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人大財稅研究所首席教授。
2022年4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明確要求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5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要進一步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以保基本民生、穩增長、促消費。目前，我國正經歷奧密克戎疫情，疊加減稅降費政策，財政支出壓力較大。特別國債相比一般國債發行時間更為靈活。通過增發新一輪特別國債來實現財政擴容的呼聲再起。就目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發力空間還有多大，有什麼可能的財政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應用？朱青教授提出了如下觀點。
我國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有必要發力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今年的經濟形勢將面臨「三重壓力」。而最近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常會等多次會議上也都強調，受新一輪疫情和國際形勢變化的「超預期」影響，我國經濟的新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當前的經濟形勢已經十分嚴峻。因此，國家必須出台一些去年年底做計劃時沒有考慮到的財政貨幣政策，用以穩住經濟大盤。而對於發力的著眼點，受國際形勢的影響，未來的出口形勢可能還會繼續惡化；居民收入水平受疫情的影響一直較低，消費也因此保持低迷；穩經濟大盤的重任恐怕還要落在投資的身上。實際上，今年4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也已經提出「要全力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
投資面臨的兩大問題
一是，是否有足夠多的基建項目供「有效投資」；二是，投資資金的來源。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提出可以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所以，第一個問題目前似乎已不是問題。目前主要的問題是，投資資金應該來源於財政還是銀行。回顧歷史，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四萬億」計劃主要由銀行體系出資，但實踐證明此舉容易導致通貨膨脹。例如，2009年M2的增速超過了28%，直接導致2010年和2011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3.3%和5.4%。以史為鑑，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果今年還要通過基建投資拉動經濟，由銀行體系進行資金支持是否有重蹈覆轍的風險？對於通脹控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承諾通貨膨脹率不超過3%，而明年從政治穩定的角度考慮，通貨膨脹率上限也不可能定得過高，所以要搞基建恐怕必須財政拿錢。從財政的「四本預算」來看，一般預算主要是「吃飯財政」，資金量來看不足以支持基本建設投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盤子只有五千多億元，根本不能支撐大規模的基本建設；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儘管有一些結餘，但要專款專用；所以最後的落腳點還是政府性基金預算，即發行專項債為基本建設籌集資金。今年政府性基金預算計劃發行3.65萬億的專項債，發行規模與去年持平，但考慮到去年有大約1.2萬億的專項債收入沒有形成實物工作量，這兩部分加到一起今年大約會有5萬億的專項債資金可用於基本建設，約占去年基建投資規模的35%。今年各方面不利因素「超預期」，所以如果要努力保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5.5%），在基建投資方面不下「重手」恐怕是不行的。這就需要在3.65萬億的基礎上增發地方專項債，至於增發的規模還需要有關部門測算確定。
如何刺激消費
去年居民消費的增速已經降到了近期的最低點，而且還看不到大幅度回升的跡象，這背後的原因主要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收入水平存在制約。2014年以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率總體下降，與此同時，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率也從7.5%降為4%。從各國的經驗看，要持續地拉動經濟增長，居民消費不斷增加應當是最主要的動力。但從2015年開始，我國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一反既往下降態勢，出現了反彈走勢，這對擴大居民消費是十分不利的。所以，當前要解決消費的問題，恐怕還得從矯正收入分配入手，當務之急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水平。這就需要政府出手，通過財政支出向這部分人群轉移收入。政府部門可以考慮通過發放「疫情紓困特別購物券」（有規定的有效期）的方式向城鄉4100萬低保人口轉移一部分收入，這樣既可以增加低收入者的購買力、擴大居民消費，又可以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社會問題。該政策作為疫情期間的紓困計劃，可以暫定為一次性發放，以後可以根據疫情的發展再決定是否延續。這筆紓困資金需要政府財政支持，而從目前一般預算安排來看，各方面的資金都十分緊張，政府如果要向低保人口發放購物券就需要增加債務收入。但如果在一般預算增加債務規模，利息支出就會相應增加，而目前各級政府一般預算的利息支出負擔已經比較重（今年中央預算利息支出已占到總支出的17%），所以可以考慮採用2020年的做法，即讓政府性基金預算髮行特別債券籌集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