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觀念》目前有兩個版本。1943年，柯林武德因病去世，留下4000多頁的手稿。他的學生和朋友諾克斯整理了柯林武德的部分遺稿，於1946年通過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歷史的觀念》一書。這個版本對於柯林武德史學思想的傳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柯林武德研究成為西方思想界，尤其是歷史哲學界的一個重要主題。越來越多的人熟悉了柯林武德的一些重要命題，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並且因此一切的歷史，都是在歷史學家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的思想」。這本書一共分為五編。第一編至第四編，是有關「歷史」這個觀念的歷史；第五編《後論》，則是諾克斯將一些他認為表現了柯林武德史學思想精粹的文章和片斷集中在一起構成的。1993年，柯林武德的部分遺稿重新得以面世，荷蘭歷史學家杜森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歷史的觀念》修訂版。在這個版本中，杜森增加了3篇柯林武德在20年代寫的有關歷史哲學文章，它們分別是《關於歷史哲學的演講》（1926年）、《某某哲學的觀念，特別是歷史哲學的觀念》（1927年）、《歷史哲學綱要》（1928年）。這三篇文章反映了柯林武德在20世紀20年代對歷史哲學和史學思想的反思，後來我們在《歷史的觀念》和《史學原理》里接觸到的許多觀點，都可以在這三篇文章中看到一些最初的思考。

柯林武德倡導一種問題邏輯，他指出，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一種思想為什麼會產生，就需要了解這種思想是想要解決它在產生的情境中面對的什麼問題。一旦我們發現了問題，也就找到了答案。不僅如此，思想史研究還需要進一步了解我們自己的情境，了解我們在進入到思想史研究的場域時已經具有的立場和觀點，只有通過這樣的反思，我們才能更自覺地認識到自己為什麼會以這樣的方式看待歷史中的人物及其思想。

柯林武德說明「歷史」的觀念的發展，意在說明「歷史」的觀念發展到柯林武德階段，將掀開新的一頁，他提供了一種里程碑式的創見。

1930年代，柯林武德了解自己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他希望自己能夠在有生之年完成《史學原理》這部作品。如果說《歷史的觀念》是史，是其計劃的前奏，《史學原理》則是論，是其研究期待的最核心成果。但他去世前並沒有完成《史學原理》，一些遺稿在1990年代被發現後，由威廉·德雷和杜森共同編輯後於1999年出版。

從《歷史的觀念》後論以及《史學原理》中，我們還看到了柯林武德對人、對生活、對世界的看法。柯林武德會不斷地提醒我們，生活中的變化是促使思想誕生的根源，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我們要進行自我反思，不要盲信權威，從而再次強調了古希臘哲人的座右銘，認識你自己，這才是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

他說存在著三個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13歲前接受的教育都來自他的父親，4歲學拉丁文，6歲學希臘文，8歲開始讀康德的《道德形上學原理》，並相信自己的命運就是要服從內心的要求「我必須思考」；9歲時，他已經領悟到自然科學需要在它自身的歷史中去理解，他開始明白，理論是隨著歷史的變遷不斷地修正、更新的。在這個年齡明白這些，的確令人驚奇，它給柯林武德帶來了有關歷史意識的最初萌芽。關注到因時而異，不僅令柯林武德不再相信絕對權威，還使得他逐步領悟到一種自覺的思考是旨在解決某種疑難問題，例如職業畫家在繪畫過程中就是如此。13歲，柯林武德進入拉格比公學後，他幾乎是一位全才，獲得過文學獎、天文獎、音樂理論和音樂創作獎，他有著一種骨子裡的自負，這一點不僅在拉格比公學時表現得令老師生厭，我們也可以在他後來的文章中感受到。

柯林武德進入牛津大學之後，對知識的渴望與攝入也和他自負心理的增長成正比，這使得他在人群中越來越顯得孤僻。他在此期間更多地受到格林學派的影響，這是一個深受歐洲大陸哲學思想，尤其是黑格爾思想影響的學派。柯林武德的兩位好朋友是格林學派的後繼者，當實在論者們（realists）為了捍衛本土思想而將格林學派稱為「觀念論」（idealism）進行抨擊時，柯林武德也開始對實在論有所保留，並逐漸發展成一位實在論的堅定批判者。這在《歷史的觀念》中表現得特別突出。在自傳中，柯林武德對實在論的代表約翰·威爾遜進行了無情的嘲諷，由此我們能夠知道，柯林武德從來不願做個老好人，或當一位沉默者，他奉行必須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樣一個原則，在許多學術場合和領域中，從來不會掩飾自己的好惡和學術觀點上的偏好。例如，他會在《某某哲學的觀念，特別是歷史哲學的觀念》結尾處似乎漫不經心地來諷刺一下他認為可能不能正確理解他的讀者：「如果有人因為我現在或以後沒有給歷史做出任何定義而反對我，我不會表示歉意。如果這種忽略真的令他困惑不解，我的回答是，只可能有兩個原因造成他的困惑：要麼是他缺少足夠的歷史研究經驗把我的評論與他的個人經驗連接起來，因而完全誤解了我，認為我是在討論一個經驗的觀念而不是先驗的觀念；要麼是他不懂英語，不過是在語言上遇到了困難。」

柯林武德也是一位優秀的考古學家，他善於從實踐中提煉出認識的一般方法。少年時期他在古典學方面的專長令他長大後有能力成為羅馬不列顛考古領域的權威。在考古發掘中，對於實物作用的設疑，給柯林武德帶來了研究方法上的啟發。他開始認識到，除非提出一個問題，否則我們什麼也發現不了。他在實踐中獲取真知，領悟到培根和笛卡爾曾經闡明的道理：知識僅僅來自對問題的解答。這構成了他「問答邏輯」的雛形，最終，柯林武德認識到，完整的認知是由問答的結合構成的，而問答邏輯也成了他用來檢驗認識理論的實驗室。

柯林武德還是一位充滿著激情和正義感的人。當納粹在歐洲上台構成一種對英國式民主或歐洲大陸式自由的威脅時，柯林武德放下手中原有的研究計劃寫作了《新利維坦》。這是柯林武德為自己所理解的民主和自由觀念進行辯護的一部書，其中充滿了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曾有一本著作名為《利維坦》，在其中，他說利維坦是一個巨獸，它叫作國家，是一個人工製造的人，比自然人體型更壯力量更強。柯林武德認為，現在這個巨獸處在一個新的情境中，需要我們更新對它的認識。柯林武德對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猖獗十分不滿，認為這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的勝利，為此他要積極地與之鬥爭。我們在柯林武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強調行動、實踐是其思想中的重要一環。

柯林武德始終在追求著言行一致，以此作為自身思想的活的例證。他曾經在《自傳》中專門談到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問題。就這個問題，他說存在著三個柯林武德。第一個柯林武德通過哲學認識到理論與實踐的分離是虛假的；第二個柯林武德在日常生活中習慣於將二者分離，過著職業思想家的生活；第三個柯林武德是一位行動者，為了調和自己在哲學上強調實踐，而在生活習慣上滿足於離群索居，柯林武德選擇到地方上為考古協會作演講，以此喚起聽眾對歷史研究的熱情。柯林武德不欣賞馬克思的哲學，但他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實踐的哲學家，是一位鬥士，是第三個柯林武德所欽佩的人。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6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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