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至11月是挪威青花魚（也稱大西洋鯖魚，Atlantic Mackerel）捕撈高峰期。
但一艘名為「伯克蘭」（Birkeland）的「豪華」圍網捕撈漁船正「懶洋洋地」停靠在全球最大的挪威青花魚公司Pelagia的加工廠碼頭。
「伯克蘭」如同一間現代化的酒店，專門為船上的挪威漁民提供不同的房間甚至是休息區域，現代化的導航、探魚、捕撈設備一應俱全。船上的漁民們大多三四十來歲，正值青壯年，他們戴著墨鏡，膚色健康……
即便是一年最繁忙的時間段，漁民們也不用長時間待在海上：捕到了青花魚，哪怕沒有裝滿船艙，他們也會迅速往回趕，因為要保證魚的新鮮品質賣個好價錢。
挪威漁民與用於捕撈青花魚的「伯克蘭」圍網漁船。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劉惠 圖
這是挪威捕魚業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不斷發展和革新之後呈現的新面貌。挪威海岸線長逾10.1萬公里，水產養殖業和捕撈業發達，是世界第二大海產品出口國。近四十年來，該國漁業走出了過度捕撈、無序經營等問題泛濫的困境，發展成為了全球海洋經濟的樣板之一。
「我們很高興挪威政府給本國海洋經濟打造了一個這麼好的品牌。」挪威一家中型海產企業萊瑞（Leroy）空運海鮮部團隊經理漢斯•伍斯特（Hans Peter Vestre）在位於該國第二大城市卑爾根的總部辦公室內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當然我們並不同意政府的每條規定，但就長期的發展而言，這麼做（政府實施監管）是對的。」
負責協助漁民拍賣收穫所得的挪威漁民銷售組織Norges Sildesalgslag銷售總監克努特•托格涅（Knut Torgne）告訴澎湃新聞，「不同於四五十年前，漁民現在是這個產業中較為強勢的一方，大家為這份職業感到驕傲。」
「追求可持續發展是每個漁業從業者的共識。」他強調說，同時，政府的嚴格監管同樣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專心捕魚的高薪漁民，
多部門監管的「張與馳」
「挪威遠洋漁民現在的年收入大概在70萬至80萬挪威克朗（約合55-63萬人民幣）左右，是體面的薪水。」 克努特介紹說，「不同於四五十年前……大家為這份職業感到驕傲。」
20世紀60年代以前，挪威漁業雖然總體保持增長勢頭，但漁民靠捕魚維持生計並不簡單。
1969年發生鯡魚危機（彼時無節制的濫捕導致鯡魚的捕撈量急劇萎縮釀成危機——編者注）後，挪威漁業部停止為新漁船發放許可，並於70年代引入配額制度。配額制加上漁船退出補貼和結構性配額等鼓勵政策的實施，使得漁船和漁民數量大幅減少。據挪威漁業局數據，1960年，挪威登記漁船數量達到4.2萬艘的歷史最高水平，漁民約7萬人；而2018年的挪威漁民登記人數不到1萬人。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大背景是，挪威1969年發現大量近海石油，石油產業開始蓬勃發展，優厚收入和工作條件吸引了大量漁民轉入石油開採行業。與此同時，三文魚養殖技術也在70年代取得突破，部分漁民從捕撈轉向水產養殖業。
這些變化既讓漁民收入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也減輕了捕撈強度，降低了漁業監管的負擔。
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配額制一直在確保每種魚類的捕撈都受到全面而詳細的限額法規約束。這項被視為徹底改變了挪威漁業的舉措，一方面讓漁民變成了生活優渥的中產人士，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觸發了漁民的反對情緒。
「漁民有時候只是想捕魚，受不了如此繁雜的手續和規定。」 克努特在受訪時坦言，「挪威漁民在收入福利上處於有利的一方，他們同時也是受到管制最嚴的群體。」
以一個從事遠洋捕魚的挪威漁民為例，他及其所在的漁船首先必須具備雙重執照，其次在出海捕撈時必須嚴格遵守政府的指示，完成被分配的捕撈額度，才能確保執照不被吊銷。
由於挪威90%的漁業資源與周邊國家共同所有，每年的總可捕撈量以及配額問題需要通過與丹麥、俄羅斯、冰島等國進行談判，以此確定漁業資源在各國間如何分配。
隨後，挪威貿工漁業部再根據談判結果為挪威漁民分配份額，同時下達最新的漁業行為規範。漁民在開展捕撈活動時，需準確填寫捕撈日誌，詳細記錄捕撈的種類、數量以及時間和地點，並在到岸前一小時通過電子報告系統向主管部門報告相關信息。買家企業需要記錄交易種類和數量，並將相關統計數據向漁民協會報告，或者直接使用漁民銷售組織搭建的拍賣系統。在整個過程中，漁民及漁船需接受漁業部門、海岸警衛隊、漁民協會等機構的監管。
Norges Sildesalgslag這類漁民銷售組織的主要職能在於，保證漁民能以公允的價格及時賣出自己的收穫。該組織運營的線上拍賣系統，可讓漁民即時將收穫情況通知到賣家，並在回岸的第一時間完成交易。作為回報，該組織從每筆交易中抽取0.65%的費用。
挪威漁民銷售組織Norges Sildesalgslag銷售總監克努特·托格涅
「這是挪威漁業的特別之處之一，我們雖然最初由政府創辦，現在也受到政府的監管，但我們事實上對漁民負責。」 克努特介紹說，「如果你過度捕魚的話，到頭來會影響漁民的生活，影響在海岸上創造工作，影響經濟，得不償失。」
從某種層面上來說，受到嚴格監管的挪威漁民和漁船也是「輕鬆的」：除了捕魚之外，他們不需要擔心魚類的銷售、加工以及出口。在政府和各類機構的配合下，漁民只需要完成最基本的捕撈工作。
「大家都希望能夠永遠利用海洋。只要政府的規定圍繞如何捕撈、如何實現產業可持續性，我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政府監管的邊界和合法性來源。」 克努特說。
新挑戰和風險不斷，
三文魚養殖模式走向沙漠
挪威1964年建立了漁業部，是世界上最早為漁業設立專門行政部門的國家。2014年，挪威貿工部併入漁業部，變成今天的挪威貿工漁業部，它同時也是漁業管理體系的最上層。2018年被任命為挪威貿工漁業部國務秘書安捷維克（Roy Angelvik）最近有了一個新頭銜，挪威漁業和海產部國務秘書（State Secretary for the Minister of Fisheries and Seafood）。
不過，就在他履新前後，專門報道全球水產新聞的暗流新聞（Undercurrent News）9月援引市場數據報道稱，挪威水產養殖的三文魚價格已連續40周下跌。
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網站介紹，挪威商業水產養殖的發展開始於約1970年，如今已是世界最主要的三文魚生產和出口國之一。由於挪威本身市場容量有限，其90%以上海產品出口到國外，是世界第二大海產品出口國。
近年來，隨著野生三文魚逐漸減少，在沿海區域水產養殖發展成為挪威漁業的主要產業，野生三文魚則用於和人工養殖的三文魚進行配種。
每個漁場的建立要經過審批和考核，考察海洋指標，評估養殖場會否對環境造成影響；養殖場建成後，如何飼養三文魚也需遵守嚴格的規定，挪威政府把控著三文魚養殖的每一個環節。
在挪威，捕撈野生三文魚已變成一種休閒娛樂而非食物來源
但新挑戰和風險仍然不斷出現。2017年，為了保護受到海虱侵擾不斷減少的野生三文魚物種，挪威政府當年10月推出新規，將海岸劃分為13個生產區，並根據相關地區野生三文魚死於虱子的情況，限制產量增長。
據《紐約時報》當時報道，新規引發了養魚戶等從業者的憤怒與反對，包括挪威三文魚養殖大戶美威（Marine Harvest）也稱新規並不成熟。
不過，更多的從業者找到了更為積極的對策。美威也選擇利用以海虱為食的「清潔工魚」來解決海虱泛濫的問題，並投資研發了新的技術，用來消除養殖三文魚逃逸產生的隱患，以及降低海虱的數量。
從業者們開始建造堅固的橢圓形養殖場，漁場周圍會採用全封閉設計，可以防止三文魚逃跑，也能更好地阻止海虱侵襲與擴散。
挪威布羅姆公司的三文魚養殖場
兩年過後，挪威政府打擊海虱的計劃取得了顯著成效。據Intrafish網站7月11日報道，挪威貿工漁業部將每條三文魚的海虱限制數量從0.5減少到0.25。
自2016年收購挪威最大的拖網漁船公司Havfisk以來，萊瑞集團開始在挪威和蘇格蘭養殖三文魚和鱒魚，並且還銷售野生捕撈魚類。對於萊瑞而言，政府帶來的壓力與保障同在。
今年5月份起，挪威諾德蘭郡和特羅姆斯郡海區爆發罕見的赤潮災害，造成約1.3萬噸三文魚死亡。為彌補生產商的損失，挪威漁業部表示受赤潮災害影響的三文魚生產商可根據損失魚類的噸數，向政府申請免除MTB（許可證允許的「最大生物量」）限制，補償魚類損失總噸數的60%，最長期限為五年。這60%的額度可以根據各企業的養殖運營情況和收成計劃「自由存取」。
這次受災的企業沒有一家是上市公司。產量下降，價格上漲，像萊瑞一樣的大型生產商成為贏家，而來自政府的支持則有助於中小型三文魚養殖場渡過難關。
「政府介入的系統雖然複雜，但條款清晰。它是可預測的，有這樣一個80%你都認同的監管系統，好過今天有一個你100%同意的系統，明天又出現一個你完全不同意的體系。」 萊瑞的媒體部主管對澎湃新聞評價說。
圍繞三文魚養殖建立起的完全產業模式，以及市場及環境的新風險，挪威政府也將目光瞄準海外。美國彭博社9月報道稱，挪威投資者控股的杜拜（阿聯）維京公司正計劃建立「沙漠之國」第一個三文魚養殖項目，目標是到2023年每年向沙特消費者提供多達5000噸的養殖三文魚；而去年3月，阿根廷與挪威簽署了國家水產養殖項目協議，旨在幫助阿根廷南部三文魚產業的發展。
單邊主義影響巨大，
中國是重要積極因素
在人類日益被全球變暖、冰川融化、過度捕撈等生態問題困擾的今天，走過三十年可持續發展之路的挪威漁業顯得更為淡定。不過，在全球貿易單邊主義泛起、海產業競爭越發激烈的背景下，挪威政府不斷強化「內功「的同時，也在積極向全球尋求新的增長點。
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在其發布的「2019全球海產貿易地圖」（World Seafood Map 2019）報告中談到，全球海產品貿易形勢可能受諸多因素影響。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多國貿易關係存在不確定性，貿易摩擦、英國脫歐，新技術（深遠海養殖和陸基養殖）革新，非洲豬流感等問題都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改變行業態勢。
挪威外交部國務秘書Jens Frølich Holte在奧斯陸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隨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泛起、英國脫歐局勢未定，挪威評估認為今天的外交環境越來越艱難。
「挪威一直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匪淺。自二戰後，多邊主義和多邊貿易體系在全球得到了擴張和發展，這種情況對挪威而言非常有利，讓我們可以通過規則和多邊機制與其他國家展開合作。」
但他接著表示，「現在我們看到英國脫歐、各國之間的貿易衝突增多，對於挪威這樣的國家而言，局面會變得更加艱難。挪威是非常開放的經濟，因此我們會密切關注全球正在發生的趨勢。」
「挪威致力於與中國保持並發展穩定的外交關係。」Holte進而強調說。
「2019全球海產貿易地圖」也肯定了中國三文魚市場的巨大潛能。「近五年來，海產品進口國排名沒有發生變化，歐盟、美國和日本依舊排行前三；但中國進口增速迅猛，預計將在不久的將來超過日本，這一增長主要是由於三文魚和貝類的進口量的增加。」該報告寫道。
相關數據顯示，在2016年底中挪關係實現正常化後，挪威海產局將2017年對中國市場的營銷預算從140萬挪威克朗（約合人民幣117萬元）上調至1000萬挪威克朗（約合人民幣837萬元），增加近9倍。
2018年，中國進一步擴大挪威三文魚市場准入，允許南特倫德拉格郡、諾爾蘭郡和特羅姆斯郡的三文魚產區產品進口至中國。得益於此，挪威三文魚對華出口量大幅增長。
據英文版《漁民雜誌》網站今年早些時候報道，今年前6個月是挪威海產品出口歷史上表現最好的半年。據挪威海產局數據，挪威2019年上半年共出口130萬噸海產品，出口總額為512億挪威克朗（約合411.6億人民幣），背後主因為來自歐盟和中國市場的需求增長。
然而，挪威海產出口第一大市場歐洲，政局的劇烈變化給挪威的海產品出口帶來巨大不確定性。
鮑里斯•詹森當選英國首相後，揚言無論是否與歐盟達成協議，都將帶領英國在10月31日前離開歐盟。2018年，英國從挪威進口包括三文魚在內的海產品共計20萬噸，是挪威的第四大市場。
安捷維克日前向澎湃新聞指出，挪威與英國簽有「過渡協議」，即脫歐後一年時間維持既有協議不變，挪威海產品的直接出口影響較小，但非直接出口的海產品將受到較大的影響。
相比之下，作為挪威第三大海產出口市場，中國海鮮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正使其成為挪威三文魚出口商和銷售商的重點目標之一。
安捷維克進一步介紹說，在三文魚之外，挪威也看到了中國消費者對青花魚的需求有所上升。這些趨勢都被視為新的積極信號，在挪威的海產出口版圖中，中國是重要的穩定因素。
挪威青花魚
挪威海產局中國內地及香港地區總監博薇婭介紹說，今年上半年，挪威青花魚對華出口量為14724噸，同比增長63%，達2.37億挪威克朗（約合人民幣1.9億元）。在青花魚的帶動下，遠洋魚類的出口量也呈現顯著增長。
目前，中國與智利、澳大利亞、冰島等三文魚生產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議，允許它們零關稅向中國出口海產。挪威尚沒有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一位奧斯陸資深外交人士9月中旬向澎湃新聞透露，中挪自由貿易協定在多輪談判後，已取得較大積極進展，希望儘快可向外界公布積極消息。
據中國商務部9月16日消息，中國-挪威自由貿易協定第16輪談判9月9至12日在武漢舉行。雙方就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投資、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環境、法律議題、爭端解決、競爭政策、政府採購、電子商務、機構條款等相關議題展開磋商，談判取得積極進展。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