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開國之戰中，湧現出了如徐達、常遇春、傅友德、鄧愈、湯和、李文忠、馮勝、藍玉這樣驍勇善戰的名將。後來雖然家道中落了一批，又被朱元璋殺掉了不少，但在緊接著爆發的靖難之役中，張玉、朱能、丘福、薛祿等人又脫穎而出，形成了大明朝新的將門傳承。尤其是張玉之子張輔，堪稱是永樂、洪熙、宣德、正統這四朝的軍中柱石，南征北戰幾乎無一敗績。
大明朝開國時真稱得上是君明臣賢，兵多將廣
然而隨著仁宣以來的國策由外拓轉向內治，明軍的戰鬥力肉眼可見的出現了下滑。尤其是朱瞻基這個深受朱棣青睞的「好聖孫」，幾乎將永樂時期的對外軍事政策全盤推翻。在宣德年間，明朝在北方的軍事力量不但大踏步的後退，而且兵備開始廢弛，軍屯幾乎全部荒廢，軍隊開始糜爛，邊境幾乎處於不設防的狀態。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年被朱棣玩弄於股掌之間的韃靼和瓦剌等蒙古諸部的勢力才得到了恢復和增長，並很快在土木堡一戰打得大明朝痛徹心扉。
說到土木堡，總是讓人想起朱祁鎮和王振這倆二貨。其實王公公翹辮子了那可是大快人心之事，就算朱祁鎮被抓了俘虜也沒啥大不了的，畢竟還有朱祁鈺嘛。事實上這場慘敗給大明朝造成的最大影響除了讓其精銳部隊全軍覆沒外，就是精英官僚階層也跟著近乎團滅——以英國公張輔為首的52名隨御駕親征的大臣罹難；緊接著在朱祁鎮得以復辟的奪門之變後，于謙、范廣、石亨、石彪等一大批文武官員又受牽連而死，這就使得明朝的軍政人才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斷層。
土木堡一役罹難官員統計——對大明朝來說，這才是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文官還好辦，畢竟有科舉能源源不斷的提供人才，可武將就沒辦法了。畢竟在古代可沒有軍校，想要收穫人才要麼靠殘酷的戰爭淘汰，要麼靠將門傳承。可是經土木一役之後，大明朝的將門基本上算是絕了香火，靠實戰培養又遠水解不了近渴，這可咋辦？
幸虧大明朝命不該絕。既然武將不頂事，那麼就由文官頂上。於是明中「三王」趁勢崛起，其中又以曾三次出塞、兩次遠襲韃靼並最終收復河套地區，且一生經十餘戰幾無敗績的威寧伯王越最為出眾。
01
明太祖朱元璋這人吧，按照我們東北話的說法就是有些「隔路」——意思大概是想法和行為跟正常人不一樣，有點讓人難以理解。所以很多在以前延續了數百甚至上千年的規矩，在老朱眼裡就是廢紙一張，根本就不屑一顧。
老朱要是沒搞出那些腦洞大開的「祖訓」，興許明朝後來也鬧不出那麼多的么蛾子
比如早在西周開始就確立下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制度，到了大明朝就剩下了三等爵（公侯伯）。更讓很多人、尤其是文官無法接受的是，老朱還規定死了文官不得封公侯，最高也就能混個伯爵，而且還是必須在立了軍功的前提下。
所以在唐宋時只要把官做到一定層次就自然而然的公侯等身的情況，在大明朝算是徹底絕了跡。像那些在後世鼎鼎大名的名臣良輔如張居正、李東陽、楊士奇、楊廷和、徐階、劉健啥的，哪怕能把官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想弄個爵位爽一下那就純粹是做夢了。
而且終明一朝，皇帝跟文官的關係都不怎麼融洽，所以歷代朱元璋的子孫都對這條「祖訓」感到很滿意，極少肯為這幫煩人的傢伙破例。因此我翻了半天的資料，找到的在明朝276年間得以封爵的文官僅有區區9人而已。
這其中李善長是趁著老朱還沒立下這條規矩的機會，才得以封爵韓國公；而同為開國功臣的劉基（誠意伯）、汪廣洋（忠勤伯）就只撈到個伯爵；茹嫦（忠誠伯）、楊善（興濟伯）、徐有貞（武功伯）或因馬屁功夫出眾或是站隊正確而立下「從龍之功」，因此讓朱棣和朱祁鎮破例為其封爵；而終大明一朝真正以戰功封伯的，唯有王驥、王越、王守仁三人而已，人稱「三王」：
「文臣封伯，雖前後十人，然以戰功得者僅三人：靖遠伯驥，威寧伯越，新建伯守仁耳。皆王姓，威名皆盛於諸伯，大奇大奇。」（《 皇明奇事述·卷二·三文臣戰功伯爵皆王姓》）
今天我們單來說說王越。
王越，本名王悅，字世昌，大名府浚縣（今河南浚縣）人。不同於宋明時期的大多數書生，王越從小就是個「憤青」，對於兩宋亡於異族之手深感不爽，於是從小就文武兼修，希望日後能報效國家。再加上他天資出眾，不但聖賢書讀得賊溜，而且身強力壯，還是個神箭手，這就為他日後馳騁疆場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因為老王一度名聲臭不可聞，所以連個正經畫像都沒留下，此圖是否為本人也存疑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26歲的王越進士及第得以授官，此後10幾年間一直在各地任職打怪升級，終於干出了一些名聲。天順七年（公元1463年）因大同巡撫出缺，朱祁鎮找不出合適的人選，便接受了內閣學士李賢的舉薦，讓王越頂替。
從此王越便以一介文官之身走上了邊將的道路——在其餘生近4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除了遭貶就是蹲在大明朝的西北邊鎮戍守。即便是在弘治十一年（公元1499年）去世，也是倒在了距離家鄉數千里之遙的甘州（今甘肅張掖）前線。
故此，與之君臣共事時間最長、對王越也最了解的明憲宗朱見深才會留下這樣的感慨：
「或撫臨雲內，或總鎮關西。在邊來往者十二三年，兵民咸沐其惠；與賊攻戰者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殪。計武烈，不減漢朝之衛霍；論文事，無慚宋室之范韓（即范仲淹和韓琦）。」（《王越集·附錄四·王越誥敕第二》）
02
能得到老闆如此高的評價，那是靠王越用一刀一槍拼殺出來的。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韃靼入寇大同，王越率軍阻擊，前後兩戰共斬首54級、生擒24人，將敵擊退。戰後王越因功兼任宣府巡撫。
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韃靼再犯河套，王越率軍赴援，坐鎮榆林指揮各部予敵迎頭痛擊，均取得勝利，韃靼被迫撤軍。
王越與韃靼人廝殺了大半輩子，期間無一敗績
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韃靼萬人侵入延綏，王越命將軍許寧等將其擊退，因功晉升為右副都御史；同年韃靼斡羅出部擾邊，王越與朱永率軍破敵於開荒川，斡羅出負傷逃竄，因功再晉為右都御史。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因在溫天嶺擊敗韃靼軍，王越晉升為左都御史。同年九月，韃靼滿都魯汗及孛羅忽、癿加思蘭等率重兵入寇秦州，王越避敵鋒芒，親率近萬騎晝夜奔襲300餘里殺入韃靼設在紅鹽池的老營。在此戰中，明軍共斬首355級，繳獲牲畜器械無數並焚其帳篷、廬舍，使得韃靼損失慘重，只能撤離河套地區被迫西遷。
此戰為王越的成名之戰，獲得了舉朝上下的高度評價。朱見深因此為王越專設三邊總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鎮兵馬均受其節制，同時加封其為太子少保。即便如此，後來與其有競爭關係的餘子俊仍認為王越賞不酬功，甘願將兵部尚書一職奉上：
「越忘身家，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明憲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七十三·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甲午朔》）
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韃靼亦思馬因犯邊。王越與汪直率京營及大同、宣府兩鎮精兵2萬人頂風冒雪奔襲至威寧海（今內蒙古察哈爾右翼前旗附近），趁敵不備縱兵掩殺，再取大捷。此戰中明軍斬首437級、生擒171人，獲旗纛12面、牲畜6千餘、甲冑器械等萬餘件。
在土木之役後明軍的實力一直未得恢復，因此王越取得的勝利才顯得尤為可貴
因威寧海大捷，戰後王越獲爵威寧伯、賜誥券，加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免二死，食祿一千二百石，允許世襲，並追封三代。
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韃靼從海東山等地入境劫掠，王越再次與汪直、朱永出大同，於黑石崖擊潰敵軍，斬首113級、生擒10人，獲馬729匹、器械6千餘件。戰後得以進拜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
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韃靼入寇延綏等處，王越與汪直調兵赴援，藉助邊牆之利成功大敗敵軍，斬首401級、生擒6人。但此時的王越已經因為汪直之故引發朱見深的不滿，所以戰後僅撈到增祿50石的賞賜。
次年因汪直獲罪，王越被下詔奪爵除名。一直到了16年後的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因「小王子」屢次犯邊攪合得三邊不寧，明孝宗朱佑樘只能再度啟用王越，加封太子太保、總制三邊。次年，王越兵分三路直搗賀蘭山——這個韃靼人的死對頭雖已年逾古稀，但「你大爺還是你大爺」，一路打得韃靼達延汗巴圖蒙克望風而逃。此役明軍累計斬首42級，俘獲馬駝241匹、牛羊及器仗數千。
同年，因宦官李廣獲罪自殺，從來都看王越不順眼的文官們紛紛上書彈劾，指責其為李廣同黨。本就年事已高且傷病累累的王越憂恨交加，終於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公元1499年1月12日）逝世於甘州（今甘肅張掖），享年73歲。
王越墓志銘（局部）。至今王越的名聲仍兩極分化
朱佑樘聞訊後，一改此前對王越不聞不問的態度，特地為其輟朝一日，並追贈太傅，諡號襄敏，還諭令以九壇告祭之。
03
說到王越的這些赫赫功勳，可能有的讀者朋友會不以為然——老王一戰斬首幾百甚至數十就敢腆著張大臉妄稱大捷，還得以戰功封爵。那麼像白起、韓信之流打一仗就能殺敵數萬甚至幾十萬，豈不是得直接封神？
這話貌似說得也沒錯。我統計了一下，王越征戰了大半生，史書中記載斬獲的首級加一塊才1402級，真是韓白拔根腿毛都比他的腰粗……
想在跟游牧民族的戰爭中打出像長平之戰那樣殺人盈野的戰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實事求是的講，上述說法毫無道理。理由有四：
首先是作戰的對象不同。
歷史上一戰殺敵數萬甚至數十萬的戰例，大多發生在中原王朝間的內戰。其得以斬獲甚巨的主要原因一個是地形——中國內地多山地、河湖、丘陵，往往扼守住幾個要點，戰敗的一方就無處可逃，只能任由被勝利者砍腦袋或俘虜；再一個就是交戰雙方的軍種構成比較類似，大多以步兵為主——大家都靠兩條腿跑路，再加上有士氣加持和賞賜刺激，所以砍腦袋或抓俘虜的難度並不太大。
可外戰則不同。中國歷史上的外戰大多發生在北方邊陲，尤其是王越一直為之奮戰的「三邊」，即延綏、寧夏、甘肅等地大多地勢平坦，多草原、荒漠。所以韃靼人一旦戰敗就一鬨而散，簡直是想往哪兒跑就往哪兒跑，明軍堵不勝堵，只能幹瞪眼；更重要的是明軍雖編制有部分騎兵，但主力還是步兵，而韃靼人幾乎全軍都是騎兵，兩條腿哪能跑過四條腿？所以王越逢戰最喜突襲，靠一波流能宰多少算多少，至於乘勝追擊擴大戰果，那純粹是想多了。
其次是韃靼人本身的實力和戰略也限制了王越所能取得的戰果。
歷史上漢唐所面對的作戰對象如匈奴、突厥、吐蕃，尤其是兩宋所面對的契丹、党項、女真和蒙古等對手，其中固然不乏有打進來撈一票就跑的搶劫犯，但主要的作戰目的還是攻城略地，進而奪占中原這塊他們夢寐以求的寶地。因此他們與中原王朝的軍隊作戰，經常會出現正面硬剛的局面，也願意承受比較高的代價。所以當漢唐宋面對這樣的對手時，往往能斬獲較大的戰果，當然一旦打輸了，被砍掉的腦袋也更多。
韃靼人早就沒了祖先的志氣和勇氣，一打就跑，很不好殺
而韃靼人則截然不同。自從元順帝妥懽帖睦爾被老朱攆回塞北老家以後，蒙古人早就沒了「收復失地」的實力和想法。從瓦剌大佬也先發起土木堡之戰到韃靼頭子俺答數度跑到北京周邊「逛吃」，其目的除了搶劫外唯有一個，那就是要求大明朝開放貿易。而這些胸無大志的蒙古人要求大明朝開放出口的最大的「剛需品」，居然是在今天看來毫不起眼的鐵鍋：
「且鐵鍋為虜中炊煮之日用。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摉掠，以得鍋為奇貨……廷臣之議，謂鍋系鐵斤，恐滋虜打造之用，殊未知虜中不能煉炒。生鍋破壞，百計補漏用之，不得巳至以皮貯水煮肉為食，此各邊通丁所具知也。前虜使欲以破鍋換易新鍋，情可知矣。」（《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一十七·為遵奉明旨經畫北虜封貢未妥事宜疏》）
比如被明朝視為奇恥大辱的土木堡之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口鐵鍋引起的血案」——在王振唆使朱祁鎮限制瓦剌人朝貢的規模之前，瓦剌使團曾在一次出使回程中採購了6萬多口鐵鍋，平均一個瓦剌人要背20多口，真真讓人感慨古今擅背鍋者，實莫過於瓦剌人也……
沒得鐵鍋用了，也先就瘋了，直接發兵打斷了大明朝的腰杆子，連朱祁鎮都被抓了俘虜。
不過大明朝的君臣也倔，還是沒完沒了的發動「鐵鍋制裁」，讓這幫可憐的蒙古吃貨沒法好好煮飯。於是這個矛盾無法解決，雙方就沒完沒了打得頭破血流。
為了口鐵鍋，不知搭進去了多少人命
但能為了口鐵鍋拚命的，蒙古也就出了也先這麼一條好漢。韃靼人就覺得能弄到一口寶貴的鐵鍋煮飯吃固然令人開心，但為此付出丟掉腦袋的代價顯然就不怎麼划算了。可想而知打著搶劫鐵鍋為目的的韃靼人的戰鬥意志有多麼的糟糕和不夠堅決，恰恰他們最擅長還不是作戰，而是跑路（就算他們舉世無敵的祖先，也是靠以跑路為主的「風箏戰術」聞名）。所以每逢與明軍作戰，韃靼人有便宜可占就搶得如狼似虎，碰上硬茬子則立馬逃得生龍活虎——面對這種情況還想成千上萬的砍腦袋，別說王越了，就算韓白復生弄不好也得哀嘆「臣妾做不到啊」……
到了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大明朝和韃靼人達成了朝貢互市協議，從此有了鐵鍋煮飯的蒙古人就徹底消停了，直到明亡在雙方的邊境線上基本都保持了和平。
這叫什麼事嘛……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斬首數量並不等同於韃靼人的實際損失。
比如讓王越一戰成名的紅鹽池大捷，就讓蒙古帝國的第三十一任大汗、高貴的黃金家族傳人滿都魯痛徹心扉：
「（滿都魯）大哭，亟來追。越結陣徐行，再設伏敗之。敵始出奔，徙帳兩千里。」（《國榷·卷二十九·明憲宗成化九年》）
這不禁讓人感覺非常奇怪——明軍在此戰中不過斬首355級，怎麼就讓這位蒙古大汗「大哭」，此後還一口氣西逃兩千里，直到23年後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才敢重回河套老家？
土木之役後瓦剌很快衰落，就剩下個韃靼跟明朝瞎攪合
再比如延綏大捷。此戰中王越指揮五路大軍齊出，聲勢造得驚天動地，最後的戰果看上去卻實在有點拿不出手——就斬首401、生擒6。可實際上呢？「然自是無敢復輕犯邊者，延綏軍民頗得息肩雲。」（《明憲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二十八·成化十八年六月戊戌朔》）
這就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韃靼人的實際損失其實遠遠大於明軍的斬首數量。
自古以來中原王朝與有北方游牧民族作戰基本上都是以步制騎，即便是編制有騎兵，不少也是所謂的「騎馬步兵」，即騎馬行軍、下馬作戰。而除了唐之陌刀兵和宋之刀斧手等寥寥無幾的特例外，中原步兵克制遊牧騎兵最大的法寶就是依靠強弓硬弩的遠程打擊（明朝以後又有了火槍火炮）。這就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明軍隔著大老遠射倒了一大片的韃靼人，結果連屍體帶傷員大多被其同袍搶跑了，而且追也追不上，還斬個毛線的首級？
所以除非能將敵軍圍殲，然後還能好整以暇的打掃戰場，否則斬首數量不及殺敵數量的十一，這樣的戰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
再者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抗生素得到廣泛的應用以前，居高不下的戰傷死亡率從來都是讓古今中外的各種軍隊最為頭疼的問題。往往在一場戰鬥中，直接陣亡的只占極少數，大部分的損失都來源於傷口感染引發的各種併發症。尤其是在韃靼人的醫療和衛生狀況極其糟糕的情況下，別看王越打一仗才斬首數百甚至數十，但韃靼人的實際損失可能十倍甚至數十倍於此也不奇怪。
別看王越是進士出身，但實際並不受大明朝的文官集團待見。每逢他出戰，身邊都少不了一大堆的宦官或是文官充當監軍。在這種情況下，他斬首數量不高仍能被認可為大捷，可見其戰功是沒什麼水分的，確實給韃靼人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王越最大的功績就是將韃靼人攆出了河套，讓明朝邊鎮的軍事壓力驟減
最後不得不說的一點則是，王越的戰果極有可能在文官集團的操縱下被縮水了。
這是我猜的，證據嘛則完全沒有。不過大明朝的文官們可是干這種破事的慣犯，其「光榮歷史」在史書中同樣比比皆是。
最著名的的一個證據就是明武宗朱厚照親手打的那場應州之戰。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這位以荒唐聞名的大明皇帝偷偷溜出了京城，跑到陽和衛（今山西陽高）打算找幾個韃靼人打一仗耍耍。結果幾個韃靼人沒找到，倒是碰上了好幾萬。
為首的就是那位曾跟王越交過手的「小王子」（達延汗巴圖孟克）。這貨領著5萬人跑到大同附近打算搶幾口鐵鍋回家煮飯，沒想到迎頭撞上了同樣不怎麼靠譜的朱厚照，倆人大眼瞪小眼的懵了半天，都覺得還是打一架為好。
這一戰雙方累計投入兵力在10萬左右，一共激戰了5天。戰況最激烈的一天乾脆從早打到晚，「戰百餘合」，「乘輿幾陷」（《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二百十五》）——也就是說連受到重兵保護的小照照都差點被韃靼人活捉，然後當成肥羊拉回家過年。
不過小照照也不白給，始終堅守不退，據說還親自出馬手刃一人。在皇帝陛下的鼓舞下，明軍將士悍不畏死、拚命廝殺，最終占不到便宜的韃靼人只好發揮特長，再度一鬨而散。
按照正常邏輯，應州之戰雙方死傷上萬人都得是保守的估計
這樣一場酣暢淋漓的大捷，經文官集團的包裝以後，就成了以下這副模樣：
「是役也，斬虜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明武宗毅皇帝實錄·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話說就算把這麼一大堆人弄到一塊安安靜靜的開個大會，一旦組織不好弄成了踩踏事件估計死傷都不止於此。可以說那些無恥的文官是理直氣壯的將這場規模達到10萬人的戰役性質，定義為一場規模大了點的村民械鬥或是流氓鬥毆，你讓朱厚照上哪兒說理去（小照照被氣得罷朝10日以示抗議）？
文官詆毀應州大捷的初衷，是因為看不慣小照照這個特立獨行的皇帝。王越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他不但以文官之身行武臣之事，成了士林中的「敗類」，而且還與宦官交好，於是屢屢被群起而攻之。只要王越打了勝仗，那些朝中的文官就跟打了雞血一樣把他當棉花彈，再給他的戰果搞搞縮水有啥可奇怪的？就算王越交出了成千上萬顆韃靼人的腦袋，落到白紙黑字後的結果恐怕也跟朱厚照的應州大捷一樣，就剩下了幾十、數百顆。畢竟在數千年的歷史上，無論皇帝還是武將曾砍掉過無數顆文官的腦袋，但從來沒有奪走過他們手中的筆桿子。
04
王越能立下如此殊勛，可真不是光憑老天爺賞飯吃。
儘管他自幼就苦讀兵書，又力大擅射，確實像是個班超、陳湯式的人物，但是他的成功背後，依然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歷史上的文官領軍大多是悲劇，王越是少有的例外
歷史上大規模的文官取代武將行征伐戍守之事始於兩宋。不過在那時候唯有「東華門外唱名方為好男兒」，所以在兩宋只要某個大才子文章能寫得妙筆生花、嘴炮能打得天花亂墜，又湊巧讀過幾本兵書，那麼基本上就算是妥妥的文武全才了，領兵打仗完全不在話下。
典型的例子就像我在上篇文章中講到的張浚（詳見《才不堪任釀成的悲劇——為什麼說張浚的毀宋之「功」不亞於秦檜？》），這樣的所謂「文武全才」除了禍國殃民、害人毀己外，沒有絲毫用處。
而明朝則截然不同。一個文官要想領兵，必須具備起碼的軍事素質。比如于謙，在他還是童生時就非常熱衷於鑽研軍事問題，而且不是像尋常書生僅滿足於「熟讀兵書戰策」，而是更深入的分析研究，積累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再比如王陽明，不僅從小就兵法嫻熟，而且勤練武藝，箭術比職業武官還要高明。
除了這些基本素質，明朝還特別注意對領軍文官的系統性培養，王越就受益於此——在他出任三邊總制之前就是先以御史的身份赴西北督查軍務，然後又以襄理軍務的名義隨撫寧侯朱永遠征塞外。在親身經歷了戰爭的艱難與殘酷，並對實戰經驗進行了總結和領會以後，王越才有機會獨當一面，最終立下赫赫戰功。
故此雖然大明朝自永樂年後名將凋零，但「文帥」卻能及時頂上且屢立戰功，還曾使得明末抗清英雄陳子龍感慨萬千：
「然英、景時則有王驥、于謙；憲、孝時則有韓雍、王越；武、世時則有王守仁、楊一清之屬，大者列五等，小者擁旄節，此皆起家書生者也。」（《兵家言·序》）
這個學習和實踐的過程有多重要？王越可是親筆做過背書的——在回憶錄《襄敏集》中他曾寫到，在親自到西北前線歷練之前，其曾對從軍之事有過許多想法和見解。結果真正在戰場上實地走了一圈之後，王越才發現自己算是白浪費腦細胞了，那些以前想的都是些瞎扯淡的東西，在戰場上除了會壞事外毫無用處。
理論和實踐往往隔著一條巨大的鴻溝，靠想像就能成為名將的，好像就一個趙括
正是有這樣心路歷程的巨大轉折，使得王越殊異於大多數兼任武職的文官。尤其是體現在他不歧視武人，反而樂於與他們接近和交流，並虛心接受正確的意見，真正做到了一視同仁、賞罰公道。故此明軍將士不但願意為他作戰，還會主動獻計獻策。比如在紅鹽池之戰中，王越因遭遇惡劣天氣而萌生退意，幸虧有一老卒及時阻止，才使得他沒有葬送勝機：
「將至，暴風起，塵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蔑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擢為千戶。」《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傳第五十九》
王越能跟普通將士打成一片，從不吝惜錢財賞賜，以至於屢屢被諫官彈劾「用財若流水」。而對於傑出的人才，他也總是大力舉薦，比如楊守隨、佀鍾、屠滽等成化、弘治年間的名臣，王越都當過他們的伯樂。
非常有意思的是，「三王」中另一以軍功得爵新建伯，後來又成為心學祖師爺的王守仁，還是王越的超級「小迷弟」。恰巧小王剛考中進士時正趕上老王去世，還攤上了個替後者修墓的差事，遂成一段佳話：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為贈，適與夢符，遂受之。」（《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二·附錄·年譜》）
05
同是一時豪傑的王守仁與王越自然會惺惺相惜。但可惜當年的絕大多數文官卻不是啥子英雄，自然怎麼看王越怎麼不順眼，逮著機會就得給他找點麻煩。
王越身上最大的污點，毫無疑問的就是所謂的「勾結閹宦」。而他被指勾結的主要對象，就是成化年間最得寵的大宦官汪直。
汪公公其實沒那麼壞，相反還曾為明朝立下過不少功勳
這位汪公公吧，確實是一身的毛病。比如飛揚跋扈，比如肆意弄權，比如還殘害了不少的「忠良」。尤其是他藉助西廠到處替朱見深打探大臣們的小道消息——話說那幫自號忠勤清廉的文官有幾個屁股底下是乾淨的？於是乎紛紛被汪公公弄得灰頭土臉，有不少還被抓起來打爛了屁股，這下還能不對他恨之入骨？於是紛紛搖起筆桿子把汪公公罵了個狗血噴頭，使之在青史中與王振、劉瑾和魏忠賢並列為明朝四大奸宦。
但實事求是的講，汪直並沒有那麼壞，相反這是個性格非常複雜、很難讓人做出判斷的人物。比如說汪直睚眥必報、殘害忠良，那麼楊繼宗、秦紘曾當面得罪過他，甚至直擊其痛處，但汪直卻毫不介懷，反而向朱見深推薦，認為此二人乃直臣、賢臣。再比如汪公公的軍事能力堪稱大明宦官界的扛把子，不但曾向朱見深建議開設武舉，還多次在與韃靼、建州女真的戰鬥中指揮若定，取得大捷。後來文官們合起伙來忽悠朱見深，終於將汪直貶去南京御馬監（王越也隨之被貶往安陸州，即今湖北鍾祥）。結果汪直一走，邊鎮就連遭大敗，連大同都差點丟了。
當然這已經是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的事情了。在此之前汪公公可是御前紅人，在朱見深面前說一句話頂別人一百句。而王越身為一名邊臣，面對複雜嚴酷的軍事形勢，最需要的就是來自後方、尤其是中樞的支持，也就是說必須找個靠得住的靠山。可他能找誰？作為一個讀著聖賢書長大的文人，弄不好在王越的心裡也瞧不起宦官，可是他應該很清楚——若不想突然被從邊鎮撤換掉、不想在前線打得正焦灼時背後再挨上一刀，最好的辦法就是跟正當紅的汪公公搞好關係。畢竟他不是朝中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文官，他的一舉一動都關係到戰爭的成敗，關係到無數人的生死。
就像嘉靖年間的胡宗憲，要不是因為巴結上了嚴嵩父子而受到庇護，還抗個毛線的倭寇？估計早回家啃老窩頭去了。
所謂英雄所見略同——老王和老胡都選擇不要名聲，專干實事
所以自打王越被調到了邊鎮，就千方百計的結交汪公公，這才有了他縱橫沙場、建功立業的機會。後來雖然受到汪直的牽連倒了霉，但等到二次起復以後，王越仍執著的跟「新晉網紅」李廣搭上了線，這才有了直搗賀蘭的一場大捷，也直接造成了他的死亡。
終明一朝，反宦官一直是在文官看來最大的政治正確。但凡有敢違此鐵律者，必被打落塵埃，名聲臭不可聞。
而這，恰恰是王越的原罪。
故此，儘管在他的一生中對大明朝忠心耿耿且戰功赫赫，但仍幾度起落，甚至一度淪落到了要被下獄論罪的地步。然而王越仍「死性不改」，畢竟他自幼年起就「感兩宋之亡，胡虜入侵之恨，時常憤懣於胸」——只要能坐鎮邊關打韃子，他什麼都豁得出去。
王越活著時成天招人煩，那些文官們逮著機會就恨不能將其往死里整。可等到王越真的死了，大明朝的君臣才發現，一個能安保邊疆還能打勝仗的王越是多麼的可貴：
「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死，而將餒卒惰，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傳第五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