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遍封建史，總少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事。獵犬對主人沒用後，唯一的結局便只有死亡，畢竟養著還浪費糧食。故事內蘊含著「獵犬們」的無奈，以及主人們的殘酷無情。
一部十二四史，不過二十四姓家史，王朝興衰，伴隨著英雄的崛起與墜落。新皇朝的誕生，往往有一個英明神武的開國之君，帶領眾多英雄式人物，推翻腐朽的前朝，走向新秩序王座，然而不過是再次開啟了循環，最終會被另一個英雄取代。
大一統王朝中，有兩個皇帝比較「另類」，他們起自布衣，沒有顯赫的家世，靠著自身毅力、才智，當遇到千載難逢的機遇時，果斷出手，搖身一變成了天下間新主宰。他們便是劉邦和朱元璋。
劉邦是地道農民出身，他與呂雉成婚後，還有親自種地的記載。劉邦雖是亭長，財力很一般，否則哪用得著親自種地呢。朱元璋更不用說了，開局一個碗，若不是遇到郭子興，這輩子也許就渾渾噩噩過去了。
劉、朱二人有一個同樣令人詬病的地方——殺功臣。劉邦除掉了彭越、英布、韓信等異姓王，朱元璋狠多了，不說別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牽連達數萬人。
劉邦先進入咸陽，接受了秦王子嬰的投降，又擊敗項羽和六國遺民，最終贏了天下。朱元璋驅逐元蒙，攻滅陳友諒、張士誠，可謂一世豪傑。我無意抹黑劉邦與朱元璋，也沒為他們洗白的想法，只是想聊一聊他們為何對所謂的功臣下手？
無論任何時代、任何組織都是靠人來運作、管理，皇帝雖擁有整個天下，但他只有一個人，管不到整個天下，因此「臣」（臣最早是奴僕、傭人的意思）這個幫手便出現了。
在人類蒙昧年代，首領不一定是部落中最強大，但一定是人緣最好的，他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才得以成為首領。首領將部落人組織起來，逐漸誕生了更有效的管理結構。
註：近來對黑猩猩等群居動物，以及一些現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原始部落領袖極可能靠支持的人多，「選」出來的。
夏啟用家天下，取代「禪讓」，依靠夏部落，成為天下共主，而這個天下不過是夏都周邊的區域罷了，再遠的話，夏啟是管不到的，限制夏啟權力的便是交通條件。
對某一地方形成有效管理，最起碼需要兩個條件：軍隊能迅速趕到和命令能傳到。而這兩個因素依靠的便是道路交通。
上古社會生產力低，夏朝的組織結構，只能對周邊的地方進行有效管理，對稍遠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有心而無力。遠處的部落強大後，便有了取代天子的打算，於是商滅了夏，而周滅了商。
對周、春秋、戰國三段時期，我們往往稱他們為貴族政治。我們知道上古八大姓，這些姓氏的後代，遍布各個諸侯國，成為各自組織內的掌權人。簡單形容這時候的組織結構，就是：君—諸侯、君—民、諸侯—民。
周天子是諸侯的君，各諸侯又是本國士大夫的君，士大夫又是自己封地領民的君。周天子只能管諸侯，而管不到諸侯手下的士大夫，同理，諸侯也只能管士大夫，而對他們的臣民無能為力。
周朝由一個個獨自的組織構成，各有各的首領，誰也沒有絕對的統治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還是因為交通條件（還有人口因素）。諸侯也好，士大夫也罷，只能管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有一項舉措是修建馳道。馳道的作用便是為了加強皇帝對地方的管理。換句話，道路修到哪裡，皇帝的權力便能延續到哪裡。封建皇朝的組織結構，不同於周朝，他變成了君—民二級結構，大臣只是皇帝幫手，幫忙管理百姓，而不能擁有「百姓」。
人都是有野心的，大臣們都想要當百姓的主人，而不僅僅是皇帝的助手。大臣想分皇帝更多的權力，皇帝則想將權力全部集中到手裡，這是封建王朝內部的主要矛盾。大臣在奪權過程中，不斷發展，形成了一個個新的組織，豪族、世家、士族、門閥、官僚，都是他們的名字。
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便有沒有分封的原因。六國貴族對故地的影響力，要遠遠強於秦朝。始皇帝沒有拉攏他們，而統統將其打入敵對勢力，當陳勝首發起義的時候，秦朝自然沒了幫手，因為秦朝沒有利益同盟。
劉邦吸取了秦朝教訓，拉攏一部分人，封其為公、為侯，雙方建立起利益同盟，漢朝好則大家一起好，漢朝亡，自然一起亡。劉邦的做法，雖說促進了漢朝的建立，也為漢朝埋下了隱患。
功臣集團將漢朝分裂為兩種組織，皇帝無法對底層百姓形成有效管理，這是任何一個想有所作為的皇帝都不允許的，更不用說這些「公侯」有威脅皇帝的可能。一個組織內，只能有一個話事人。
我在上面提到，進入封建社會後，王朝組織結構變成君—民這樣的二級結構，功臣們則成了皇帝與民之間的最大阻礙，一旦這個阻礙過大，皇帝就會祭起屠刀，功臣或被殺，或造反，或隱退。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與劉邦、朱元璋殺功臣的原因相同，擁有兵權的將軍們，在大宋內享有更多的權力，不僅會威脅到趙匡胤的地位，還會阻礙趙匡胤對組織內部的有效管理。
皇帝一人難敵四手，於是皇權與大臣爭奪了上千年。大臣形成一個個集團，想要架空皇帝，皇帝則利用第三方勢力（外戚、宦官、庶族、寒族等），平衡朝堂權力。一旦平衡被打破，改朝換代便會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