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科學：推動主流經濟學認知革命 | 社會科學報
▋海外觀點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促使人們重視心理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此後，行為經濟學一度成為熱門，但由於經濟學家對變革的牴觸，經濟形勢所急需的認知革命一直未能完成。今年矽谷銀行倒閉等引發的一系列持續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學界對經濟學研究的反思。近日，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安塔拉·哈達爾（Antara Haldar）在《評論彙編》刊文《重新審視經濟學中的行為革命》（Revisiting the Behavior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s）探討了該問題。
原文：行為科學：推動主流經濟學認知革命
編譯 | 李彥文
圖片 |網絡
行為經濟學一度成為熱門
2008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理察·塞勒（Richard Thaler）和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出版了他們的著作《助推》（Nudge），該書普及了這樣一種觀點， 經濟決策如同一座建築物，細微的設計變化（助推物）可以影響我們的行為。
這本書轟動一時，標誌著一道知識的分水嶺。但在這本書出版15年後，問題依然存在： 行為經濟學是否如其宣傳的那樣是靈丹妙藥？塞勒和桑斯坦的論文基於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研究和見解，他們之前在《史丹福法律評論》（Stanford Law Review）上發表的一篇與克里斯汀·喬爾斯（Christine Jolls）為共同作者的文章，將這些研究和見解應用於法律和經濟學領域。雖然這篇論文是有史以來被引用最多的法律評論文章之一，但在該學科之外，它幾乎不為人知。
但在《助推》出版後，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行為經濟學突然成為主流，塞勒和桑斯坦也因此爆火成為明星經濟學家。塞勒於201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歐巴馬政府聘請桑斯坦擔任白宮信息和監管事務辦公室主任，該書的成果轉化為政策，在全球催生了200多個「助推單位」。
備受讚譽的作家麥可·劉易斯（Michael Lewis）的《點球成金》（Moneyball）和《大空頭》（The Big Short）進一步激發了人們對行為科學的興趣。《大空頭》被改編成電影，塞勒還在裡面客串。 在短短的幾年裡，行為經濟學從縫隙專業化變成了文化現象。除了熱度，行為學的突破還預示著一場全面的認知革命，從根本上改變那些有價值的知識來源。行為經濟學家特彆強調除了計量經濟學分析之外，心理因素在理解經濟制度如何運作方面的重要性。
更多影響著微觀經濟學
行為科學與關注個體行為者決策行動的微觀經濟學的結合，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消費者和企業本身的認知和偏見可能導致他們的行為偏離理性的經濟模型。如今，大多數主要大學都將行為經濟學納入了它們的課程，大多數主流教科書都引用了行為學的方法，即使有些輕描淡寫。此外，行為經濟學揭露了長期盛行的理性行為主體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擴大了研究視角，如恩斯特·費爾（Ernst Fehr）關於「強勁互惠」的研究，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的敘事經濟學，以及內森·納恩（Nathan Nunn）關於文化經濟學的研究。
但微觀經濟學之外，行為革命的影響仍然不大。許多學者仍然對將心理學見解納入經濟學持懷疑態度，因為經濟學經常以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為藍本。心理學中廣泛傳播的複製危機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懷疑。
宏觀經濟學家研究經濟的總體功能，探索產出、通貨膨脹、匯率、貨幣和財政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行為趨勢，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對行為因素的漠不關心似乎反映了這樣一種理念，即 個人癖好是平衡的，而行為經濟學家所認定的偏離理性的古怪偏好註定會相互抵消。這種理念的直接含義為，基於價值最大化行為的定量分析無需改進，例如主導決策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然而，這些假設的有效性仍然不確定。
在銀行業危機期間，比如2008年的大衰退，或者今年矽谷銀行倒閉引發的持續危機，經濟參與者——尤其是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反應似乎是由從眾心理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所說的「動物精神」驅動的。
讓經濟學深入人類心理
正如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指出的那樣， 即使沒有金融恐慌，「預測一般人對一般人的看法」也充滿了錯誤和不確定性。但是，儘管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一直主張行為宏觀經濟學應考慮「認知偏見、互惠、公平、羊群效應和社會地位」，但宏觀經濟理論的現實基礎仍然不穩固，通過網絡分析等工具幫助我們系統化對傳染型現象的理解所能觸及的範圍仍然有限。
經濟學對行為科學的抵制有著深刻的根源。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該領域指出了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範式的異數，比如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對公地悲劇提出的解決方案，以及阿克洛夫、麥可·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幾位諾獎獲得者對信息不對稱的研究。與此同時，經濟學家拒絕更新經濟學的核心假設。這種狀況好比一個帝國政府聲稱要在其殖民地維護法治。 經濟學家們通過允許範式外圍的壓力有限度地釋放，成功地阻止了可能破壞整個體系的重大變化。與此同時，主流經濟模式的核心原則基本沒有改變。
為了讓經濟學能夠反映人類行為，遑論影響人類行為，這門學科必須積極深入人類心理。但是，隨著新古典主義理論呈現越來越多的異數，後續每一次突破都會成為對該領域既定範式合理存在的挑戰，破壞了該理論的簡約特徵，而簡約正是該理論的迷人之處，也是其權威性的源泉。行為經濟學家將他們的干預限制在「助推」的範疇，希望這樣可以使自己與這門學科保持一致。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帶來了一場重視收視率的「為電視製作」而生的革命。吉爾·斯科特-赫倫（Gil Scott-Heron）提醒我們，真實的事情不會在電視上播出。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4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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