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藏有一幅北宋的傳世名畫，這幅畫便是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寬24.8厘米，長528.7厘米。該畫作是絹本設色，用長卷形式記錄了十二世紀，北宋都城汴梁的城市面貌和當時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
從《清明上河圖》來看，汴梁城內有各種商鋪。小商小販穿梭其中，絡繹不絕，也見證了汴梁的繁華以及北宋城市經濟的真實寫照。
可是真實歷史上，北宋與南宋皆是滅於外族人手中。大家都說，宋朝積貧積弱，各種內憂外患與民生問題凸顯。但為何張擇端所著的《清明上河圖》，卻顯示出了北宋如此繁華的景象呢？
首先，兩宋朝廷「積弱」的觀點是毋庸置疑，但是無論北宋還是南宋，其中央政府並不差錢。因此，宋朝只是「積弱」但不「積貧」。
宋代經濟發展的特點是，趙家皇帝們鼓勵私人多從事商業活動。同時，宋朝民間手工業以及科技極其發達，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皆是於宋朝轉向民用。
由此可見，兩宋已經完成從農業社會向手工業社會的轉變。並且，宋朝以如此孱弱的軍事實力，卻能與西夏、蒙古、契丹、金國等強敵周旋300多年之久，足見宋朝經濟的實力雄厚。
因為宋代經濟發展勢頭非常猛，宋朝每年的財政稅收約6000萬緡（一緡等於一貫）左右，遠遠超過漢、唐、元、明、清等封建朝代的平均稅收。
此外，北宋都城汴梁又是一座名副其實的「不夜城」，雖然人口與面積皆達不到「龍興之地」的長安和洛陽。
而且汴梁擁有十分便利的水運系統，城內汴河、金水河、五丈河貫穿南北。其中的金水河更是穿過北宋皇宮，一直延續到城區，接著穿城而過，連接大運河的水道。
宋太祖趙匡胤之所以將都城置於汴梁，主要還是因為其水路運輸方便。
再結合宋朝文化發達，社會自由，鼓勵私人經商，也讓運輸極其方便的汴梁，通過大運河連接揚州、杭州等地，形成了四通八達的貿易網。
從《清明上河圖》便能看出，汴河兩岸各種商鋪、酒坊、茶肆、瓦舍勾欄不勝枚舉。也因為汴梁城內各條主幹道依水而建，景色優美，交通方便。
小商小販依託繁榮的商業區，紛紛拿出看家本領吸引顧客。
《喻世明言》：「城中酒樓 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欄杆彩畫檐。」
由此向後人展現出了，汴梁城內人群川流不息，繁華景象遠超漢唐的盛景。
然而，汴梁城的繁華景象，卻與宋廷積貧積弱並無任何關係。北宋為了維持政權穩定，每年不斷增加禁軍的數量。
宋仁宗時期，光是北宋禁軍總人數達到125萬之多，單單每年軍費就高達4000-5000萬貫。
宋朝的軍隊分為四種，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是宋朝軍隊的主力，其餘三兵種皆為地方軍，人數與戰鬥力無法與禁軍相比。
橫向比較下，兩宋每年財政稅收也只不過6000萬-6500萬貫。宋廷每年需要將總財政稅收的80%，用來豢養數量龐大的禁軍。因此，宋廷的日子過得還是緊巴巴。
可是宋朝開國之初，便奠定了地緣劣勢，讓這個中原政權被挾裹於西夏、金、蒙古等強敵的壓迫之下。
趙家皇帝們不得不抵禦這些強敵，因而每年便會擴大禁軍的錄取人數，這就形成了死循環，也使得宋朝每年的軍費不斷攀升。
在此情況下，宋氏朝廷只得依靠經濟上的創新，比如對商業，還有海外貿易的扶持。再加上宋朝民間手工業發達，利用這些額外的經濟手段，迫使自身完成從農業向手工業社會的過渡。
只有獲得大量財政收入，才能抵禦周邊強敵，以財換平安。所以說，北宋都城汴梁呈現出如此一派繁華景象，只能代表宋朝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豐富多彩。其實宋廷每年的財政稅收，有很大一部分都被用作軍費。
這還不包括，宋真宗與契丹人簽訂「澶淵之盟」後，北宋每年還要向契丹人交納數額龐大的歲幣以換取和平。
更何況，北宋內部還有「三冗」問題（冗員、冗費、冗兵）。北宋除了每年軍費占總財政稅收大頭，自趙匡胤時期，為了分化武將權力，還特地開闢出了「樞密院」、「中書門下」等機構。
更通俗點來說，由於北宋為了稀釋武將兵權，把原本一個人乾的活，分成3-4個人來完成，期間還有各種隱形支出，這也極大地增加了宋廷財政負擔。
文天祥：「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
另外一點，趙家皇帝們都有些好大喜功。比如，宋真宗興致沖沖地跑去泰山封禪，這可是一筆巨大的支出。宋徽宗趙佶執政時期，整日不理朝政，還美其名曰弄出了「花石綱」制度，這下又鬧的北宋內部爆發多起民間起義。
說這些只是想告訴大家，北宋汴梁的繁華景象，和國家積貧積弱關係不大。
考評一個政權綜合實力，是要從多方面角度來進行剖析，而不是簡簡單單地看某一點，或者是某個城市的發展狀況。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盛產石油的阿聯，其gdp遠高於其他大型國家。7個酋長國首府之一的杜拜，也被稱為沙漠中的奇蹟，更是世界上最具盛名的旅遊勝地之一。
可是有錢不代表綜合實力強，諸如阿聯、伊朗等等石油國的綜合實力，放眼國際上排名並不高。（綜合實力包括全民醫療，社會福利制度，軍事實力，外貿與進口占比等方面）
反觀宋朝每年將大量的財政稅收拿去供養禁軍，還有一堆整天嚷嚷著變法的文官。
陸遊：「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
殊不知，這種畸形的國家制度，只會加劇內部民生問題。誰讓北宋開國之初，便沒有了幽雲十六州，弄得每一任宋朝皇帝，無不膽戰心驚地提防北方部族的入侵。
所以說，宋朝的經濟雖然很發達，但是國家綜合實力並不強，這也具體反映出宋朝「三冗」的尷尬局面，從而導致宋朝軍事的積弱，只能靠賠款割地，來獲取短暫的相安無事。
總的來說，宋朝獨特的市民經濟激發了百業興旺。汴梁靠著漕運發達，從各地運來大量物資。
官僚集團、皇親貴胄、小商小販、普通百姓共同生活在汴梁，激發出這個城市的巨大經濟潛力。
這也是北宋舉傾國之力供應一座城市，促成了汴梁的繁華。
然而，張擇端創作《清明上河圖》這篇巨作的同時，山東、河北一帶，饑寒交迫的農民們正紛紛揭竿起義。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時河北、山東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睏，重以監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飢兵並起為盜。」
因此，我們看到的《清明上河圖》，並不代表著宋朝普通百姓的真正生活水平。這與宋朝獨特的經濟制度，還有地理環境是有密切聯繫的。
大宋富有的只是那些王公貴族，朝堂上的軍機大臣，普通百姓還是要為一日三餐奔波而活。
司馬光《訓儉示康》：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
朱熹：古來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而《清明上河圖》中描繪出汴梁城繁華的背後，乃是無數宋朝百姓的血與淚。正是因為宋朝如此「重商抑農」，讓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
若是能過上安穩的生活，那這些人還會冒著掉腦袋的風險，選擇起義造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