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D． Sachs），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中心方案網絡主席。
在拜登以微弱優勢戰勝特朗普近一年後，美國仍行走在刀尖上。存在很多可能的政治結果。其中包括拜登正在尋求的漸進式經濟和政治改革，以及特朗普去年 1 月嘗試過、他和共和黨仍想要追求的顛覆選舉和憲法規則。
很難準確判斷是什麼讓美國病入膏肓，以至於點燃了特朗普運動。是以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分裂美國的無休止的文化戰爭嗎？是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加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嗎？是因為美國全球實力的減弱導致國家痛苦、沮喪和困惑？
所有這些因素都在美國動盪的政治中發揮著作用。然而在我看來，最嚴重的危機是政治性的——美國的政治制度未能像美國憲法所承諾的那樣「促進普遍福利」。在過去的四年里，美國的政治已經成為一種內部人的遊戲，犧牲絕大多數公民，肥了超級富豪和企業遊說團體。
頂層1%和其他人
沃倫·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在 2006 年看到了這場危機的本質。「有階級鬥爭，好吧，」他說，「但這是我的階級，富人階級，在製造戰爭，而我們正在獲勝。」
主戰場在華盛頓。突擊隊是湧入美國國會、聯邦各部門和行政機構的企業說客。彈藥是每年花費在聯邦遊說（2020 年估計為35億美元）和競選捐款（2020 年聯邦選舉中估計為 144億美元）上的數十億美元。支持階級戰爭的宣傳者是由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領導的企業媒體。
近 2500 年前，亞里士多德做出了著名的觀察，好政府可以通過有缺陷的憲法秩序變成壞政府。法治的共和制可能會淪為民粹主義的暴民統治，或由少數腐敗階級組成的寡頭統治，或獨夫暴政。美國面臨此類可能的災難，除非政治制度能夠擺脫企業遊說和富人選戰金融的大規模腐敗。
美國對窮人的階級戰爭並不新鮮，但全面打響始於1970年代初，隨後的 40 年中以殘酷的效率實施。從大蕭條時期 1933 年小羅斯福總統的就職典禮到 1961-68 年的甘迺迪-詹森時期的大約30年里，美國的發展道路大致與戰後西歐仙童，成了一個社會民主國家。收入不平等減少，更多的社會群體，尤其是非裔美國人和婦女，加入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主流。
然後是富人的報復。 1971 年，公司律師劉易斯·鮑威爾 （Lewis Powell） 炮製了一項戰略，扭轉了朝向加強環境監管、工人權利和公平稅收的社會民主趨勢。大企業要反擊了。尼克森總統於 1971 年提名鮑威爾進入美國最高法院，並於次年年初宣誓就職，使他能夠實施他的計劃。
在鮑威爾的推動下，最高法院打開了企業資金參與政治的閘門。在巴克利訴法雷奧案 （Buckley v． Valeo，1976）中，最高法院取消了聯邦對候選人和獨立團體競選支出的限制，認為這違反了言論自由。在波士頓第一國民銀行訴貝洛蒂案 （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otti，1978） 中，鮑威爾撰寫的多數意見宣稱企業用於政治宣傳的支出屬於言論自由，不受支出限制。最高法院對選戰金融限制的猛烈抨擊最終導致了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2010），該案事實上結束了聯邦政治中對企業支出的所有限制。
1981年里根成為總統時，通過為富人減稅、攻擊有組織的勞工和取消環境保護來強化最高法院對普通福利的攻擊。這條軌跡仍然沒有逆轉。
結果，美國在基本的經濟體面、福祉和環境控制方面與歐洲分道揚鑣。歐洲總體上繼續走社會民主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美國則走在一條以政治腐敗、寡頭、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蔑視環境和拒絕限制認為引起的氣候變化為標誌的道路上。
一些數字說明了差異。歐盟政府的收入平均約占 GDP的45%，而美國政府的收入僅占GDP的31%左右。因此，歐洲政府有能力支付普及醫療保健、高等教育、家庭支持和職業培訓的費用，而美國則不能確保提供這些服務。歐洲在世界幸福報告的生活滿意度排名中名列前茅，而美國僅排在第 19 位。 2019 年，歐盟的壽命預期為 81.1 歲，而美國為 78.8 歲（1980年美國壽命預期高於歐盟）。截至 2019 年，西歐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國民收入份額約為 11%，而美國為 18.8%。 2019 年，美國人均排放二氧化碳16.1噸，而歐盟為8.3噸。
簡而言之，美國已成為富人所有、富人所治、富人所享的國家，對它給世界其他地區造成的氣候破壞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由此產生的社會分裂導致絕望的死亡（包括吸毒過量和自殺）、預期壽命下降（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出現）和抑鬱症發病率上升，尤其是在年輕人中。在政治上，這些混亂導致了不同的方向——最不祥方向的是特朗普，他提出了虛假的民粹主義和個人崇拜。服務富人，同時用仇外心理、文化戰爭和強人姿態分散窮人的注意力，這可能是煽動者劇本中最古老的伎倆，但其效果之好仍令人震驚。
強大的阻力
這就是拜登試圖解決的情況，但迄今為止他的成功有限且脆弱。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所有國會共和黨人和人數雖少但具決定性的民主黨人（最著名的是西維吉尼亞州參議員喬·曼欽（Joe Manchin）和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凱爾斯滕·西尼瑪（Kyrsten Sinema））打算阻止對富人和美國公司的任何有意義的增稅，進而阻止建立一個更公平、更環保的社會所迫切需要的聯邦收入增加。他們還阻礙對氣候變化採取果斷行動。
因此，在拜登的第一年即將結束之際，富人仍然掌握著權力，而在公平稅收、增加社會支出、保護投票權和迫切需要的環境保護方面，無不存在障礙。拜登仍然可以勉強贏得一些小勝，然後在未來幾年再接再厲。公眾想要這個。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贊成對富人和公司徵收更高的稅。
然而，拜登在 2021 年的挫折很有可能幫助共和黨人在 2022 年贏得國會一院或兩院的控制權。這將導致至少在 2025 年之前無法實現立法改革，甚至可能預示著在2024年的總統選舉將在共和黨控制州的社會混亂、暴力、媒體宣傳和選民壓制中進行，而特朗普將重新掌權。
美國還沒有回來，至少現在還沒有。 它仍處於克服數十年政治腐敗和社會忽視的痛苦掙扎中。 結果仍然高度不確定，未來幾年的前景對美國和世界都充滿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