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典與生活的同構中觸動良心 ——疫情之下的《鼠疫》思辨閱讀

在經典與生活的同構中觸動良心

——疫情之下的《鼠疫》思辨閱讀

•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李煜暉

一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在生活中學語文」的觀念應該引起新的重視。過去提到這個概念，一般指兩種情況。第一，以語文學習為出發點，為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或成績，在生活這片汪洋大海中提取材料以補充課內的語文學習。第二，著眼時事設定話題或任務，讓學生直接置身於生活的海洋，以局內人的角色參與討論、觀摩等。對於一般的、常見的社會現象或問題，以上「應激反應」似已足夠。但從不斷更新的確診者和死亡者的數據來看，從對國民經濟和國際形象的影響來看，從一系列已經和正在發生的次生災害來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並不是一般的社會現象或問題，更何況它與上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才僅僅相隔17年。面對新情況、新問題，第一種做法會因功利而冷漠，我們不能讓這次疫情僅僅增添了學生咬文嚼字的材料，而不去考慮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第二種做法恐怕會因急切而難以深入。學生和教師、家長一樣，當下也在承受著禁閉生活的種種困擾。即便疫情結束，受知識和閱歷的影響，學生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有價值的討論？更重要的是，「忘卻的救主」很快就會降臨，賴以討論問題的時事材料因為典範性的缺失將被不斷湧現的新資訊湮沒。屆時，討論過程和結果都將隨著作為載體的語言資料一同消失在新常態里，直到下一次災難發生。如果以上擔心變成現實，這次疫情對於語文教育的影響將是脈衝式的、漣漪式的，長遠來看也就不會發生什麼質的改變。

有鑒於此，今時今日提倡「在生活中學語文」，應該在方法上有所突破，不能停留在語文對生活的「簡單攫取」或「貿然介入」，還要追求二者在目標和內容上的深度同構，以實現學生當下語文學習與未來社會參與的良好互動，這或許是疫情之下語文教育最應關注的長遠問題。在目標上，無論將來是否再次發生這類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我們都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重視價值觀教育。這不僅是語文學科該做的，也是每個學科該做的。學科賦予學生的知識和能力本身是中立的，但生活中的每一次運用都帶有價值判斷的痕跡。站在誰的立場上，做什麼樣的價值判斷，最終決定人的所作所為是良知良能，還是惡德劣行。在內容上，不能什麼刺激了我們，我們就要立刻教什麼、學什麼。語文教學的主要載體還是具有典範性的文學作品，我們要抓住根本，依託經典閱讀構築牢固的防線，培養學生對真假、善惡、美醜的辨識力，讓學生具備進行正確價值判斷所應持有的立場、常識和底線。以經典作品為中介物，可以使語文和生活保持一個合適的距離。特殊時期，如果我們善於選取那些最具有現實觀照的、最生動而深刻地闡釋或隱喻了當下的作品，教學生結合生活現象進行思辨閱讀，那麼學生對時事的認知將封存在經典閱讀的記憶之中。經典終身相伴，常讀常新，為學生在不同情境下刷新反思提供了可能，也能為他們走上工作崗位之後還有勇氣在關鍵問題上做出正確的選擇和行動播下種子。

二

為此，我推薦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鼠疫》作為思辨閱讀材料，並希望以此為例闡述「在經典與生活的同構中觸動良心」的教育觀。把觸動良心作為教育目標，是一切經典名著閱讀教學的應有之義；寫進本文標題，也契合作者因《鼠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官方評價：因他的重要文學作品透徹認真地闡明了當代人的良心所面臨的問題。

《鼠疫》通過主人公貝爾納·里厄醫生的視角，講述了20世紀40年代中的某一年，位於地中海邊的法屬小城奧蘭發生的鼠疫事件。為了最大程度體現寫實主義的原則，加繆賦予鼠疫的最早發現者和抗疫關鍵人物里厄醫生以「作者」的身份，但又通篇採取第三人稱敘述，直到最後一章才讓里厄承認了這種身份。這樣一來，真正的作者加繆仿佛憑空消失了，給讀者營造了一種閱讀氛圍：本書是里厄醫生在疫情結束後，根據親歷親聞及好友讓·塔魯的筆記客觀記錄的真實史料。由此，這本書才能像「證詞」一樣從宏觀到細部扎紮實實地展現鼠疫在一座城市中所犯下的全部罪惡。

最初，里厄醫生在醫院樓道里發現一隻死老鼠，這一天是四月十六日。隨後，老鼠出現在城市和郊區的各個角落，它們抽搐、吐血，離奇死亡，引起了市民的議論、厭憎和恐慌。兩周後也就是四月三十日，醫院的看門人米歇爾老頭成了鼠疫的第一個死者。就這樣，從第一年的四月到第二年的二月，作者嚴格按照時間順序，逐日、逐月、逐階段地把鼠疫事件的先兆、確認、發展、高峰、回落、反覆直至最終消除的全過程忠實記錄下來。記錄時，作者精確地描寫了鼠疫患者從病發到死亡的症狀。例如看門人米歇爾，他臉色鐵青、嘔吐、發燒、淋巴結腫大硬化、身上不斷起斑點，最終死在救護車裡。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作者又細緻描寫了預審推事奧東先生的兒子、帕納盧神父和讓·塔魯等患者的發病症狀和令人揪心的死亡過程。更觸目驚心的是屍體的處理。高峰期間每天一兩百名市民死亡，埋葬只能不斷簡化。遺體告別、親屬守靈等儀式性活動取消了，連棺木和墓穴也不夠用，最後裹屍袋也變得緊缺。人們只得刨出兩個大坑分男女掩埋，後來索性不分男女胡亂下葬，或者像對待垃圾一樣扔到火葬場燒掉。因為太過真實，有人評價：用文學性的筆觸對鼠疫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程敘述。從疫情的突然發生、鼠疫症狀的準確描述，到隔離治療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等應對疫情的防控措施，均可以視作一本頗有裨益的醫學知識的普及讀本。

但是，《鼠疫》不只是醫學讀本。作者用更多的筆墨刻畫了疫情之下的人生百態和城市亂象。面對大街小巷成千上萬的死老鼠，市鎮滅鼠局平靜地等待上級命令，遲遲不肯做出行動。隨著感染導致死亡的人數越來越多，奧蘭醫師公會主席里夏爾先生對里厄醫生詢問發病人數避重就輕，對儘早隔離患者的建議則表示：「我可辦不到，這應由省政府採取措施。再說，誰告訴您這有傳染危險的？」里厄醫生認為，里夏爾「自己『沒有權』辦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長彙報」。在里厄醫生「不合時宜」的堅決要求下，省府終於同意召開衛生委員會會議。里夏爾先生站在省長這一邊，他們不斷推敲字眼，而不是為患者爭取時間。這種文字遊戲的核心要義類似「第二十二條軍規」：如果採取嚴厲的防控措施，必須首先證實這是鼠疫，證實的辦法是死亡數量達到一定規模。當用此證實鼠疫是鼠疫的時候，鼠疫將不再可控，證實也就失去了意義。政府的「照章辦事」和機關報紙的輕描淡寫，導致死亡人數不斷攀升。待達到每天三十人以上的時候，殖民地首府下達了封城的命令。不期而至的封城讓「人們突然面臨事先毫無思想準備的分離」，以及「長期流放的生活所帶來的最大的痛苦」，還有不得不隨時面對死亡降臨的恐怖體驗。物資短缺，病床不足，病毒變異，謠言蔓延，監獄犯人被感染，貧困人口陷入生計艱難，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商人大發橫財……人們內心慢慢產生一種「鼠疫的境界」，無法預測這樣的生活何時才是盡頭；整個城市如同被遺棄的孤島，陷入令人絕望的末日景象。

我相信任何一位還處在疫情困擾中的讀者，或者剛剛經歷疫情的人們——當然也包括中學生，當他們翻閱《鼠疫》時，會感到撲面而來的熟悉的氣息。這不需要多麼高深的文藝理論或文學修養，只要把陌生、難記的人名、地名、機構名、報紙名，還有那些與鼠疫有關的科學概念，與我們現實生活中一些名詞簡單對應就夠了。我們不得不感嘆，偉大作家似乎是特殊的物種，他們仿佛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藝術真實。這種真實和生活真實的區別在於：第一，它具有整體性，立體、多維地呈現了疫情本身和疫情下社會生活的原貌，可以把現實生活中紛繁複雜而又支離破碎的信息吸附在相應的點位，幫助讀者建構對現實情況的全景式認知；第二，它的呈現方式具體入微，描寫冷靜、生動，可以把現實中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刻意規避掉的而恰恰又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展示出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始至終支配這支筆的都是同一個人，不論是文本意義上的作者里厄醫生還是現實層面的作者加繆，都始終秉持同樣一種價值觀，不會出現自相矛盾、別有用心或欲蓋彌彰的情況。

藝術真實是一種更上位的真實，也是一種可以跨越時空、種族、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真實，它賦予《鼠疫》與當下生活同構的可能性。教學生讀《鼠疫》有必要通過感知藝術真實來把握生活真實，而且這種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它至少表明一種態度：我們敢於面對真實，無論藝術的還是生活的。有了這種態度，後面的一切事情才可以談。

三

經典與生活的同構不只是內容對照，為了理解作品，觸動學生，播種未來，我們還要帶領學生深入探討故事背後的基本觀念。在藝術上，雖然加繆在作品中穿插了大量哲理論述，但總的來看基本採用的還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有情節，有人物，有心理描寫。因為要指導學生閱讀，我們可以暫避抽象說理，把目光從災難轉移到災難中的人物身上，以求更為直觀地獲得答案。

《鼠疫》著力刻畫了六個人物，其中只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反面人物，那就是逃犯科塔爾。鼠疫的到來打亂了司法秩序，他不但擺脫了被捕的危險，還借物資緊缺之機哄抬物價，發了一筆小財。因此，他衷心希望鼠疫一直伴隨人們的生活。作為里厄醫生唯一不能認可的人，「他唯一的真正的罪行就是他從心底里贊成那種導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把這個形象視為良心的反面。舍此之外的五個人物分別是里厄醫生、里厄的好友讓·塔魯、小公務員格朗先生、巴黎青年記者朗貝爾和帕納盧神父。在梳理這五個人物的事跡時，大多數讀者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們在鼠疫面前展現了巨大的行動力。

里厄醫生是疫情的發現者，也是呼籲當局發出鼠疫警告的「吹哨人」。他承受著繁重的勞動，白天組織治療、隔離病人，夜晚出診，每天工作二十個小時，還經常遭到病人的拒斥和誤解。在隔離意味著生病、生病約等於死亡的情形下，很多病人不願意把親人「交出來」，甚至需要政府派遣配槍警察。里厄感到，他的職業再也不是給人看病，而是診斷、登記和宣布不治之症，他不是救人性命而是下令隔離。更重要的是，鼠疫這個強大而狡猾的敵人顯得不可戰勝。在「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面前，他眼睜睜地看著病人、友人和兒童接連慘死，感到異常痛苦。即便如此，他依然堅定地認為「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的處境本身還要糟」，一直與鼠疫鬥爭到最後，並在解禁之後寫下這份「證詞」。塔魯出身上流社會，父親是一名大法官。因為目睹一位可憐的犯人被定罪處死的場面，他感到內疚和不安，選擇脫離家庭四處流浪行善。鼠疫期間他自告奮勇地組織志願防疫隊，冒著被感染甚至死亡的風險協助醫生做救護工作。在鼠疫逐漸退去的時候，因為疲勞過度被感染，死在里厄醫生的家中。格朗先生年紀較大，不善言辭，勤勤懇懇而又謹小慎微。在鼠疫發生前，他的妻子受不了貧窮乏味的生活離他而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寫一本小說並寄封信給她，讓她能夠毫無愧疚地快樂生活。鼠疫發生後，格朗利用他統計、制表等方面的特長參與志願服務，過度勞累讓他最終感染了鼠疫。就在他以為自己快不行的時候，他讓塔魯拿出那份「苦心孤詣」的手稿，醫生翻了翻，「發現在這些稿紙上只是寫著一句同樣的話，只不過是抄了又抄，改了又改，增增刪刪。五月、女騎士、林間小徑，這幾個字一再地重複，用各種方式排列組合成句子。」作者讓這個卑微的小人物在垂危之際把他珍貴又略帶滑稽的秘密暴露在眾人眼前，震撼了無數讀者的心靈。朗貝爾是奧蘭的過客，鼠疫把他和當地人一起困在城中。為早日和遠在巴黎的情人相見，他最初千方百計想要離開奧蘭，對救治病患並不關心。當他得知里厄醫生的妻子同樣也在城外時，內心受到觸動，許諾在出城之前參加防疫工作。在病人的痛苦和死亡面前，在里厄、塔魯等人不計代價的行動面前，朗貝爾深受觸動。最終他主動放棄了難得的出城機會，和同伴們堅持到了最後。帕納盧神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認為眼前這個世界充滿罪惡，是因為天主的寬容和等待才得以存在。現在天主失去了耐心，降下鼠疫來懲罰世人。人們要感謝主的示警，跪地祈禱才能得救。他也用自己的方式採取行動，向人們布道、演講，出於宗教的慈悲觀念，還加入了志願服務組織，承擔具體工作。他親眼看到預審推事奧東先生的兒子受到長時間的折磨而慘死，又聽到里厄醫生決絕地說出「我至死也不會去愛這個使孩子們慘遭折磨的上帝的創造物」，內心發生了動搖。最終懷著複雜、矛盾的心情，手捧著象徵神學的十字架，死在了象徵科學的醫院的病床上。

《鼠疫》還寫到了正直的卡斯特爾醫生、愛好體育的貢扎萊斯、在兒子死後加入志願者行列的奧東先生等十多個人物，以及形形色色的市民群像。他們和主要人物相互溫暖、相互感召，凝聚成一支浩浩蕩蕩的團體，與鼠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我們在讚嘆他們的行動力並忍不住冠以「英雄」「偉大」「無私」「崇高」「犧牲」等頭銜之前，應該思考一個更本質的問題：是什麼讓他們做出這樣無畏的選擇？文中多次涉及這個話題，這才是作者真正要告訴讀者的。里厄醫生對里夏爾說，和半城人的命相比，我不關心這種病該叫什麼名字。面對塔魯的誇獎，他說：我沒有什麼崇高的動機，我只關心人的健康。塔魯對里厄說：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為這種事進行的辯護，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不管有理還是無理，我一概拒絕接受。在這世界上存在著禍害和受害者。我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受害者的一邊，以便對損害加以限制。朗貝爾決定留在城裡後，對里厄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們為了它而捨棄自己的所愛。然而，不知什麼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樣，也捨棄了我的所愛。」這些原先生活單調的普通人，在鼠疫壓境時把人的生命健康和幸福生活放在了第一位，將其作為價值判斷的唯一標準，這就是人的良心。如果非要取個好聽的名字以滿足對複雜概念的虛榮，可稱之為樸素的人道主義。它不依附於理論或信仰而存在，不是偉大人物的專屬，更不會為冠冕堂皇的理由退居二線。如果今天的中國少年能被這顆良心觸動，未來我們戰勝災難的代價就會小得多，免於災難的可能就會大得多。

必須提醒學生注意，良心不僅給人選擇和行動的勇氣，還能令人在榮譽面前保持謙遜，在災難過後保持冷靜。以里厄醫生的作為，稱得上「一個正視現實、不畏艱難、忘我獻身、以實際行動與惡勢力抗爭的存在主義的英雄」，置於現實生活也配得上任何榮譽勳章，然而他本人卻不這樣想。在衛生防疫組織成立並取得很大的成效時，他寫下了兩段耐人尋味的話：

如果對高尚的行為過於誇張，最後會變成對罪惡的間接而有力的歌頌，因為這樣做會使人設想，高尚的行為之所以可貴只是因為它們是罕見的，而惡毒和冷漠卻是人們行動中常見得多的動力，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

假如人們真的堅持要樹立一些他們所稱的英雄的榜樣或模範，假如一定要在這篇故事中樹立一個英雄形象的話，那麼作者就得推薦這位無足輕重和甘居人後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點好心和一個看來有點可笑的理想。這將使真理恢復其本來面目，使二加二等於四，把英雄主義正好置於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後而絕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

這兩段話聯繫起來無非表達這樣一個意思：所謂高尚行為只不過是普通人出於良心而做的分內之事，誇大、渲染這些行為會把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包裝成「奢侈品」，從而讓人們對惡德劣行習以為常。就算非要表彰一些人不可，也應該選擇像格朗先生那樣把追求幸福放在英雄主義之前的人物，因為追求個人幸福本身就是高尚的——如果說樸素的人道主義是個體的良心，以尊重人的幸福生活為第一要義、不在災難中炮製英雄人物則是社會的良心。

四

在鼠疫終於退去、全城沉浸在歡慶「勝利」的時刻，里厄醫生卻陷入沉思：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這也應該是我們的沉思。從漫長的人類歷史來看，災難總是不可避免，每個人都有再次捲入的可能。屆時我們會做出更正確的價值判斷、採取更有效的行動、開展更深入的反思嗎？疫情之下讀《鼠疫》，如同對鏡自照，無論眼前美醜，未來怎樣，心底總會受到撞擊。

需要指出的是，《鼠疫》是作者在「二戰」前後即1942年至1947年間醞釀並創作完成的。當時作者因為戰爭被隔離在法國南部山區，與家人朋友斷絕了音訊，深深體驗到在法西斯強權下的生活，猶如人們在鼠疫流行時所過的生活，不僅要忍受生離死別的痛苦，而且時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鼠疫》開篇引用了丹尼爾·笛福的名言：用另一種囚禁生活來描繪某一種囚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兩者都可取。「另一種囚禁生活」指的就是書中所寫的鼠疫造成的封城生活，「某一種囚禁生活」則指法西斯戰爭造成的自由淪喪。我們前文論述觀點所依託的鼠疫事件，儘管有無比真實的細節，本質上只是一則虛構的寓言。如果我們細細品味書中里厄醫生與塔魯等人的長談、奧蘭市民混亂而絕望的生活、鼠疫無孔不入的邪惡力量，以及所到之處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就不難捕捉到作者的弦外之音。但這些絲毫不影響本文討論的主旨，因為經典與生活的同構是雙向而不是單向的。任何寓言都是以字面意義上的故事為基礎向外發散的，站在經典名著閱讀教學的角度，鼠疫事件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構過程可以加深學生對字面故事的理解，反過來也就促進了對反法西斯寓意的把握。至於更高的要求，比如對照《局外人》《西緒福斯神話》等作品，從存在主義哲學的層面討論《鼠疫》多向度的意義或研究加繆思想發展變化的歷程等，那就完全要看師生的語文素養和具體的學習需求了。總之，《鼠疫》意蘊的豐富性既不是閱讀障礙，也不是本文重點，更不是當務之急。當務之急是觸動良心。

參考文獻

［1］阿爾貝·加繆.局外人·鼠疫［M］.郭宏安，顧方濟，徐志仁，譯.桂林：灕江出版社，1990.

［2］劉小勤，劉小燕.絕望與荒謬的抗爭——關於阿爾貝·加繆《鼠疫》的解析［J］.醫學與哲學，2013（3）.

［3］楊昌龍.寫實的載體 存在的精髓——論加繆的《鼠疫》［J］.當代外國文學，1995（2）.

［4］楊芬.一個存在主義的英雄——評《鼠疫》中里厄醫生形象［J］.法國研究，1999（6）．

［5］劉雪芹.反抗的人生——論加繆的《鼠疫》［J］.外國文學研究，1992（12）.

——《語文學習》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