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宋朝，人人往往想到的是「軍事孱弱」、「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士大夫天堂」等等。
宋朝文學不僅有有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更有諸多有名的詞人，蘇軾、柳永、李清照等等。
《清明上河圖》更是呈現當年宋朝繁榮的景象。
你是否想過宋朝是如何維持社會治安的？
我們今天來聊一聊宋朝繁華的背後——宋朝是如何維護這繁華景象的。
若想了解治安措施，得先知道宋朝防範的是什麼「人」。
宋朝的犯罪分子分類
1. 宋朝的「盜」與「賊」
無論任何朝代，社會上總少不了盜賊、強盜等一些犯罪分子，宋朝也不例外。
在古代盜與賊是兩種不同的犯罪分子：
「盜」指的是「取非其物謂之盜」（ 《晉書·刑法志》），也就是說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便是盜。另外根據其犯罪過程中是否動用暴力，又將盜分為「強盜」和「竊盜」。
盜的危害與能力要小的多，而「賊」跟我們現在所認識的「賊」卻是不同的意思。
「賊」指的是「殺人不忌 」（《左傳·昭公十四年》）和「逆亂者」（鄭玄註：《周禮·秋官·士師》）。
古代只有殺人的罪犯才稱為「賊」，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小賊是不是變了很多？
另一個「逆亂者」就是農民起義（黃巾起義）、權臣割據（安史之亂）等造反的人被稱為賊，比如逆賊。
在古代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叫「賊」的。比如三國的曹操就被漢室忠臣稱為曹賊。
像宋朝的方臘起義以及《水滸》的梁山泊都是「賊」。
當然分類是這麼分類，但往往並沒有分的那麼清楚。比如汪端的「數千人聚山澤為盜」（《宋史》），他們也能稱為賊。
還有以「盜賊」一起稱呼，泛指的。比如歐陽修：「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歐陽修全集》）
2. 極具大宋特色的犯罪分子「軍賊」
軍賊指的是宋朝士兵犯罪。宋朝軍人犯罪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很多士兵都是由「賊人」充當的（宋朝很多犯罪就會刺配充軍，下文會提到），這些人很可能會再從軍人轉變為賊人；
另一個原因也是我們大多數人知道的：宋朝重文輕武。軍人往往受到文人地剝削、壓榨，因此很多軍人不堪忍受，便選擇起身反抗或「落草為寇」，變為「軍賊」。比如北宋初年的蜀中全師雄反抗北宋，便是為反叛為「軍賊」的。
3.貫穿整個宋明清的犯罪分子「私鹽販子」
鹽是生活必需品，蘊含暴利，因此往往被朝廷收為國營，宋朝也不例外。當然有利益就有敢「鋌而走險」的人，宋朝的私鹽販子便是這一類人(明清也有)。
什麼是私鹽？《宋會要輯稿》記載：「官員、士庶輒於亭戶或無引人處買到鹽貨，不以行販、食用，皆是私鹽」。（亭戶指的是專門製鹽的鹽戶）
私鹽有的是亭戶、豪族私自煮鹽，然後販賣。也有人從官制的鹽中盜取出來，將其販賣。私鹽販子中危害最大的便是具有一定武裝力量的團伙。這些私鹽販子「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丹」。
不過更多的是文武官員、城鄉士紳參與其中，讓其家人、親信去販賣私鹽，謀取暴利。這些人組織的私鹽團伙，往往都身懷利器敢與官府人員鬥爭，畢竟這要被查出來可是殺頭的罪過。
有了犯罪，自然就會有相應的針對措施。
宋朝對犯罪的防護與控制手段
一、軍隊「內外相制」的治安防護制度
所謂的「內外相制」是宋太祖制定的策略：將禁軍一分為二，一半防護京城，一半分散駐守地方。若京城「內亂」，地方禁軍整合足夠消滅京城禁軍。若地方「外亂」，京城禁軍又有實力單獨平亂。
《續資治通鑑長編》
京城之內，有親衛諸兵，而京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城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瓷之營雲屯數十萬眾，其將、副視三路者，以虞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瓷內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內外相制也。
內外相制是趙匡胤吸取唐朝因藩鎮割據，導致滅亡的教訓創造出來的。雖然是叫「內外相制」，但更多的還是防備地方，畢竟皇帝守著京城，對京城禁軍的掌控要更嚴密一些。
因為北宋、南宋面臨的形勢不同，北宋時期地方禁軍大多駐於北方，比如陝西、河北一帶。到了南宋，地方諸軍都在沿江一帶，臨安、京口、荊襄、四川等地。
軍隊不僅僅防止敵國，還負責參與地方的治安、剿匪、鎮壓等等。遍布重地的禁軍，能更好地維護地方治安。
二、另類的募兵制度——對犯罪分子的二次利用
我們知道，古代最容易出亂子的時期便是鬧災荒的時候。老百姓活不下去，便會起來「作亂」，或為賊或為盜。
宋太祖趙匡胤不針對這種情況，就提出了個想法：與其防止他們作亂，不如先將他們招募為兵，讓他們吃軍糧。
歐陽修曾說：「（災民）不收為兵，則恐為盜。」趙匡胤這樣募兵，既可以補充國家兵員，又可以將可能發生的「內亂」從源頭掐滅，何樂而不為？
既然災民這個未來的「犯罪分子」可以招募為兵，那麼已經判刑的犯罪分子何不也讓他們當兵去？
於是宋朝繼「荒年募兵」這個傳統後，又建立了將犯罪的人充軍的募兵制度。
《續編資治通鑑長編》
前世為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不逞之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各安田裡。
註：不逞指的便是犯罪之人
仁宗時期，沈遘（音同「夠」）知杭州「凡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為兵」。（《宋史·沈遘傳》）可見宋朝將「犯罪分子」充軍是一項「國策」。
《水滸》中的林沖就是刺配充軍。
這項制度有利有弊，弊端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軍賊」，有利的一面就是補充了國家的兵員（兩宋時期一直在打仗，軍隊消耗是個問題）
另外，宋代軍隊中的將帥階層，不少都是「犯罪充軍」的人。有名的如狄青、韓世忠，其他如王晏、荊罕儒、譬彎俊、高瓊、王景等都是因犯罪當的兵。
三、宋朝獨創的「重法地」和「重法人」
「重法地」和「重法人」之法是宋代獨有的打擊罪犯的加強治安的法律。
「重法地」的意思就是在特有的幾個地方實行重法，首次實行於宋仁宗嘉祐六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
自嘉佑六年，始命開封府諸縣盜賊囊竟之家立重法，後稍及曹、膜、擅、滑等州。……於是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
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貨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囊豪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處，籍其家貨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貨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
雖非重法之地，而囊豪重法之人，並以重法論。
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以武臣為縣尉。盜發十人以上者，限內捕不獲半。劫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於州縣之內，劫掠於江海船筏之中，雖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論
「重法人」指的是不限地方，只要是結夥作案、殺人搶劫的都按「重法地」之法懲處。
宋朝的「重法」本來是想要減少犯罪，結果非但沒有減少犯罪，反而大大增加了犯罪。
范祖禹（宋朝史學家）曾向哲宗上書：「自實行『重法地』以來，不聞盜衰止，但聞其愈多耳」。（《續資治通鑑長編》）
重法地沒有取得想要的效果，因此在宋徽宗在大觀元年宣布「罷重法」。
四、宋朝的「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實施於王安石變法之一的「保甲法」。
「保甲法」簡而言之就是：在州縣鄉村中，以每十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
其中「有材幹者」可以任保長，但是到了大保、都保一級不僅需要有材幹，還得有財力、物力。因為一旦出事（比如盜賊、造反一類的），首先需要都保、大保能夠帶人「平叛」的，若沒有一定的財力物力，可能會耽誤事。
另外，平時「保內」的安全巡邏都是由大保派人負責，一般是五人一組，實行輪換。若遇到盜賊，便鳴鼓叫人，大保帶著保內其他人員前去幫忙捉拿。
到了北宋末期和南宋時期，保甲制度在原有的基礎也發生了改變。由一種民間治安組織，向類似民兵的準軍事組織轉變。
尤其是南宋時期的長江沿岸，保甲組織不僅擔負著日常治安維護，還擔有「識別」金國姦細的任務。畢竟保內都是彼此熟悉的人，一旦遇到外人，很容易被識破。
保甲法最初是為了針對「寇盜充斥，劫掠公行」的情況，而建立的一種防範措施，通過彼此熟悉的保內人員，來「覺察奸偽，止絕寇盜」，最後取得「纖悉具備，奇邪寇盜，何所容跡」的成果。
保甲法的效果也確實明顯。比如仁宗時期，吉水縣達到了「劫賊不敢入其縣界」的效果。吳育（仁宗慶曆年間宰相）在知蔡州的時候，施行保甲法，同樣達到「民便安之，盜賊為息」的效果。
結語
宋朝的繁榮與它建立的一系列治安防護措施有關。但是限於時代的局限性，宋朝的有些制度並沒有取得更好的效果，比如「重法地」。
但正是由於宋朝特有的治安措施，使得宋朝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唐的黃巢起義，元的紅巾軍彌勒教、明的李自成、清的太平天國）當然有人將這個原因歸於遼、金、蒙古的威脅。這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保甲制度將宋朝的防範視角滲進鄉村，「農民起義」一旦發生，就會引起宋朝基層的反彈鎮壓。若鄉村的保長鎮壓不了起義，也能及時上報，調禁軍來鎮壓。這就使得「農民起義」失去了發展壯大的土壤。
無論宋朝發展如何，但其能夠統治300年，與其獨特的治安防護措施是脫不了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