獨自生活。」

小李的一個朋友在肉廠工作時，因為受不了體力工作，罹患了重度抑鬱症，最終不得不回國治療。「他追求的不一樣。」小李回憶道，「他在國內有房有車，有很好的物質條件。來到這裡後，他常常抱怨不知道來這邊是為了什麼。」

Lily也認識WHV到期後，決定回國的打工者。她們的共同點是，家庭條件較為優渥，沒做過辛苦的工作。在Lily看來，「他們只是過來體驗一下人生」。

而對Lily來說，在澳大利亞這幾年，是她所謂的貧窮女孩「逆天改命」的幾年。

「我也不是一下子就下定決心的，有時候也是被逼著往前走。」而一次次被逼到牆角時的堅持和勇氣，則讓她看到了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在她看來，讓她一步步走出困境、一步步越來越好的，是「跳出了窮人思維」。

Lily在社交平台分享「跳出窮人思維」。（圖/講述者提供）

打工的前兩年，她一直活在不斷打工卻依然匱乏的焦慮中。

直到在澳大利亞的第二年，因為找不到偏遠地區的工作機會，Lily沒有辦法第三次續簽WHV，她第一次面臨去留的抉擇。

思考再三，她決定像許多留在澳大利亞的打工者一樣，申請了一所商科學校。花掉六千澳元學費，卻迎來變化。

持有學簽的人，每兩周可以工作40個小時打工掙錢。她先在一家中國餐廳工作了一個月，後來又考取了酒牌，換到了一家酒吧里做酒保。雖然那時候還在靠韓國壽司店賣不出去的壽司免費救濟，住在車庫裡、「房東停車的地方和我住的地方就堆了幾個紙板隔開」，但加上小費，帳戶里的存款開始多起來了。

等到疫情來臨，澳大利亞政府解除了留學生的打工限制，她進入了拚命工作的狀態，最高峰時，身兼三份工，不停奔波在飯店和酒吧之間，每天只有三四個小時用來睡覺。那一年，她賺到了在澳大利亞最多的一筆錢——稅前10萬澳元，將近47萬元人民幣。

2021年，學簽即將到期，Lily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是去，還是留，一時難以選擇。

尤其是疫情期間得了新冠被房東催著搬出去時，她甚至想到訂機票回國了。那時候她一個人被滯留在偌大房子裡，沒有水，沒有電，躺在床上動彈不得，還被迫多花了1000多澳元把整棟房租下來。

「存的錢早已超出了我這窮人的預設，孤獨無意義感也達到了極致，我該跳出這個牢籠了。」

可是當收到航班取消的消息時，她突然如釋重負，「我竟然慶幸我走不掉」。

她說不清楚是在哪個瞬間真切地知道自己想要留下來，或許是想到那些對她說她笑容很美一定一直笑的人，或許是留戀每天熱心載她回家的同事，或許是對回國後面對家人無休止爭吵的恐懼，或許是還想多看看這裡的藍天白雲、朝霞、晚霞。

Lily再去農場摘草莓，已是「遊客」。（圖/講述者提供）

「在這麼艱苦的人生里，如果我連自己喜歡的東西都不去追求，那我這螺絲釘人生里，可就真的只剩下苦難了。」

她決定繼續申請一所學校，換來又一個兩年學簽。2023年，她來到了西澳城市珀斯，進入一家護理學校，開始了研究生學業。半年後，她開始獨自做起了護理工作，時薪最高達到65澳元，節假日可達90澳元到110澳元。

從打工旅行到讀書轉型，Lily在澳大利亞度過了一個女孩最寶貴的7年。除了一次次實現「賺錢」目標帶來的自信，她發現內心深處的某些東西也被默默改變了。

讓自卑感消失的東西，也許是在酒吧工作面對不公時說出的「I quit」；也許是澳洲男友在外出聚會時把肉打包溜回來投食的偏愛。但最重要的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戰勝了多少了自己才到今天」。

Lily和男友。（圖/講述者提供）

Lily現在一邊實習一邊做上門護理的工作，給老人喂藥、洗澡、陪老人社交。曾有老人誇張地對她說：你知道有的人一進門就能把屋子照亮嗎？你就是那個人。

還有位90歲老人拉著她聊了兩個小時自己和去世的妻子的愛情，結果時間到了，做飯、洗澡、喂藥一件事都沒做。

老人馬上拿出藥往嘴裡倒：好啦，藥我吃啦，飯我等下再慢慢吃，你走吧。不過離別前，給我個擁抱吧。

他送她到門口，說門口的燈是專門為你們安上的，這樣晚上你們下班出來，就能看到回家的路了。

Lily曬出在澳洲最高的月收入，1.5萬澳元相當於7萬元人民幣。（圖/講述者提供）

（文中講述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