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古代一個獨特的時期，繁榮的經濟狀態與達到高潮的小農經濟，本可以使宋王朝成為東方土地上的唯一核心。
但實際上，自宋室建國以來，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崛起以及自身土地兼并等嚴峻問題，使得宋王朝其實在建國初期就開始面臨較為緊張的內外形勢。
而關於如何調整這個局面，宋王朝其實一直在調整應對方案。自從國家穩定之後關於變法的主張被不止一人所提起。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就是對宋朝變法的一場試探性變革。
而到來第六位統治者宋神宗時期，發生了一場影響非常巨大的變法運動，那就是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是基於宋王朝社會各個方面的積弊問題所展開的變法，其變法目的在於對整個宋朝政治體制的再重塑。而王安石變法本身的前瞻性是很強的，其許多改革思路對今天仍然有重大啟發。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這場改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結，成為了巨大的遺憾。
在王安石之後，各朝名家對他的改革都發表了許多不同的觀點。而至今日，對於王安石的變法改革的歷史觀點仍然存在許多爭議。
那麼，本文著重從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來對王安石變法的失敗進行分析。
首先，先來看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政策——青苗法。宋朝的社會問題多於大多數農民的貧困有很大關係。而解決農民問題就就成為了一個重點，而青苗法本質上也是為了緩解農民借貸壓力所產生的具體補貼辦法。
然而，地主階級與官僚集團關係最為緊密的時期就是宋代，挪用官僚利益而作為補貼資金，導致這個核心政策在一開始就受到了強烈的阻礙。
而這個問題，改革其實沒有充足的後備方式進行調整，於是乎改革的核心政策變成了一種與地方統治階級的主幹力量的長期博弈。而青苗法也在這個局面之下逐步變質，最後青苗法的利息反而逐步增加超過了向地方地主的借貸利息。而也正是這種局限性，成為了王安石變法的重大局限。於是在核心政策的失控下，其餘的配套政策也出現了問題。
其次，王安石的另一項核心政策為保甲法，其實是針對冗兵問題做出的調整政策，是一項具體規範軍事徵集方式的改革。
具體方式為農戶為單位，十家為一保，而保上面又有「大保」「都保」並以這種單位進行徵兵並組織民兵訓練。客觀上減輕了冗兵問題，但缺少農業改革的支持，其實農民問題並未解決，保甲法減輕了國家徵兵負擔，但對於民眾的幫助並不有利，反而縮小了農民的收入。而在保甲法的奏效性甚微的同時，裁軍法等改革措施其應有的效果也就打大折扣了。
但是其實王安石也有過關於制衡地主階級與官僚階級的措施，那就是方田均稅法。這個方案的出現其實對於地主階級的障礙起到了衝擊作用，如果能夠順利實行將會起到一個有利的破局作用。
但是遺憾的是，對天下土地的丈量規劃還是有些過於超前了，除非官僚體制能被真正被全面監督，否則根本無法得到完全沒有問題的天下土地丈量結果。結果這項政策也如同青苗法一樣在地方上遭遇了僵局，而這個僵局的未能打破成為了王安石變法的一大瓶頸。
在這種無法破局的情況下，王安石變法的其他各項大政策也都遇到了各區域統治階級的阻礙，如募役法、免行錢法等等。正是這種局限，使得王安石變法成為了各方統治勢力之間的一場戰略博弈。
其實從這些政策來看，王安石的本質思路在於先解決農村社會的平衡問題，再依靠解決社會問題創造的有利前提來解決國家的軍政問題。但由於社會問題的矛盾本身積累的問題太多，而農村社會信息傳遞與中央政策控制度又太低了，調整這樣局面下的生產關係的難度就連現代改革都是一件重大的難題。
也正是王安石對於這個根本問題的安排不足，導致了急於觸碰社會根本問題的錯誤決定，結果在變法的初期就遇到了鞭長莫及的局面。
於是對底層官僚的徇私舞弊與官僚統治階級的影響力考慮不足，產生了大量反對新法的社會勢力，結果導致保守派的政治力量不斷加強，結果大宋朝的改革之路最終封死。
由此可見社會結構是一切改革的基本目標，而沒能看到自身力量對於社會結構可以做到的最大調整，是一切失敗改革的一大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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